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零八宪章》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最系统化的异议政治表达文本，由于有不少签署者是体制内人士，因此，它也是中国民主化政治改革诉求各方的共鸣。尽管当局羁押了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但并不能阻止政治认识从精英向庶众传播的潮流。大量签名人是底层社会维权人士这一点，做了很好的说明。
我个人没有参与签名活动，只是和极少数民间学者交换了意见，这种交换更多地是技术层面的。在技术层面，我的基本表达是：对于政治民主诉求，我完全认同，但认为这种诉求在理论上有待体系化。另一方面，既然宪章是一个政治改革宣言文本，也不必在技术性细节上做过多表达，提出一个安排框架就十分不错了。
从学者的个人身份出发，我认为在《零八宪章》之下，形成一个理论探讨脉流，可以说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政治再启蒙。因此，我仍以观察者的身份来对待宪章文本及运动本身。
一、六四事件遗产的增值
《零八宪章》不是中国民间（异议）政治精英突发奇想的宣言，它是解决1860年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内在矛盾的又一次努力，即对体用之辨的局限进行新的突破。如果不考虑1860至1989之间近一百三十年的相关争论，只看1989年六四事件的政治遗产，就能说明这一点。
按六四事件结束后的官方评价文本（即陈希同所做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双方价值的冲突焦点。陈报告有言：有的还提出“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这个被批判的主张，在《零八宪章》里表达为“多党政治，联邦国体”。
其实，六四事件之后，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知识精英不分体制内外一直在探究“多党政治，联邦国体”的可能性。并且，对六四事件评价的争议一直存在，即陈报告并未真正能给事件定性。比方说，朱镕基当选总理（1998）时答记者问，说了很矛盾的一句话：对于那场政治风波早有定性，而且以后多次会议上大家认识都是一致的。既然早有定性，又何必在以后在多次会议中提及？既然多次提及，就不能说内部对此没有分歧！【关于公开资料，可查阅最近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
二、个人经历的文献意义
之于个人经历，我对“多党政治，联邦国体”也进行过理论探讨，不过彼时认识比较粗浅而已，但是，那些认识至少是六四事件后关于中国政治走向持续关注的一个指标。由于那个方向性探讨，我被当局指控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现在来看，当时的指控与判决也有相当参考意义。现将官方文本作为历史文献来对待，并以一篇涉及“多党政治，联邦国体”文章《朱氏迷雾与政治生存策略》为专指对象：
其一，侦查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指称：1999年4月，綦彦臣撰写《朱氏迷雾与政治生存策略》一文，并与法国《欧洲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美国《时代周刊》联系发表。文中倡导用“联邦国体加多党制”统一中国，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并号召、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外来的力量。”【此段中的引号与日期写法均为原文所具。出处：沧国安诉字（1999）第1号】
其二，公诉机关的《起诉书》指称：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被告人綦彦臣撰写《朱氏迷雾与政治生存策略》一文，并与法国《欧洲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美国《时代周刊》联系发表。文中倡导“联邦国体加多党制”统一中国，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外来力量”。【此段中的引号与日期写法均为原文所具。出处：沧检刑诉（2000）24号】
其三，审判机关的《判决书》指称：1999年4月，被告人綦彦臣撰写《朱氏迷雾与政治生存策略》一文，并与法国《欧洲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美国《时代周刊》联合发表。文中倡导用“联邦国体加多党制”统一中国，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外来的力量。【此段中的引号与日期写法均为原文所具，其中“联合发表”疑为“联系发表”，原文如此，本处不作改动。出处：（2000）沧刑二初字第49号】。
对比〇八宪章的集体表述与九年前我的个体表达，都说明“联邦国体，多党政治”之制度理性或曰价值理性，始终为关心国家命运的学者所关注。这种关注的是宪法规定权利范畴之内的行为，即第35条的自由表达权与第41条的公民建议权。现在看来，在宪法权益之下，更为重要的是要从理论上研究〇八宪章的核心主张，它至少包括：普世价值经济社会背景的一律性，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民主基因存在的可能性。
三、宪章核心理念与普世价值相一致
作为《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被羁押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是中共体制内对普世价值的争论，反对者占居了优势。普世价值显然是解决1860年中国社会现代化以来政治难题的一个有效办法——它可以超越体用之辩。作为价值理性，它能更有效地解决工具理性不足问题，使“联邦国体加多党制”不再是一个政治禁区。就中国六十年来的政治争论来看，无论在工具理性层面还是在价值理性层面出现巨大波折本不是历史的偶然。相反，诸如六四事件之类的政治风波或曰血腥结果，乃是逻辑性的必然。
当然，在另一端，国家专门立法与宪法精神的一致性，又为“联邦国体，多党政治”提供了一个平行参照，即《反分裂法》所内含的在统一目标下“什么都可以谈”之伦理精神。同时，执政党本身越来越强烈的自我惕励口号也说明，一党政治本身的风险已经畸高，如党的接班人习近平要求党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否则将失去执政地位。还有，党的组织主管人李源潮近期也一再讲防止人亡政息的危险，凡此等等。
从执政党的舆论导向即宣传掌握方面来看，刘晓波遭受羁押后，反对普世价值的声音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话语权，尽管作为一个政治案件它尚没有可测度结局的信息。在刘晓波被羁押（2008年12月8日）两个多月后，不到三个月（1999年2月19日），一直以来比人民日报体系少有左派色彩的新华社体系，其下属的《参考消息》发表了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一位学者的文章《当前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该文火烟味十足地说：“西方世界一直喋喋不休地对中国人说，你们不民主，你们不自由，只有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你们才能进步。而他们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只容你照办，不容你质疑。”在稍后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时任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的叶小文回答记者（3月16日）“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是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之提问时，公开声称：“民主是个好东西，我宁愿不用普世价值这个话。”
四、不能被忽略的普世经济
不管普世价值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如何被曲解，它的经济社会背景是无法被消除的。简单地说，普世价值背后有普世经济。
普世经济，是指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由于分配机制的内在冲突带来普世价值的诉求。中共体制内人士不管是否认可普世价值，都不否认人均年收入进一千美元至三千（亦有称两千至五千）美元阶段，社会进入高冲突时期——这样的基本判断。这个基本判断也是当局“稳定才是硬任务”维稳目标的常识基础。
在文献引证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一）早在《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官方就确认了普世经济的社会转型意义；（二）最近，应对重庆打黑带来的社会讨论时，重庆地方主官更是对媒体公开说：“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国际公认人均收入2000至5000美元阶段，是各种社会矛盾高发期，是集中出现的时段。”【可参见重庆地方网（华龙网2009年11月6日）的相关报道】
仅仅之于经济利益来论，中共内部的反普世价值力量的抉择，与其说是出于政治安全考量，勿宁说是出于对普世经济的独享。比方说，按普世价值原则开放新闻出版，最终结果不是舆论导向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大量官办新闻出版机构将破产，利益集团将发生社会地位跌落。在普世经济线索下，我们继续往下看，由于经济分配机制的冲突，自由民主（而不是所谓的特色民主）仍是中国社会需求缺口巨大的潜在政治供给品。
五、福山修正的本质
普世价值的国际版本，可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来表述。不过，福山最近对他的理论体系做了一定的修正，认为“历史的总结”过程会出现波折，“中国模式”或曰“北京共识”有一定参考价值。他说：“中国在威权环境下成功地发展了经济。甚至可以说，因为威权，他们成功更快。”然而，对于未来的展望，他仍认为中国会走向“繁荣带来民主”的基本归途，尽管他没有使用“普世经济”一词。（“普世经济”一词，系我在本文中首次使用。我也相信，它将对中国的政治学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福山的这种判断基于两点预测：一是，今后十到十五年，中国人的收入会翻一番；二是，资本主义造就富有的中产阶级，“他们要求用税收换代表权”。
对于“民主”概念本身，不同的政治群体暨不同的经济利益阶层（或集团），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没人彻底否认民主根本的社会政治伦理价值。只不过，它被分成“西方式的”或“中国化的”技术性表达而已。上引的有关叶小文的文献，仍有后续之言，他坚持说：“中国共产党是最真诚地追求民主的，也会根据中国的国情一步一步去完善我们的民主制度。当然，民主走急了也不行，它是有程序的，是个过程。”叶的如是表达等于与福山有不谋而合之机，背后仍是普世经济在起作用。
（未完待续。2009年1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