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运圈内，秦永敏是我最尊敬的人，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也一直没有见过他。我第一次听说秦永敏的名字是在1993年10月。1991年4月，我因参加“八九”民运被捕，并于1992年12月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一直关押在北京市秦城监狱和半步桥看守所，直到1993年10月刑满释放。出狱之后，我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在北京盘桓了半个月，见到了刚出狱不久的王丹，又找到了以前的老朋友李海。记得有天晚上在李海的家里，李海拿了一份文件给我看，说武汉的秦永敏起草了一份《和平宪章》，当时正在征集签名。考虑到我刚刚出狱，李海就不让我签名，但我却看到这份文件的最后已经有六七个人签了名。在我印象中，秦永敏的名字排在第一个，后面好像还有李海、袁红兵等人的名字。李海还告诉我，秦永敏是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主办过民刊《钟声》并因此而入狱八年。我听了之后立即对这位老“运动员”充满了敬意，从此“秦永敏”这个名字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回到四川不久，我就从“美国之音”里听到了《和平宪章》发布的消息。《和平宪章》的发表立即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它就像黑暗中的一声惊雷让人感到震颤、兴奋。《和平宪章》运动是中国民运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国内民运的发展进程。“八九”民运失败之后，在中共当局的暴力恐吓之下，残存的国内民运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集结力量和进行抗争，一部分不甘屈服的民运人士不得不采取秘密抗争的方式，如1992年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等人秘密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以及丁矛等人秘密组建“中国社会民主党”。但是这种秘密抗争的成效十分有限，不容易在国内民众中产生影响，而且其代价也十分巨大，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丁矛等人后来都被当局判以重刑。因此这种秘密抗争的方式并不适合于当今中国社会的民主运动，中国民运要想在中共的高压恐怖统治下拓展空间和壮大力量，必须另辟蹊径。
在这方面，秦永敏等人所领导的《和平宪章》运动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们以公民的身份大胆地发出不同的声音，显示出了藐视专制强权的勇气和追求民主理想的坚强意志，他们是“八九”民运之后走出恐惧的第一批战士，他们所采用的公开抗争的方式为后来的民主运动树立了典范，这是秦永敏先生的重大历史功绩。从此之后，公开抗争就逐渐成为国内民运的主要抗争模式，1995年的签名运动、1998年的公开组党运动以及后来的维权运动和目前的《零八宪章》运动都是这种抗争方式的具体体现，中国民运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公开抗争中一天天走向了成熟和壮大。
后来几年，我一直在四川和西南各省结交民运朋友，直到1997年患了重病之后才在家休息。1998年初，北京的徐文立先生联系上了我，不久他就给我寄来了大量的资料，其中就有秦永敏先生主办的《中国人权观察》的许多资料，由此我就与秦永敏先生取得了联系。这个时候，徐文立和秦永敏是国内民运最活跃也最有影响力的两个领袖，当时圈内人士都称他们为“北徐南秦”。在《和平宪章》发表之后，秦永敏曾被当局劳教二年，但出狱之后他很快就与徐文立一起创办了《中国人权观察》，秦永敏任主办人，徐文立任主任。听朋友们说，其实那个时候秦永敏的处境非常困难，1997年他与李金芳大姐离婚，为了生存和抚养女儿，他在武汉开了一家小商店，正是在那间小商店里，秦永敏将《中国人权观察》办得有声有色，使《中国人权观察》成为了国内民运一面不倒的旗帜。我与朋友们每当说到此事，都会对秦永敏先生唏嘘不已，他对中国民运的忘我奋斗精神对我们年轻一代民运人士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作为一名民主墙时代的老战士，秦永敏先生的“运动”经验非常丰富，但最让我佩服的还是他的那种坚韧、无私的精神。
与有些民运领袖不同，秦永敏先生对人非常谦和，非常具有大局观和团队意识，在我们年轻一代民运人士面前他从不谈自己过去的资历，也不摆民运领袖的架子。而且据我了解，他也从不对别人妄加评议，更不对名誉或金钱感兴趣，只知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默默耕耘。在1998年组党前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与秦永敏先生的联系十分密切，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但在秦永敏和徐文立先生的感召下，我在沉寂快一年之后又开始出来为民运做事。1998年3月，我发表了《为推动我国人权进程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书》，要求中国政府改善国内人权状况和签署人权公约，《中国人权观察》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同年4月，联合国人权专员访问中国，秦永敏发文要求她会见中国异议人士，在秦永敏开具的异议人士名单里，我也忝列其中。
1998年6月，在浙江组党之前，浙江朋友希望各地民运力量能够与他们一道去冲击和突破党禁，但我们四川与徐文立、秦永敏交换意见后，一致决定不同意，并对浙江的朋友们进行了劝告。后来，浙江的朋友们还是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到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从而拉开了组党运动的序幕。不久，浙江当局抓捕了王有才等十几个民主党人，徐文立和秦永敏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也许在这种压力之下，浙江当局被迫陆续释放了被关押的人员，甚至王有才也在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得以释放。
王有才获释后，山东的谢万军、刘连军又到民政厅申请注册，这样组党运动就开始朝全国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徐文立、秦永敏果断改变态度，决定介入组党运动，并分别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和“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的名义申请注册，从而将组党运动推向了高潮。后来有人对徐、秦二人迅速转变态度的行为表示不理解，认为二人有投机之嫌，并指责他们成立“党部”的举措太激进，直接导致了当局后来对组党运动的严厉镇压。在这里我要替他们说句公道话，我认为，在当局的眼里，“筹委会”和“党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当局专制统治的挑战，组党运动会不会被镇压主要取决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并不取决于我们是以温和的“筹委会”的名义还是以比较激进的“党部”的名义去申请。而且对于徐、秦二人改变态度介入组党运动这件事我也能理解，我认为，在当时国内民运界，胆识、才干、经验和影响力能超过徐、秦二人的并不多，如果组党运动真的能够极大地推动国内民运的发展，真的能够启动中国的民主变革进程，我觉得他们本身就有责任来领导这场运动。前不久我看了徐文立的一篇回忆文章，他说在“八九”民运中，他在监狱里看见年轻的学生不懂政治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他对此感到特别着急。我由此想到，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担当的民运领袖，如果组党运动真的是一次中国民主变革的历史性的机遇，他肯定会勇敢地承担起运动的领导责任，即使是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也会坦然面对一切后果。所以我很不愿意看到有些朋友对徐文立、秦永敏妄加指责，我认为至少不应当怀疑他们的个人品行。在我看来，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不是投机行为，而是历史关头的当仁不让。
在领导组党运动的过程中，秦永敏并没有丢下自己心爱的《中国人权观察》，当时《中国人权观察》已经存在了一年多，并成为了国内民运信息的汇集和发布中心。随着国内民主运动的迅速发展，他报道的任务就越来越重，往往一天就要发几篇稿子。1998年10月，四川省简阳市三岔镇发生了一起农民堵截公路抗议政府过度收取提留款的事件，我迅速赶往现场了解情况，随后将此事告诉了秦永敏。秦永敏马上在《中国人权观察》上进行了详细报道。同月，秦永敏又告诉佘万宝，希望我们四川能成立“中国人权观察”的分支机构，经过商讨，我们迅速成立了“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秦永敏对此也进行了详细报道。后来，秦永敏又考虑到当局有可能对他下手，于是就委托我们四川方面，说如果他被当局抓捕，就由我们来继续主办《中国人权观察》，希望《中国国人权观察》能够长期存在下去。1998年11月30日，秦永敏果然与徐文立、王有才同时被捕。我们四川方面马上对此情况进行了分析讨论，并决定立即启动“中国人权临时总部”的运行，由我担任“临时主办人”。12月5日，我在四川遂宁发布了《中国人权观察》的第399号文稿，发表了《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通告》，表示“除非临时总部遭到封杀，否则将坚持到秦永敏先生重获自由。”但由于我个人能力有限，也由于当局的严厉封杀，我所主办的《中国人权观察》并没有持续多久，我记得只发表了十几篇文稿。
1998年12月17日，中共当局不顾国内外的反对浪潮，分别判处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十三年、十二年和十一年有期徒刑，企图吓阻国内风起云涌的组党浪潮。但是我们并没有屈服，徐、秦、王三人的入狱反而激发起了我们的斗志，我与其他各省的民主党领导人自觉地继续扛起了组党运动的大旗，我们一方面大力声援徐、秦、王三人，一方面继续宣传民主党的理念和扩展民主党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湖北的陈忠和、浙江的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北京的査建国、高洪明、何德普、东北的刘世遵、王泽臣、王文江、西安的傅升、湖南的佟适冬、谢长发以及我们四川的佘万宝、胡明军等人表现得都特别突出。在“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遭到封杀之后，1999年1月，为了与各地朋友商讨组党事宜，我决定到全国各地行走一遍，首站就来到了湖北武汉。记得我与成都的记者袁亚娟刚下火车，陈忠和与姜汉生就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第二天，陈忠和又安排我们见了十几个朋友，都是湖北民主党成员，我们对组党运动各方面的事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袁亚娟的《追踪中国民运》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在此就不再详谈。我只记得，在这次讨论中，湖北同志们的精神斗志都特别高昂，对可能来临的危险没有丝毫的畏惧，而且我感到秦永敏先生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他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秦永敏先生的崇高人格，我为没能亲眼见到他而深感遗憾。本来我还准备去看望一下秦永敏的女儿，并顺便参观一下秦永敏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那个小商店，但由于行程安排紧张，我也没有去成。
2008年11月我刑满获释。出狱之后才知道秦永敏还在监狱里，他没能像徐文立、王有才一样被中国政府“交易”到美国。秦永敏比我早进去半年多，刑期又比我少一年，然而他却要到明年十一月份才能出来。仅根据他未能获得减刑这一点，我也能想象到他在里面所面临的环境是多么地艰苦。不久前我从网上看到，秦永敏的女儿曾在今年去汉阳监狱看过秦永敏，与我以前会见一样，他们也只能在玻璃窗户两边的电话上说一会儿话。据说秦永敏在这十年里给女儿写了不下一百封信，但他女儿只收到了两封，对此我感到非常气愤！
中国的《监狱法》明确规定，服刑人员有通信的自由，我在监狱里一直能与家人保持通信，没想到秦永敏先生连这点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汉阳监狱的这种做法真的太不人道了，他们妄图掐灭关于秦永敏的所有信息，殊不知这反而增添了他们的罪孽。秦永敏先生在第一次坐牢的时候留下了眼疾，在这次坐牢中又受到如此非人的待遇，我不知道中国政府糟糕的人权纪录还会续写到什么时候。当然，对于一个真正的民主战士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徒劳，当局愈是凶狠地对待我们，我们的意志反而会变得更加的坚定，我们的追求反而会变得更加的强烈。“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我相信，明年11月29日从汉阳监狱走出来的一定是一个更加伟岸的秦永敏，我不知道在十年炼狱之后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但到时候我一定要去武汉聆听他的教诲。
2009年10月11日写于四川遂宁“百盛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