何家栋是五七难友中最具悲剧色彩的思想家。
他的一生是备受煎熬的一生，但他从来没有在灾难面前放弃自己的尊严。他所表现的崇高品格和所写的大量文章，是他给社会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他以敏锐而清晰的洞察力，对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验，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进行了独立的思考，积累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对当代社会极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理论成果。在他多数是用笔名所写的文章和同友人的通信中，闪烁着无数智慧的火花。但在文化专制主义的严酷管制之下，广大民众无缘分享他所创造的这些精神财富，从中受到启迪和教育。对于一个思想先行者来说，不能使自己思考所得的新认识新见解开花结果，充分发挥启蒙大众的作用——这种无奈和失落是非常痛苦的。2006年，何家栋在发现自己已经进入肺癌晚期、治疗无望后，曾在住院时对他的夫人陈蓓说：“这些年来，我化名写过一些文章，不但子女没有看过，连你也没有看过，为了让大家理解我，可以自费出书，送亲友看看。”
为了实现他的这个愿望，他的几位中青年朋友把他晚年的著作收集起来，编成《何家栋文集》，让他能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见到自己的著作问世，同时，也是为了帮助许多正在寻求真理的民众，能从他的真知灼见里获得教益。经过朋友们和印刷厂工人的努力，这部两卷本的《何家栋文集》终于在他弥留之际全部印刷装订完成。令人遗憾而极感气愤的是，就在这个时候，2006年10月15日夜里，国家专政机构竟派人闯进印刷厂搜查，将刚印好的《何家栋文集》全部没收，一本也没有留下。十几小时后，16日中午，何家栋就离开了人世。他在停止呼吸、闭上双眼之前，没有能够看到自己的著作，专政机构剥夺了他的这个实现最后希望的机会。这个丧失人性的政府行为，构成了何家栋悲剧人生的最后一幕。
但是，这个最后一幕还没有拉上帷幕，专政群丑就又为它添上一个尾声。17日凌晨，离何家栋去世只有十几个小时，北京市安全局的一伙男女敲开《何家栋文集》编者丁东等人的家，不但把他们带走（夜晚才被放回），而且在家中大肆搜抄，不但书架、抽屉翻了个遍，连被褥、衣橱、厨房、厕所也不放过。最后抄走了电脑和许多书籍、信件、资料、文稿，扬长而去。
违反宪法、践踏人权的专政机器，又一次地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文化专制主义如此敌视何家栋的思想，不但查抄他的著作，连为他编文集的人都要加以迫害，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何家栋的思想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往事微痕》的编者决定在何家栋去世三周年之际选编一期“何家栋专辑”，传播这位五七难友生前的思想，使难友们和追求真理的广大民众有机会从他的睿智的论说中吸取精神营养。我非常支持这个明智的决定，并承诺为这个专辑写一篇序言。但我还没有动手，就陆续听到《往事微痕》进一步被查禁的消息：继我发表《收缴“往事微痕”为哪般？》之后，又发现《往事微痕》已经被列入邮局拒绝收寄的黑名单；接着，刚在印刷厂印好的第31、32两辑《往事微痕》，又被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动用搬家公司的车子全部拉走。
文化专制主义要把《往事微痕》斩尽杀绝的暴行，更使我感到印发“何家栋专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目前文稿齐备，只待序言，我不得不在感冒未愈、清涕长流的情况下，起而奋笔，写下这篇序言。
处在卑劣阴影下的高尚品格
何家栋1938年15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赤胆忠心，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但他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这个党的信任和重用。1939年，他参加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专事破坏日寇的铁路、列车、桥梁。他的伙伴们都参加共产党了，唯独他入不了党，为什么呢？原来，有一次，一位共产党员同他谈起统战工作，那位党员说，统战工作“就是借政府名义，发展抗日力量”。何家栋应声说：“我明白了，统战统战，借窝下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统暗战，这不道德。”因此，他被认为反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长期被关在党的门外，直到1945年才入党。
这个事实，典型地反映出何家栋投身革命后的矛盾所在。他认定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建设新中国，都是高尚的、值得献身的事业，但他容不得违背传统道德、不仁不义的政策和措施；他愿意为这个事业奋斗终生，却绝不放弃为人的尊严和品格。在这个往往以崇高掩盖着卑劣的队伍里，他虽然襟怀坦白，志存高远，却也不能不承受卑劣的冷箭。
1949年，何家栋在工人日报社工作时被任命为工务科长兼印刷厂厂长。经过他的着意经营，印刷厂扭亏为赢，又办起了出版社，他成为实际上主持出版社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出版社的业务蒸蒸日上，买了工厂，盖了大楼。1951年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了，在毛泽东的严令催逼下，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所有接触钱款物资的人员，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老虎”。当时有所谓“山高林密，必有老虎”之语，贪污一亿元以上为大老虎，五千万元以上为中老虎，一千万元以上为小老虎（这是当时的币值，相当于后来的一万元、五千元、一千元）。何家栋经手过大批钱财，在劫难逃，也被打成“大老虎”。后来虽然查清他没有贪污，但又被人密告有“叛徒”、“国民党特务”的嫌疑。根据是他1940年在天水行营交通队，以上尉政训员的身份，承担共产党的秘密联络任务，被国民党的特别党部逮捕审讯，经地下党营救获释。1941年在129师太岳军区文工团工作时遭遇日军大扫荡，被捕后押往山西侯马做苦力，八个月后经他父亲保释到天津。他在天津结识了一批爱国青年，1943年他们13人相约投奔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因为没有组织介绍，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为首者被枪毙（此人是皖南事变时幸免于难的新四军宣传干事），其他青年都被驱逐出境。这些历史旧案继三反运动之后被翻了出来，明显地具有排斥异己的性质，结果何家栋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后来经过调查，不但所谓“国民党特务”纯属子虚乌有，而且查出何家栋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斗争的事迹。既然这样，就应该恢复他的党籍了吧，但没有。支部书记让他写申请，他拒绝了。他的理由很充分：你们既然查出当时搞错了，就应该主动改正错误，为什么要我申请。因此，他被认为目无组织、对党摆架子，结果继续被关在党的门外。
这就是何家栋其人的精神特色。当他必须在屈辱和人格尊严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即使是面对党籍这样重大的问题，他宁可放弃党籍也要保持个人的尊严，不愿以接受屈辱来换取党籍。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太大，他是失败者。但是，他所遵循的道德标准和他所做出的是非选择，却表现出他的崇高品格。他以崇高应对卑劣，高傲地屹立在道德制高点上，为社会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中华儿女的心头，崇高永远是卑劣的胜利者。
领导职务被撤销后，何家栋被下放到校对科做设计版式之类的具体工作。但是，即使是站在党门之外，这个党的共产主义理念却始终在冲击着他。他时刻想着怎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他当时的处境却限制着他的愿望的实现。他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争取。当他看到报纸上介绍吴运鐸的事迹，又听说吴运鐸正在人民大学学习，便萌发了要把他的思想和精神写出来广为宣传的念头。何家栋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人民大学采访吴运鐸，写出了《把一切献给党》。这本既没有列入计划，也未经领导批准的小书，出版后的几个月里就发行几百万册，风靡全国。他因此被任命为出版社新成立的文艺编辑室的副主任。接着，他又写出《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畅销一时的革命传记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何家栋完全抛开加之于他个人的屈辱，怀着满腔热情去描述吴运鐸、赵一曼、方志敏等人为崇高理念而不避危难、不惜牺牲的英雄行为，展示出共产主义教义同人性的美好一面相结合所产生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胡耀邦看到《我的一家》的校样，赞不绝口，马上批示《中国青年报》连载。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前那个弥漫着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社会蒸蒸日上的条件下，何家栋的这些炽烈如火、扣人心弦的著作风靡一时，成为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与传诵的话题。鲍彤在何家栋逝世后曾指出：“当时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包括现在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哪一位没有受过《把一切献给党》和《我的一家》的洗礼？哪一位没有为《赵一曼》和《方志敏的战斗一生》而感奋？”
在这个历史事件里，充满着强烈的嘲讽。它不仅在于这些宣传共产主义理念、弘扬共产主义者崇高精神的著作，出自一个被开除党籍、又拒不通过申请来恢复党籍的小人物；而且，这些书籍是以无名作者的形式出现的，何家栋被剥夺了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的权利。这种以卑劣玷污崇高的伎俩，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些著作为出版社带来一笔又一笔不菲的利润，不断提高着出版社的声誉；从大的方面来说，何家栋为共产主义的宣传立下了当时无人企及的巨大功勋。他应该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模范，应该提倡人们向他学习；应该获得与他的劳动相称的物质鼓励。如果换了一个人，也许有可能名利双收，但何家栋却没有获得任何报酬，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这是何等的不公正！
对他的不公正远不止如此。就在他的著作教育着、影响着广大青年的时候，他竟因为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等书而被划为右派分子。请看，一个怀着崇高理念来宣传共产主义精神，对党对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居然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岂止是不公正，而且是无比荒唐！无比卑劣！
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何家栋虽然没有党籍可以开除，工资却被降了四级，但他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工作上。1958年，他被指定帮助李建彤编写《刘志丹》一书。书还没有出版，就因为毛泽东在1962年认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何家栋竟也成了“习贾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审几年后，他在1965年被遣送到山东武成县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大的灾难落到了他的头上，除他本人被揪回北京批斗，关进牛棚（后被送回山东）外，大儿子被造反派打成内伤，死在医院里；接着，次子又因绝望而自杀。
1979年右派问题被“改正”后，随着《刘志丹》一案的平反，何家栋恢复了党籍，不久被任命为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恢复党籍后的何家栋，虽然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已经逐渐消退，但为社会服务的志向却更加坚定了。他为自己的定位是做一个“发现者”。刘宾雁曾希望他去当记者，他说：“我的兴趣是做发现者，不是做干预者。至于发现的是流星还是行星，或者不过是一团鬼火，对我并不重要，因为我从不指望登上哪个星球，或蒙受它的光耀。发现，是一种乐趣，人在发现过程中得到满足，纵使一错再错，也会乐此不疲。”
怀着作为一个发现者的意愿，何家栋在1983年、1984年先后创办了《人生》月刊和《开拓》文学杂志。但他的壮志未酬，就因为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再次遭到整肃。
作为人梯的发现者和干预者
1985年离休后，何家栋为自己开辟了全新的活动领域，在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也实现了成为一个发现者的愿望，提升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离休当年，他就应一些青年之邀，担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为青年们挡风解困；1987年，他被聘为主要由青年活动分子构成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并创办《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担任主编；1988年出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1993年任《战略与管理》双月刊顾问；2004年还充当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创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的法人代表。在这些活动中，他发现了、结识了许多才智出众、忧国忧民的优秀青年，同他们心气相通，配合默契，把这些事业办得生气勃勃、轰轰烈烈。以《经济学周报》为例，据陈子明在《怀念老何》一文中介绍，1988年《经济学周报》因负债经营，面临危机，何家栋应邀参加改组，出任总编辑。报社明确实行总编负责制，由何家栋主持全面工作。何家栋再一次表现出他的出色才能，使周报不仅起死回生，而且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引领时代风骚的舆论先锋。胡耀邦逝世前曾委托夫人李昭代他写信，称赞“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他祝愿周报“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1989年因胡耀邦去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和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迫使何家栋实现了从“发现者”到“干预者”的转变。李鹏宣布戒严后，何家栋和《经济学周报》的副总编罗点点奔波于许多老干部和元老遗孀之间，动员他们声援学生。他们的努力，促成了王平、叶飞、张爱萍、肖克、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李聚奎等上将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和中央军委，“请求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在北京实行戒严”。何家栋还和另一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多次往返于广场上的大学生和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之间，为他们建立联系渠道，并由高瑜执笔代学生起草致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召开紧急会议，打破僵局。血案发生后，有些学生被学校开除，无家可归，何家栋千方百计地为他们介绍工作，有的还住进了何家栋家里。在这个标志着历史转折的时代风云里，何家栋和他的青年朋友们所展现的历史责任感，将永远镌刻在民众的记忆里，激励着他们，鞭策着他们。
在同青年朋友的交往中，何家栋以诚挚热烈的情怀，甘为人梯，为他们创造条件，开路搭桥，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陈子明1991年被判刑13年，何家栋鼓励他潜心研究写作，并且进行了十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不但帮他确定文章的主题和内容，提供有关的资料，而且在文章完成后定题定稿，设法送到报刊上发表，连发表时的许多笔名也是何家栋代起的。陈子明说，他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都是我与老何合作的结晶”。
不止是陈子明，许多崭露头角的青年在成长过程中也得到了何家栋的扶持和帮助。我们可以从一些青年对他的评价里，看出何家栋在他们思想上的地位和分量：
“何老完全超脱了个人的苦难”,“从来不曾对自己的际遇有过任何抱怨。他思考的是整个民族的苦难，再从苦难中反思整个民族，也反思自己。反思得那样痛苦，那样彻底。在反思之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就了一个新的何家栋，决绝的何家栋，勇敢的何家栋。”“从苦难中腾飞，在烈火中永生。何老的人生就是这样：悲惨而壮烈。”（笑蜀）
“何家栋先生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思想的生产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人为参照的精神文明史。”“他在早年抒写了人的崇高美好一面之后，在晚年找回了人的本质，找回了火炬。”他的文章“是金石檄文，是黄钟大吕，是大海潮，是狮子吼，是大光明。”“命运从来没有给过他机会，但他功德圆满。”（余世存）
“何老的思想很彻底，但立场的超越性和思想的彻底性又是同对可操作性的现实考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我们同样尊重的一批老人中，何老的思考是最深刻、彻底的，理论性也是最强的。”（肖雪慧）
“老何是至情至性、童心不灭的真人。真人，就是不虚伪，也似乎不懂得虚伪，待人坦诚、善意和慷慨。”他是“具有崇高境界和胸怀的人，历尽艰辛，饱受磨难，但只要道义所在，立即义无反顾，慷慨赴难，深知人情险峻世态炎凉，但对别人永远有火热的心。”“老何是仁者”，“是智者”，“与老何共事，是人生一大幸事。”（王军涛）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最大限度地发出人性中善良高尚的光辉，照耀自己的周围以至于整个社会，是一个很难企及的境界。何家栋以他的真诚、宽厚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攀登上了这个人性和道德的高峰。他多次自嘲“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但恰恰是他，既继承了、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清高品格，又确立了、保持了现代公民对于个人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历史责任感。他的崇高品格和奉献精神，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在这个充溢着拜金主义的社会里，它就像暗夜的明灯，向我们昭示着人生的价值和使命所在，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应当大力弘扬他的崇高品格和奉献精神，使后人了解、继承、分享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吸取营养，摆脱物欲横流的阴影，寻求可以实现自己最大人生价值的坐标，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应有贡献。
有待开发的思想资源
除了真诚奉献、埋头苦干、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刻苦学习、清廉自守、扶掖后进、甘为人梯等高尚品格的范例外，何家栋通过反思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验所得出的思想理论成果，是他留给后人的更丰厚的精神财富。仅在本期《往事微痕》所选辑的很少几篇文章（只是两卷本《何家栋文集》的十分之一）里，就有很多独到的精彩论述。如在2003年所写的关于道统、政统、学统的分析中，他指出：由思想家构成的道统，其重要性还在由政治家构成的政统之上；所谓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以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为主链的“新道统”，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所以，何家栋用大量文字缕述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主要政治思想观点，从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见解，到胡适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顾准对近代世界文明主流的辨识，李慎之为作为全球价值的自由民主和公民启蒙的大声疾呼，描画出二十世纪新道统的“统系和精粹”。何家栋通过对前贤的思想学术的绍介，为后人启示了构成新的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的途径，指出了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那就是贯串于前贤们思想学术之中的民主、宪政和自由主义。中国当代和今后几代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握这个新道统，才能有所作为。
一年之后，何家栋在为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在继续肯定民主的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妥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说：民主是“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民主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机制，就像空气、水分和阳光，都是生命赖以存在的要素。”民主是“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米尼奇克认为，民主是灰色的，而灰色是美丽的。”何家栋则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得到的是共同需要的东西，而将各自不想要的东西搁置一边，因为妥协各方都是胜利者，没有失败者。”妥协需要宽容，需要和解，需要平等对话，需要“对对手的理解与信任”，而不需要暴力。他引用米奇尼克在《狱中书简》里的话说：“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因为，“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何家栋在序言里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思想：“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多么深刻！可又多么通俗！
在何家栋的文章里，还有许多高瞻远瞩、涵义丰富，但还没有深入展开论述的思想，如：“正是共产党败坏了共产主义，使人成为无信仰的败类”；“共产党不现代化，任何现代化都是没有意义的”；“我看共产党要自救，最好的办法是分裂”；马克思的学说的第四个来源是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即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没有真正的改革派”；“中国人正经历着一场情感危机，一场比社会危机还要深刻的危机”；“旧民主革命是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新民主革命是阿Q不许假洋鬼子（知识分子）革命”；“离开自由、民主、人权，……就要血流成河”；“他（刘亚洲）的‘西进战略’是不是在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党政合一，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本质相同”；等等。何家栋的这些观点，都很有启发意义。这是一个蕴藏着丰富思想资源的宝矿，值得后人进一步深入开掘。在这篇序言里，我想对其中的两个问题，即社会上关注比较少的“西进战略”和共产党的分裂问题，多做些介绍和分析，以资朋友们探讨参考。我在2006年8月6日到何家栋的家里看望他，两人畅谈了两个多钟头，他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两个问题。
西进战略
所谓“西进战略”，指的是主张把我们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从东部转向西部，开发新疆、西藏，结好中东诸国。刘亚洲在2004年10月写的《西部论》这本三万多字的小册子里指出：美国现在的全球战略，是“控制世界中心”，“世界中心正好在中东”，“西起埃及，东至阿富汗，北到巴尔干的广袤地区。这儿是八千年历史的靶心，这儿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伟大的征服者都把目光投向这里。”“今天，中国需要腹地，美国需要中心。”我们的腹地在哪里？刘亚洲说：“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西部是中华崛起的必由之路。西部有了底气，东部才能拼得起。”“中国的战略重点就在西部。经略西部，西向以争天下，此为战略制高点。”
在《关于刘亚洲战略思维的问答》里，何家栋说：“刘亚洲主张建立西部经济特区，打通欧亚大陆桥，是个好主意。”“欧亚大陆桥，一字长蛇阵，击首则尾动，击尾则首动，你顾头还是顾尾？你在进攻中防御，我在防御中进攻，仗也许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刘亚洲似乎是用文艺创作手法演绎政治问题，以形象思维代替理性分析。它有助于煽情，却无助于思考。我猜想，他的‘西进战略’是不是在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话里有褒有贬。在8月6日和我谈话时，他一再微笑着说起刘亚洲的许多文章，既有文人的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色彩，又有军人的威武剽悍、咄咄逼人的气质。我从他的话里，感受到一位慈祥宽厚的长者对后起之秀的爱护和赞赏。
何家栋和刘亚洲虽然在“西进战略”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的看法，但思考的出发点却有很大不同。刘亚洲的西进，着眼于“应对美国的战略措施”。他认为，面对“美国抢占世界中心”，要“以进攻的姿态，构筑对美国的第一道战略防线”，“西向以争天下”。使人感到有点要崛起与美国争霸的味道。何家栋则有所不同。他说：“我们设想的西进战略，不是去争夺，而是去合作；不是去对抗，而是去和解。进入中亚是为了‘入欧’，不是‘脱亚入欧’，而是‘引亚入欧’。”不过，何家栋虽然不欣赏刘亚洲的霸气，但也同意他的机会难得的说法：“刘亚洲说机遇易得而机会难求，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百年不遇的机遇，我们岂可错过。‘先下手为强’，刘亚洲的确找到了战略感觉。”
刘亚洲说：“我不认为美国在围堵中国，但中国现在的确被结结实实地包围着。”要实现有些人说的“战略突围”，“只能选择西部”，如苏联解体后中亚那些被唤作“斯坦”的国家，“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一个国家如果在自己国境线外没有一点战略纵深，就只有被动挨打。”何家栋也认为，在全球化的大环境里，中亚地区是我们可以大展身手的宝地。严格说来，这是一些还没有很好开发的国家，他们需要帮助，需要扶持。我们进去，促使他们加快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建立起友好睦邻的关系，构成我们境外的战略纵深。这是一个双赢的前景，大家都是胜利者。
他们两人都认为，为了打开西进的局面，当务之急是开发西部腹地。刘亚洲说，新世纪中国的战略侧重点应该是“东缓西急”，“台湾与大陆同种同族同文化，即使出了问题，将来也会回来。新疆和西藏是多民族，一旦出去，回来的可能性甚微。”何家栋也认为：“东隅台湾如一个小秤砣，只起牵制作用，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桑榆之地，则是泰山压顶，雷霆万钧。”他对我说：台湾问题早晚会解决，时间拖长一点没有关系，我们等得起；新疆、西藏的问题却迫在眉睫。这两个自治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也有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我们管理的专制性和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的偏差，维藏两大民族对我们积怨很深。这是两颗定时炸弹，如果不赶快拆除引信，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
在西藏和新疆之间，何家栋和刘亚洲都认为新疆问题更为迫切。刘亚洲说：“开发西部首先要开发新疆”，“新疆的事情办好了，中国的事情就办好了一小半。”何家栋则通过分析两大民族的差异，得出新疆问题更加严峻的结论。他说：西藏崇奉佛教，而佛教是主张非暴力的，达赖就坚持要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新疆崇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是要通过暴力来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另外，西藏交通不便，藏传佛教在境外影响十分有限，所以比较闭塞，同境外联系较少，有联系也主要是思想上的、政治上的，西藏的独立诉求在国外只能得到道义上的支援；新疆则由于有伊斯兰教这个纽带，同境外的暴力组织有着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可以获得国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全面扶持，那些泛伊斯兰主义者甚至把新疆看作未来的大伊斯兰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一点，西藏有达赖、班禅这样的精神领袖，可以统率全民族，号令全境；新疆则是群龙无首，许多武装队伍和政治组织不相统属，互不服气，收拾起来更不容易。
在探讨“西进战略”时，何家栋和刘亚洲都认为，要实施这个战略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不过，刘亚洲主要是从军事着眼的。他说：“进步的政治文明必会造就进步的武装力量；落后的政治体制则造就腐朽的军队。政治体制改革对军事崛起具有决定性意义。当今军事强国都是政治体制先进的国家。没有一个政治体制落后的国家的军队能无敌于天下。”何家栋则着重从政治上观察这个问题。他认为，新疆和西藏的问题，关键在于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把一套即使在汉族地区也是不适当的做法搬到西藏和新疆，加上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的偏差，不尊重他们的民族文化，把那些不同意这些做法的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统统看成是敌对势力，认定他们意在颠覆国家政权，不容分说就加以打击、迫害，结果造成了“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客观效果。现在西藏新疆两地的主要问题是从上到下的离心倾向，这是藏独疆独的社会基础。要铲除这个社会基础，变离心倾向为向心倾向，就必须改革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何家栋还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要加强监督。在体制内的监督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有效的监督只能来自社会，来自民间。因此，必须开放舆论，解除报禁，解除新闻管制，这是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之门的金钥匙。类似观点近几年来并不少见，但它出自一位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饱经沧桑的老人之口，更加充分地表现出它的时代意义和道义力量。
共产党的分裂危机
何家栋关于共产党的分裂的观点，见之于2000年7月5日写给胡甫臣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看共产党要自救，最好的办法是分裂。现在好人坏人（姑且这么分）都在共产党内，我总担心被人家一勺烩了。分了家，谁也别沾谁的光，滥竽充数者就现原形，恶人才无处藏身，地下党才有可能回到地上，彻底消除黑道色彩，这也叫阳光政策，公开性。谁愿意继续在暗室中搞密谋，当恶人，可以自成一党，那时他们搞腐败，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了。”
在同我谈话时，何家栋对分裂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时是从改革和反改革的角度切入话题的。我们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从来没有中断过，路线的分歧导致组织的分裂，则有所谓的“托陈取消派”和罗章龙等人的第二中央。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周恩来的经验主义，把广大党员聚拢在毛泽东思想的旗下，使七大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清除了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这虽然不是组织上的分裂，但也带有分裂的意味，分裂的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
粉碎四人帮后，围绕改革开放，党内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反对改革开放的力量慑于整个社会的强大潮流，不敢正面抵制，只能藏身于改革阵营之内，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一类口号冲击改革开放。八九民主运动被粉碎后，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国有企业的改革同不受监督、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相结合，诞育了权贵资产阶级。改革的成果流入少数人的口袋，开始了财富集中化和贫富两极分化的过程，这就给反改革派提供了诋毁改革的借口。进入新世纪后，党内实际上有三股力量：一股坚持推进改革开放，一股要回到毛泽东时代，一股是力图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这三股力量代表着社会发展的三个不同方向。何家栋当时就认为，与其在党内争论不休，内斗不止，不如让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或者，干脆分裂成三个党，各自摊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党员和老百姓认为哪个党的纲领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就拥护那个党，推举那个党上台。三个党相互监督，相互竞争，就会抑制腐败，政治清明；与此相应，自然会开放党禁、社禁、报禁。到那个时候，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都有希望迎刃而解。
何家栋去世后，三年过去了，共产党内的分裂危机有增无减，三股力量的消长和分歧日益深刻化、表面化，表现为：
一、利用政治权力暴富起来的权贵资产阶级集团不断蚕食最高权力，拓展自己的权力空间，日益牢固地掌控着共产党的主导权和社会发展方向。他们反对深化改革，特别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力图维持现有的政治体制。因为只有保持目前的政治格局，他们才有可能保住既得利益，并继续掠夺国家和民众的财富。去年开始的对普世价值的批判，对维权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加剧迫害，对包括网络在内的社会舆论的严密控制，都是这个集团扩张权力和势力范围的反映。他们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在全国范围形成阻碍社会前进的权力网，成为共产党内的主导力量。
二、主张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利用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不满，鼓吹为四人帮翻案，为文化大革命翻案，宣扬毛泽东的光荣、伟大和正确，虚构毛泽东时代如何平等，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蛊惑无知的党员和群众。由于权贵资产阶级的疯狂掠夺和官民矛盾的加剧，毛左派的宣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去年成立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以下简称毛主义党）和今年8月1日成立的“中国工人（共产）党”（以下简称工人党），标志着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分裂。不论是从思想渊源上考察，还是从政治风格上分析，这两个党的主体都是共产党内的人物，它们实际上是进入新世纪后发展壮大起来的毛左派的两个党内流派的新作为、新产品。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即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共同的旗帜，即毛泽东思想。但在策略上有明显的差别：毛主义党要“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推翻“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工人党则提出“无产阶级两党制”，“帮助中共努力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三、曾经在八十年代占据党内主流地位的开明派改革派，自八九民主运动遭到镇压后就逐渐被边缘化。邓小平南巡讲话带来民有经济的勃兴；民间企业家和中产阶层的出现，使党内的开明派获得了继续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在不断发展壮大的权贵集团的挤压下，权力空间日益缩小，特别是在舆论宣传领域和政法领域，几乎没有置喙的余地。他们的用武之地是经济领域。赖有他们的努力，我国经济才得以持续发展，社会才得以有所进步，他们也因此而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但他们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深化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能量和勇气，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这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他们如果不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势必丧失全部的执政合法性，被权贵集团全面取代。
四、权贵资产阶级集团虽然掌握了共产党的主导地位，但他们在民间却毫无基础，除了同他们狼狈为奸、并且仰赖于他们的豪强资产阶级之外，社会上可以说没有拥护他们的人。所以，他们采取了向毛左派靠拢的策略，前不久重庆出现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被说成是应该“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入脑入心”的先进文化，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与毛左派合流的迹象。毛左派为了开展活动，也在尽力拉拢权贵集团，利用他们的权力来实施自己的企图。工人党今年夏天在北京召开了有56人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时七天（7月23日至8月1日），会议期间还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这样大张旗鼓的活动能够不受干扰、毫无阻碍地顺利进行，不可能没有得到有权有势者的助力。
五、权贵资产阶级集团同毛左派（主要是工人党这股力量）合流的趋势，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难以预测的前景。这两股势力只是在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上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这是他们合流的思想基础。但是，他们一个要维持现状，一个要恢复毛时代的体制，这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用以前的话来说，就是不同路线的斗争。所以，他们的结合是不会牢靠的。但这个合流毕竟对主张深化改革的开明派构成极大的威胁，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面对如此扑朔迷离的党内派别矛盾，我更感到何家栋当年的高瞻远瞩。应该承认，即使是在今天，他主张的党内派别公开化或实行分裂，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不论是党内派别公开化还是分裂成几个政党，都会带来舆论的开放，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这是解决党内分裂危机的两个比较理想的出路。但由于传统观念的作祟，采纳这两种解决办法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最有可能的发展前景将是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不断激化，导致三种发展前途——深化改革，继续前进；维持现状，随形势而微调或进或退的政策；倒退复辟，回到毛时代。中国今后将被推上哪一条轨道，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简短的结语
何家栋的一生是值得我们怀念、学习的一生。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但有堪为楷模的崇高品德和奉献精神，可供深入开发的思想资源，而且，他通过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而终于实现自我的体验，他在许多文章里所流露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教益的典范。何家栋在收入本专辑的第一篇文章里曾经说：“据说林昭在狱中的滴血文字，至今还深藏在有关部门的保险柜中，而更多有价值的思想火花，或者在思考者的头脑中湮灭了，或者只是在个别密友之间交流，没能留下片言只字。”何家栋却“留下了宝贵的文字材料，而且能够公之于众”，这既是何家栋的幸运，也是后人的幸运。
文化的传承是需要一定载体的。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都应该通过一定的载体，把自己一生的丰富体验公之于众，传之于世，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往事微痕》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山寨出版物”面世，为老人们提供留下思想成果的园地，那就是做了大好事了，功德无量啊！
2009年10月24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