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2008年12月9日世界人权日前夕，303名中国各界公民以实名签署和发布了《零八宪章》，强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公民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的坚定信念。在笔者邮箱中，有封当时网友群发过来的邮件，邮件称：“无论你的政治观点如何，恳请认真读读这份《08宪章》，为此，刘晓波先生被刑拘了。2008年12月9日发表这份文件之前一天，8日，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了宪章发起者刘晓波等人。303名在宪章上签名的各界人士，目前也处于危险之中。我签名了，就在昨天，惊闻刘晓波被拘之后，以此声援刘晓波等人。尽管我们普通人的名字也许只是加到骆驼背上的一根稻草，但我相信，我们不是最后一根。”
邮件内容言辞恳切，网友们对自由的热望溢于言表。我们可以看到，《零八宪章》言必“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等词汇并不时髦，几乎是老调重弹，不具有任何标新立异之处。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被专制统治糟蹋得千疮百孔的国度和熏染得几近麻木和冷酷的民众来说，它带来的是一股晨风般的清新，给人鼓舞，让人振奋。与官方打压同步的是，从12月10日到17日，仅仅七天，签名人数就超过五千，迄今联署签名人数已近万人。签名者遍及各地，跨越各个行业，有学生、记者、律师、普通职员、维权人士等等，超越了六四以来民间一直重复的小圈子式的政治动员，它可以与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相媲美，也是可以用来建设民主中国的基本常识。
1774年10月，潘恩被迫作为契约奴而去美洲。到达北美后，正值北美人民反英斗争风起云涌。但是，当时人们的君主制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独立”的口号为人民所忌讳。即使是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等政治家，也视“独立”为畏途。斗争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成了当时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突出问题。在这些革命家们的眼里，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不是靠多数人的意志。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自觉地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民主的基石是自由，没有自由，那么民主也就是空中楼阁了。18世纪的美国革命就是这样一次争取公正与自由，并最终为这些自由和公正制定制度保障的运动，为争取自由，帕特里克•亨利在他著名的演讲中喊出：“不自由，毋宁死。”
要不要为《零八宪章》签名？这是许多中国人所面临的一个选择。它跟当年的美国民众要不要自由的选择有着相同的境况。刘军宁在《保守主义》一书中写到，“美国革命则既是一场自由的革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实实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没有触及革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当时的保守派在强调“民主与和平”的命题下，反对这场革命。当着“要和平还是要自由”这两个政治价值摆在北美人民面前的时候，潘恩的《常识》适时出现。《常识》告诉美国民众：长期以来，我们受到历史久远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自由，比所谓的“民主与和平”更重要；政府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政府的意图和目的应该致力于公民的自由与安全。
潘恩的《常识》为独立战争吹响了号角。《常识》一问世，人们就争相传阅，爱不释手，到处都有人学习和议论。《常识》还直接影响了北美的《独立宣言》，《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坦率地对潘恩说：“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你说出了我们大家所想的意思”，并说，他在《宣言》中引用了《常识》，并对此“引以为荣”。“我们认为，”杰斐逊如是说，“这些真理是神圣的，不可否认的；人人生而平等和独立。”值得欣慰的是，《零八宪章》也受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欢迎而得以广泛传播。它同样重申和普及了这样一个“常识”：“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众所周知，没有自由的奴隶必须服从主人，而平等享有自由的自由人则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政府，政府借助法律，而不是靠主人不受约束的意志来保证秩序。然而，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总是有那么些人凭借着手中的刀枪奴役着其他处于弱势的人们。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指出，普遍的自由已成为近代德意志世界的伟大成就。他说，在东方专制国家，一个人自由；在希腊和罗马人中，一些人自由；而在近代欧洲，所有人都是自由的。黑格尔死后的几十年，在欧洲的所有属地和美国的奴隶都获得了自由。恰恰在这个时期，共产主义出现了。共产主义通常的解释是，以公有制、公共生产、公共消费、公共自治甚至还有公共性生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告诉工人们，他们将得到空前的解放，失去的只是锁链。
遗憾的是，共产旋风迅速波及世界各地，却滋蔓成了人类文明的一大瘟疫，它以自由的名义蜕变为自由的天敌。2007年6月12日，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美国总统布什在演讲中如是说：“……有数百万或更多的籍籍无名的人死于共产主义的毒手。他们有在斯大林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的无辜的乌克兰人，有死于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有将全部家当装上牛车背井离乡被流放到北极这一苏联共产主义死亡集中营的立陶宛人、拉托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有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的中国人，有在波尔布特的杀戮战场中被屠杀的柬埔寨人，有为了投奔自由试图挖掘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东德人，有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波兰人，有在‘红色恐怖’中被屠杀的埃塞俄比亚人，有在尼加拉瓜桑地诺独裁政权中被谋杀的摩斯基多印地安人，有为逃离暴政而溺死在海上的古巴人。”
在共产主义的灾难中，中国人民遭受的荼毒最为惨酷和漫长。虽说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已成为历史，但今天仍有大批人因政治异议而被监禁在监狱。如刘晓波、王炳章、秦永敏、郭飞雄、胡佳、高智晟、何德普、郭泉、谢长发、杨天水、陈光诚、靳海科、吕耿松、吴义龙、佘万宝、陈忠和、胡明君、王森、李大伟、孔佑平、宁先华、李智、许万平、陈树庆、王荣清，谭作人、黄琦等等，他们大都是只有手中有笔的异议人士，是文弱书生，而扣压在他们头顶的罪名却无不是煽动或颠覆国家政权。
《零八宪章》指出，“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这里说明的只是一个事实，而非追究责任。它比潘恩的《常识》要温和许多，它是善意的。文明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执政当局应该理性地看待，多一份与人民大众的和解而不是漫无边际地打压。近一年来，疯狂地抓捕和讯问《宪章》的签名者，除了暴露出自身的短视和无知外，它激发的更多民众参与到要求自由的运动中来。1775年，埃德蒙•伯克作为英国议会议员请求与北美殖民地和解时说：“所有的政府，甚至每一种人类的利益和享受，每一种美德和每一种谨慎的行为，都建立在和解和互相交换的基础上。”事实上，《零八宪章》营建的也是这样一个平台。
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农民即为贱民的今日中国，《零八宪章》要求“平等”不仅仅是权利的伸张，它还可以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的宣言。绝对的平等可能难以做到，但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任何文明社会都不容置疑的。然而，在一个当权者要求法院的审判工作要讲政治的时代，“平等”只能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如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国父之称的孙中山先生慷慨陈词的：“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嘛。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共和”在中国社会喊了整个世纪，但在这个喊着“共和”的百多年里，中国人一直在自我倾轧、杀戮和奴役，“黑砖窑”和“毒奶粉”让孩童也未能幸免于难。《零八宪章》对“共和”的阐释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即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也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潘恩在《常识》中早就断言：“任何政体愈接近共和，需要国王做的工作就愈少。”“英国人引以自豪的，不是英国政体的君主的部分，而是共和的部分，也就是从他们自己的团体中选出下议院议员的那种自由——并且我们很容易看出，当共和失效时，奴役便接踵而来。”
可是，在当前中国，虽然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共产专制的党皇帝却借尸还魂，依然盘踞在人民大众的头顶恣意妄为，让一大部分人生活在贫穷和不幸之中，处境甚至远远不如封建王朝的底层民众。官僚们依靠种种不平等的法规条文和军警、城管、乃至监狱等强权机构，把野蛮作风蔓延至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通过医疗、教育、房产等垄断式的压榨，把穷人身上本应用来维持他们的生计大部分收入掠取后，全部用于奢靡无耻的吃喝玩乐。这是一种全新的奴役，它让普通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己的血汗收入、健康、家庭，甚至生命。
而阻止“奴役”的一个最行之有效的措施显然就是具有宪政保障的自由和民主。在美国的宪法中，民主是作为民众的权利得到充分肯定的。对于当权者而言，强调民主不是描述它的统治方式，而是确认它的权力来源。如果要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宪政”就是一种必须。如此，才能使人们真正享有那些现在被专制官僚阶层所剥夺的富裕生活。概括地说，如果那一天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来临了，《零八宪章》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明晰地对中国民众普及了一个“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的理念，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基本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