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后世的人能够了解、能够估价我们生存的一切恐怖，一切悲惨方面吗？……呵，让后世的人徘徊在我们长眠其下的墓石之前，去默想，去凭吊吧；我们是值得他们去凭吊的呵！”——读北大印红标博士写的《失踪者的足迹》，让我想起赫尔岑这段话。
《失踪者的足迹》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文革十年，无疑是历史上思想专制极端彻底，思想禁锢极端严酷的十年。然而，有一小批青年，怀着对真理的赤诚追求，冒着被打击迫害的巨大风险，凭着十分稀少的精神资源，进行了极其严肃认真的学习和思考。尽管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看，他们的思想成果并没有什么新颖原创之处，但是他们获得这些思想的那一经验过程，却堪称独特而弥足珍贵；而他们坚持独立思考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英勇精神更是可歌可泣。《失踪者的足迹》这本书里提到的思想者们，绝大多数都挨过批斗，坐过监狱，不少人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无论如何，这一段艰苦卓绝的思想历程是不应该被后人遗忘的。
这里的“失踪者”一词取自上海学者朱学勤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该文发表在1997年的《读书》杂志上。所谓“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是指，在当年，有一小批青年（主要是老三届中的一小批人）在认真地思想；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名分，却在思考那些知识分子才去思考的宏大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很难找到什么方式得以公开发表他们的思想，因此他们很难在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而到了后来，其中很多人放弃了思考。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认或抹煞这一段特殊的思想历程。不要忘了，正因为有这一段特殊的思想历程的存在，这一代人才获得了“思考的一代”的美称，尽管在这一代人中间，真正的思考者只占很小很小的部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思考并不是徒劳无功的。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带动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变化，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变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就是这股思潮的一次集中爆发。当我们考察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改革以及自由化思潮时，也必须追溯到文革期间的这一段特殊的思想历程。
众所周知，在今日中国，文革研究仍属政治敏感领域。感谢印红标博士，十年磨一剑，完成了这部五十多万字的巨著。《失踪者的足迹》一书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的。这也要感谢北大的指导老师，他们敢于支持这样的选题并通过作者的博士论文答辩。然而，这样一本好书却无法在大陆问世而只能交给香港出版。一部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书，在它最应该现身的大陆却不得不处于半失踪状态。这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
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回到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来。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了空前彻底而严酷的思想禁锢和文字狱，在付出了极其重大的鲜血与生命的代价之后，直到今天，竟然都还没能为自己争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们做得实在太不高明了。在这里，抱怨专制统治者是没有意义的。就象我早讲过的，屋子漏雨不要去怪老天爷，只能怪自己没把屋顶修好。
不错，今日中国，官方的言论尺度确实要比“民主墙”时期和“六四”之前都要宽一些，但是来自体制内外要求冲破文网的动力却比当年更薄弱。困难在于，有太多的人满足于从网眼里钻过去而不是粉碎那张网。就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几位官方代表团的作家、学者（好在不是全体），在戴晴、贝岭上台发言时居然离场抗议，以示“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然而在他们的发言中又竭力宣称今日中国是如何地言论自由。就是这样的作家、学者，有的还号称“独立”，还写过“自由主义”的论著呢。
《失踪者的足迹》一书共563页，分上下两编。上编：红卫兵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1966－1968），下编：“上山下乡”和“四五”运动期间的青年思潮（1968－1976），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文革研究者徐友渔和上海大学教授、思想史学者朱学勤都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我和作者有数面之交，包括接受他的采访。我知道作者为这一课题的研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现在这本书终于问世，我很为作者高兴，也向他表达我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