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1893－1952)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以创办经营民生实业公司和主持重庆北碚乡村建设著称于世，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危急关头，卢作孚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率领民生公司船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1950年卢作孚拒绝去台湾，毅然从香港返回内地。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因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逝世。本文作者卢国纶是卢作孚的幼子，他以亲身经历揭开了卢作孚自杀之谜。
1952年2月8日晚，我的父亲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遽离人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父亲逝世的原因、经过，以及父亲所留下的遗嘱，无论报刊书籍或是民间口传，都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和评说，然而多与事实严重不符。在陆续出版的各类文献中，关于父亲的逝世，或是有意隐讳、只字不提，或是以“病逝”二字一笔带过，还有个别书刊引用不实传说，以讹传讹。某些不负责任的作者甚至就父亲的逝世编造所谓“史实”和“卢作孚遗嘱”，以致谬说流传，误导世人。
此事我当属最有发言权者之一。父亲逝世当晚，家人除母亲蒙淑仪在家外，我们五兄妹中仅我一人住在重庆市区。那时我大哥卢国维在香港，大姐卢国懿在美国，二哥卢国纪在北碚，二姐卢国仪在上海，他们都是后来陆续得知父亲逝世之噩讯的。我当天午夜即得知消息，惶然赶回家中，协助母亲处理现场事宜。之后，又全程参与了父亲所有后事的处理。作为亲历者，今特地将父亲逝世的背景、原因、经过一一写出，并澄清关于父亲遗嘱的种种谬传，从而对历史负责并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1950年6月，经过中央党政高层领导的安排，父亲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期间，父亲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还见到了张澜、黄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陈铭德、邓季惺等老朋友。在与领导、朋辈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1950年10月，父亲回到重庆，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方面及民间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等西南地区军政领导更予以亲切接见。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父亲返回重庆后，又重新投入了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对父亲来说，民生公司是他毕生心血所寄。
父亲1893年出生在重庆合川，因家境贫寒，刚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艰苦自学成才。早年投身教育，立志以教育救中国，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而很难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1925年，父亲在合川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经过苦心经营，抗战前民生公司已统一川江航运，将外国轮船公司逐出长江上游，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率领民生公司员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事业，尤其是现场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为国家保存了工业命脉，而最为后人所称颂(详见2002年3月21日本报文章：《抗战时期：宜昌敦刻尔克大撤退》———编者)。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除改进内河航运外，同时开始发展海洋运输。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导致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不佳，实力大受损伤。
新中国的建立，使父亲尤为振奋。他返回内地后，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驶返内地的行动，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重庆期间，父亲相当重视学习时政，经常让我与他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譬如《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章，他在思考着民生公司的发展方向，积极探索民生公司如何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早在1950年3月滞留香港期间，父亲就通过代表向中央提出了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的请求，6月他返京后，又向中央提出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父亲的请求，同年7月由交通部派出代表，与民生公司的代表协商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又和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公司在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程序。父亲去世以后，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实现了公私合营。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短评《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作为一个典型，给予了高度赞扬。
1951年初，父亲到川南参加土地改革。在此期间，我和妻子冯俊兰决定放弃在重庆大学的学业，报考西南铁路工程局会计统计人员训练班，参加革命工作。我为此事发电报并写信给父亲，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回电赞同，父亲又写信鼓励我“不问在任何环境，必求前进”。1951年7月，我在四川江津铁路训练班学习时，父亲在给我的信中提及我二姐卢国仪正在参加土地改革。父亲在信中称土地改革是“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并断言“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人们最受人民欢迎”，对国家民族复兴的热忱向往之心，白纸黑字，历历在目。
1952年1月20日，父亲又曾给二姐卢国仪写了一封信，这是父亲一生中给子女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除对女儿的生活表现出父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外，还殷殷教导女儿如何做人做事，以便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在这封信中，丝毫看不出父亲的精神状态有什么问题。
正当父亲满怀壮志，准备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民生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层层累积以至于集中爆发，最终导致父亲无法承受而遽然离世。
自父亲返回重庆后，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由于基层运动的领导者执行政策有偏差，在运动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父亲对此甚感惶惑。
建国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由于业务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各种费用的消耗和公司在国内外的债务还本与付息的压力而日见艰难。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财务陷入困境，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员工的情绪出现严重波动，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父亲为此忧虑重重，深感难以撑持。
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父亲，原因甚不可解(父亲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父亲，并忘记把电报交给父亲)。事情至此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关怀下，民生公司的难关本来可以安然渡过；而另一方面，父亲却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从而可能引发公司更大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父亲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父亲来说，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父亲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亲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2月8日下午，母亲到位于观音岩的重庆市妇女互助会开会后，便到张家花园路来看我仅有两个月大的女儿卢晓南，傍晚才回到民国路家中。据母亲事后回忆和我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经过如下：
当晚大约7时，母亲到家后，厨工温师傅对母亲说，父亲回来时，交代说要睡一下，不要孩子们打扰，便进入卧室没有出来。母亲考虑到近来父亲过于劳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休息，认为这个情况完全正常，并没有意识到将会出事，还叮嘱孙女卢晓琪、孙子卢晓雁保持安静，让祖父好好睡觉。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父亲的动静，温师傅便进房间察看，发现父亲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母亲遽逢大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连挂了数次电话之后，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方携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父亲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是，母亲倚靠的公司来人竟没有把父亲送到离我家距离尚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他们只是把悲痛欲绝的母亲扶到其他房间，由医生给父亲打强心针，此时经护士提醒，才发现父亲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父亲就这样走了！
待公司来人离去后，母亲才派温师傅去叫我，我赶到家时已是深夜，强忍哀痛的我一面安慰悲伤过度的母亲，一面设法通知在渝的亲友，料理后事。所有的忙乱过去后，留下母亲和我为父亲守灵，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笼罩着我们，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我们母子难以承受，凄清、孤苦和震惊之情，是我永世也难以忘怀的！
在得到民生公司的报告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即派公安部门有关人员到家里了解情况，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专人和我保持联系。他们离去时，带走了剩余的安眠药片和父亲留下的遗嘱。2月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代表军政委员会领导，到我家里对亲属表示了慰问。
2月11日，我二哥卢国纪一家从北碚赶回重庆，其他兄姐或不及赶回，或尚不知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未能回来为父亲送行，至为遗憾。
2月12日，是父亲出殡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关部门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队伍人数很多，灵柩从民国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龙门，再由父亲创办民生公司时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载运到南岸，葬在民生村附近的一个山坡上。
父亲走了，但是他活在了人们心里。民生公司的一位船长在当天父亲出殡之时，拉响了船上的汽笛，为父亲送行。他说，是卢作孚把我从一个水手培养成为一个大船的船长，我应该纪念他。这样的事例，让我们全家人都忍不住热泪沾襟！
父亲留下的简单的遗嘱，是写给母亲的。遗嘱用钢笔写在一张毛边信纸上，字迹非常清晰。这张遗嘱，事后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亲眼见到这份遗嘱的，仅有包括母亲和我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当时我根据回忆记录了下来，这份遗嘱的内容是：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这里有必要对父亲的遗嘱逐条做一下说明。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指的是我们家1948年从南京搬回重庆，我二姐卢国仪主持搬家时，误将借用民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一起搬了回来，当时我们家除这两件误搬回来的旧家具外，并没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后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在意这件事，特别于1952年1月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写给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为南京破旧东西写信给罗昌扬，尚未得回信，正准备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确实内容，以便归还或赔偿”(罗昌扬为当时民生公司南京办事处主任)。父亲一生大公无私，两袖清风，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临终时仍记挂着借用公司的家具，特别首先叮嘱母亲一定归还。
“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父亲在这里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会奖励给父亲的、从未参加过分红的一点干股。父亲去世后，母亲遵照父亲的嘱托，将此股票寄给了在武汉的民生公司董事会。但民生公司董事会按照国家政策没有接受，后又寄还给了母亲。
“今后生活依靠儿女”，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职业，自然也没有收入。父亲虽然是著名的实业家，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而此时，我们兄妹已陆续就业，因此父亲才叮嘱母亲今后生活依靠儿女，为母亲以后的生活做了安排。
“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这表现出父亲对自己所担任的政治职务负责任的态度。
父亲的遗嘱由于从没有完整地公开披露过，以致社会上流传着不同的版本，多数系以讹传讹。比如，四川一家媒体1998年曾刊出过一篇《卢作孚自杀之谜》，其中失实之处甚多，在提到父亲的遗嘱时，出现了很大的错误，其原文是：“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三、今后生活靠儿女。四、为立信会计学校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送交潘先生”。文章中所述“遗嘱”的内容有两条与真正的遗嘱不符。一是“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事实上，父亲在世时，母亲就从来不到公司去，不用说“无事”，便是有事也是要等父亲回家再说。该文作者特别就遗嘱的内容强调，“从上面可以看出，临终之前的卢作孚，对民生公司内部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是何等的痛恨。”这当是指“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而言，父亲不可能在遗嘱里写出这样的内容，这段文字显然是某些人想当然的。二是所谓“为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更是不可能。既然是捐款，当属公款。父亲从来就不把公款放在家里，因此，就不可能有嘱母亲“送交潘先生”一说。这两条所谓“遗嘱”纯属谬传。还有一本传记文学则把遗嘱简化为“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
分析父亲的遗嘱，可以看出，他虽然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但临终前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父亲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父亲的一生从办教育、办实业到乡村建设，不畏艰难，艰苦奋斗，为公众造福，为人民服务，始终秉持“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的宗旨，一心一意为社会为国家做实事做好事。尽管他创下了庞大的事业，却严于律己，就是最后离开人世，也是两袖清风而去。
1999年，父亲卢作孚和母亲蒙淑仪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重庆北碚公园的“作孚园”内，从此长眠于他亲手创建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永远伴随着他的母亲河———嘉陵江。早在1927年，父亲出任重庆北碚地区峡防局局长，主持北碚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科学、卫生等事业，开办工厂、煤矿、农场、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修筑铁路，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把北碚从一个盗匪横行、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名闻遐迩的模范地区。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北碚的变化日新月异，而祖国的巨变更是一日千里，父亲为之奋斗一生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民族梦想正在一步步地实现。父亲如果有知，会为此而感到欣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