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和向非洲的挺进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这就是中国人和黑人之间越来越多的交往。中国已经有几十万人在非洲工作和经商,非洲也有大量临时和长期移民在中国寻找机会。据统计,在广州有两万多合法的非洲人,非法的可能将近二十万,他们已经在广州城乡形成了好几个非洲人聚居区,最大的被称为“巧克力城”。在浙江的义乌和温州也有非洲人社群,他们主要从中国批发廉价的“低端”商品运回非洲销售。这个中非之间相互移民的局面在今后将会更加扩展,谁都难以预计其规模。从社会日常生活和文化意义上看,中非相互移民带来的问题是非常複杂的。和欧美白人以及其他白人(俄国、东欧、拉美)在个人层面上打交道,中国人已经有一百六十年以上的历史,但和非洲黑人在这个层面上来往的历史则相对要短得多。毛泽东时期虽然有大量的“援非”工程,但那主要是在政府之间.在个人层面上的交往主要是最近二十年间的事。

中国人的种族主义

由於历史的原因,凡是有黑人因素在内的国际问题,往往都会和种族主义有一定的关联。种族主义是普世性的现象,大国和强国尤其如此,中国决不例外,只要看看我们语言中的“黑鬼”、“倭寇”、“小鬼子”、“高丽棒子”、“老毛子”、“红鼻子阿三”等等就知道了。但中国人往往只看到别人的种族主义,把它和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只谈阶级,不谈种族,毛泽东更是把民族和种族问题归结为阶级问题,等於是取消了民族和种族问题.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中国人有很深的种族偏见,尤其对黑人;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否认自己有种族主义,理由一是自己是近代史上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二是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允许种族主义.其实,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和族群歧视不但很严重,而且自己还意识不到。日常生活中汉人对其他族群的歧视比比皆是,而官方对“少数民族”在回避政治权利的同时给予的一些特殊照顾,则继承了历代王朝的恩施和羁靡政策,并非真正的族群平等。

最近大陆的几件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很多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心态.一是七月十五日发生在广州的黑人抗议事件:事件起因是两个黑人在逃避中国警察查验护照时跳楼受伤,当地黑人便包围公安局抗议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事件发生后,很多网民发表了对黑人充满种族主义的言论,说黑人移民是对中国的“种族入侵”,要把他们全部赶走。另一件事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娄婧的风波:娄婧是她母亲和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多年前婚外情的私生,后来她母亲为此离婚,那个美国人则销声匿迹.娄婧是她母亲一人带大的。当娄婧参加了几项公众娱乐活动之后,她的身世被曝了光,网上顿时有很多人用不堪的语言对她和她的母亲咒骂,成为上海二○○九年夏季的一个社会新闻热点.还有一件事是一个在非洲有过多年经商和管理经历(甚至管理过世界银行在埃赛俄比亚的项目)的刘姓中国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中国人在非洲受到种族歧视,成为警察和腐败官僚敲诈勒索的对象。他说中国人之所以受到这种对待,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对非洲殖民”,相反,非洲人对白人毕恭毕敬,就是因为他们被白人殖民统治过.对待黑人就应该像对待动物那样去驯服。这篇文章在大陆的网上引起广泛反响,多数发表评论的网客都赞同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只有在北美的一些网站上才有尖锐的反驳.

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种族主义,如果有的话有多严重?这个问题在大陆学界至今没有像样的讨论,基本上是用民族主义遮盖种族主义.在海外学界,有几个研究值得介绍.

西方对中国种族主义的研究

一是英国历史学家冯客出版於一九九二年的名着《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其贡献是第一次将中国近代政治学术思想中的种族观念从民族主义言说中分离出来,进行专门评论。冯客用大量材料说明中国人和其他族群一样,有种族主义观念,但长期以来由於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这种观念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清理。冯客的书早已有中文版发行,北京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过书评,并没有对它作严厉批评,而是温和的商讨,并肯定了冯着的一些贡献.相比之下,倒是一个台湾学者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文章,指责冯客牵强附会,放大了中国一些言论,想把种族主义的帽子从西方人那里转戴到中国人的头上。两相比较,让人不由得产生北京和台北的错位感。另一个研究是美国学者理查德卢法诺一九九四年发表於美国一家亚洲研究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一九八八年南京事件:关於当代中国种族和政治问题的一点看法》。这篇文章谈的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南京大学生和非洲留学生发生冲突的事件。无论黑人学生在事件的发生上有多大的责任,中国学生打出的“打倒黑鬼”和“黑鬼滚回去”的口号和标语在性质上完全超出了可以商讨的范围,是种族主义最恶劣的表现.卢法诺说,这次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针对非洲学生的种族主义示威游行的学生,很多在不久之后参加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而前后两次运动在组织和声势上也确有关联之处。这就说明,在中国,很多强烈追求民主的人,也有很深的种族主义心态.其实,类似的中国学生反对非洲留学生的事件,八十年代下半期在天津和上海都发生过,究其起因,非洲留学生都有责任,但中国学生打出的标语口号则和南京事件一样,表现了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

另一项研究更值得一提。这是美国非洲裔律师约翰森(M.Dujon Johnson)二○○七年出版的《中国的种族和种族主义》。约翰森曾经在台湾和大陆都工作和学习过,对两地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有切身体会,因此书名中的“中国”用的是複数,意为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这是很多美国自由派学者所不敢做的,因为会得罪大陆。约翰森虽然在密西根大学受过训练,但他不是职业学者,其思维、行文和对材料的处理都远不合格,所以这本书进不了美国大学出版社,只能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印行。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把这本书当作一个新闻记者叙述的在台海两地经历的种族主义现象,那是绰绰有余的。

约翰森认为,台海两地的中国人都非常种族主义,他的书充满了这方面的观察,由於篇幅关系这里只能稍作介绍.约翰森说中国人对黑人的歧视甚至发展成对黑人的恐惧(Afrophobia),在公交地铁和火车飞机上对黑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滑稽的是,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最拥挤的场合,他和他的黑人朋友也都不愁没有位置和空间.对黑人的歧视还影响到中国异议人士的活动。例如,就同一个问题,他问过一个在美国的非常着名的中国民运人士和一个还在中国当干部的体制内民主派:为什么你们在美国只和上层白人政治家打交道、从来不和黑人民权人士接触呢?黑人民权运动不是和中国民主运动更有天然联系吗?他们的直率的回答让约翰森目瞪口呆:中国一般人对黑人没有好感,所以我们不想做这样的工作。因此,约翰森也得出和冯客类似的结论:中国人有严重的种族主义,但由於官方宣传的影响,种族主义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用来指责西方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