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走了，大陆举国哀悼，应在意中。但有一位国防大学原副校长王文荣题词称：“人们应当学习钱学森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精神。”却不无可议之处。
作为蜚声国际的中国“三钱”之一，钱学森跟其他两位与之并列的钱三强·钱伟长一样，都是大师级的学贯中西的自然科学家，其出类拔萃的卓越成就当然离不开实事求的精神。
然而，现年65岁以上的大陆同胞，恐怕难以消除一个记忆：51年前的“大跃进”时期，正是这位1956年大陆首届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连篇累牍地在《人民日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撰文，言之凿凿地宣称：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钱文发表的背景。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报道位于河南省遂平县的该社实现小麦亩产3821斤。而“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也随之不胫而走。
半个世纪后的2009年3月间，发出这篇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方徨接受媒体的采访，她回忆称：当时在基层应该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数字，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当时亦在场的《遂平报》记者刘伟说：“来挂职的县委副书记，实际还是信阳地委秘书长的赵光也不太相信，但是麦子打出来了，又过了两遍秤，领导和记者都在场，这后面都出不了什么问题。”
然而毕竟这颗小麦高产卫星实在匪夷所思，悠悠之口虽可捂住，民众心中的疑团却无法排解。正当此时，钱学森出场了。
就在嵖岈山卫星社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作了如下的论证：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鉴于以上的说法还有点语焉不详，钱学森紧接着又撰写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一文，刊于当时发行量逾百万册的《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其中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氏真不愧为全球顶级科学家之一，上述计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无懈可击。不过，套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20多年前对方励之教授鼓吹民主的评论：“他是科学家而非政治家，我只相信他就天体物理科学讲的话。”（大意），与此相仿，我们只能相信钱氏就火箭导弹技术的发言。因为他到底不是政治家，他被政治忽悠了。他“不明真相”。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曾任妇女队长的赵长玉说：‘那时候他们几个积极分子用车连着拉了好几天！岗西边的地、韩楼后面一大片地的麦子都拉过去了，算那一块地的收成。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亩。村里人都知道，谁敢说啊！说了就是右派，批斗你！’当地村民表示，如果按照赵长玉说的面积，当时被拉走麦子的可能有上百亩地。”（据《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6期，作者罗雪辉·杨涵舒）
不言而喻，钱学森的论文反响强烈，有了如此详尽而科学的“论证”，各地的农作物卫星相继上天，水稻最高亩产达11万斤。不幸的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由于粮短缺，1959年起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饥荒，至1961年三年间饿殍载道，死者不下3700万人。其间甚至出现了“人相食”，令刘少奇为之忧心忡忡。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与周小舟、李锐等人于7月11日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笔者认为此乃毛推诿卸膊的遁词。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显然不妥。但他在此事上面背离了实事求是，理应道歉。
有论者称，钱氏“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