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两个中国”在中国大陆是常拿来打压台独声音的套话，这套话有无实际效用有关方面或许并不在意，因为那只是给民众摆个他很在意的“破尸”（pose）罢了。一看有关官员那脸红筋胀，没有风度的呵斥，你就知道制造“两个中国”是相当大的罪行。你要想分裂出去做自由民，那是不可以的，要烂也要烂在锅里头，要死也要死在一起——从个人情感来讲，我主张大陆和台湾像毛泽东曾主张国共两党在民主自由之下统一——其实谁都知道，这并不是官方在意所谓的民族和国家利益，而是对党派利益为核心的政权统治合法性，以及你分裂出去减少奴隶数目而给党派利益带来了伤害的一种反应。国家云乎哉，民族何物也，均不在考虑之列，虽然这“两件外衣”他们是一定紧披在身、常穿不懈的。
台海两岸的“两个中国”之争，并不是我本文要说的主题。我今天要说的是，大陆官方如何在国内公然且制度化地制造“两个中国”。在一国之内制造“两个中国”，并不仅是官方有意的制度设计，更胎生于它深厚的斗争哲学基础。变着法子找对象来斗争，是极权专制统一认识、凝聚力量、愚弄民众的不二法门。如果没有可斗的敌人，那么一定要制造敌人来让民众处于互不信任的惊恐状态之中。在斗争敌人的过程中，培养你如何逐渐丧失人性、增加兽性，站稳立场。在对敌斗争中你的“打手”资格得以稳固，这成为你参与共谋害人的“投名状”，让你不敢轻易有什么良心发现，一旦出现此种反悔的事情你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当你处于官方制造的敌人所带来的惊恐状态中，你就不敢乱说乱动，那么官方就能有效地减少牧民成本，从而轻松地获取最大利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只不过是斗争哲学和制造敌人的极端化表现罢了。有了斗争哲学作为政权统治术的内核，所以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其频密度之高，恐怕是古今中外任何政权无出其右者。
有人会说，一九七九至二00九年这三十年你又怎么说呢？难道还是在搞阶级斗争么？我当然不认为这三十年来还在搞阶级斗争，但斗争哲学的内核并没有什么变化——如批评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等制造敌人的招数就屡用不休——只不过是斗争领域更多由意识形态转移到其它领域罢了。姓资姓社的争斗在邓小平的干预下，较少被人提及了，但其实是用另一种方式进行了巧妙的转化。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国两制的治港澳等政策，当然有它一定的现实作用与意义，但这样的政策其先天不足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种政策极端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使得政策不具备制度约束的理性预期，人为地造成了“两个中国”的巨大差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因为没有相应的制度配套，加大了贫富差距，从而使得贫富“两个中国”群体在国内的利益分裂愈演愈烈，几达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港澳的“一国两制”看似聪明之举，但其实也只是缓兵之策。从长久来看，人为地制造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人与港澳人之间的权利不平等和身份差距，无论是对港澳还是对大陆都并非好事，除非大陆在民主自由上向香港看齐，而非香港内地化，否则香港终有被“温水煮蛙”而赤化的一天。
制造“两个中国”的策略，不只是体现在完全的国内政治上，就是在国际交往中，也尽情地制造国内民众与他国公民，在同一件事情上的不平等，从而在与别人的不平等中再度制造出“两个中国”。比如国内记者的采访权利不只是与国际上的记者不平等，就是与港澳台也有不小的差距。更好玩的是，同一个机构旗下的报纸，报道的也完全是“两个中国”。中文版的《环球时报》和英文版的《环球时报》真可谓有天渊之别，前者妖魔化国际声音、遮蔽国内真相愚弄民众，后者则较为真实地报道中国的一些现实，给国际上的民众一个中国政府勇于开放、中国民众拥有新闻自由的假相。一个政府和它主宰的新闻机构分裂如此，天然地制造“两个中国”，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贫与富的中国、官和民的中国，当然是“两个中国”。更不幸的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就是专门制造这“两个中国”的，如城乡二元结构和户口制度，这个制度带给中国农民的伤害，并且影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虽然制订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各级政府特别中央政府的诸种内参，就是变相地承认信息不对称的合理性。以内参反应现实真相、供给少数人看的方式，还被一些比较有眼光的机构和人士赞许，这本身就是人为地肯定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两个中国”的合理性。就像网络防火墙，人为制造会翻墙和不会翻墙的群体在信息获取上的不同，其实对建构整个社会符合人性的共同价值认同，凝聚与和谐整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或许是中国自古而来的阴谋统治术，使得政权习惯于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人群加以切割，从而增加群体间的互不信任，以便更好地实施巧妙地统治。但一旦一个国家里的人群在很多方面处于被人为的分割状态，那么这也必然带来由于不当切割而造成的利益博弈风险，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动荡成本，给黎民百姓和整个国家带来更多的灾难。
2009年11月27日下午小雨中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