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走了，令我这无缘识荆的无学后辈不胜怏怏。尽管我甚至无缘拜读过先生的文章或是译作，然而我毕竟知道，世上于今又少了个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治学的传统型知识分子。
“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乃是文革前拍的电影《舞台姐妹》上的主角竺春花的台词，在文革期间被重点批判。那理由是什么我可记不住了，记得的就是那场运动的伟大影响——我此后几乎没有见到过谁做到这两条为人的起码标准，包括我自己在内。
依愚见，“清白做人”在那阵子是做不到的高标准。已经反复说过了，毛共治下无清白。从文革过来的人，良心清白的人就算真有，也是凤毛麟角。因此只能马马虎虎，降格以求，看看是否“认真做事”。然而就连这条标准也难达到。从农村到工厂到大学，我发现“拆烂污”成了全民普遍实践。谁不这么干还要被众人讥为“猪头三”。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不讲认真。连关天的人命，大夫们也能拆烂污。我在医院里守病人时，耳闻目睹过无数次医疗事故，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害阑尾炎的小女孩给割了子宫，而害子宫肿瘤的中年妇女给割了阑尾。
前段季羡林先生辞世，老金说，季先生虽然不是什么国学大师，然而他有一点让人钦佩，那就是传统知识分子自甘寂寞、不求闻达，只从学术兴趣出发，踏踏实实做学问。这在传统型知识分子中很常见，而今此类人却成了濒灭物种，走了一个就少一个，就跟老年人的牙齿一样，失去了就再也无法补充。如今学界大拿们个个精通“利益博弈”，为钱包崛起而读书，哪会还像季先生那样甘于“烧冷灶”，去潜心研究吐火罗语那种绝学？
确实如此。在我看来，杨先生也是这种自甘寂寞的人。多年来他埋首翻译绍介中华文化，乐在其中。民国年间某些文人曾颇看不上翻译，认为那是“做媒婆”。的确，靠翻译不可能青史留名。何况杨先生翻译的还是《史记》、《资治通鉴》、《楚辞》、《红楼梦》那类作品。这种书，翻译得再好也没有多少人赏识——中国人不会看，英美只有汉学家才会感兴趣，而汉学在整个西方文化界里实在是不足齿数。汉学家们的推崇，根本不可能为杨先生和戴先生带来什么遐迩皆知的国际声望。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本科生（考上牛津本科要比考上牛津研究生难得多），论学力决不下于钱钟书，论名气则远远不如，然而杨先生也就没有什么心态不平衡。
最令人吃惊的是，据杨先生自己说：
“大概在1950年或 1951年，南京统战部通知我，说中央也想调我去北京，参加翻译毛选的工作。我当时婉言拒绝了，说我只懂得翻译文学作品，翻译政治性文章我很外行，做不好。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我同南京统战部同事的关系很不错，我又刚买了一所小房子，预备在南京定居，北方老亲戚太多，也怕找麻烦。”
翻译伟大领袖的雄文，该是何等荣幸！不说就此飞黄腾达，起码是为自己买了政治保险。然而杨先生竟然拒绝了，那原因在如今的人看来简直就无法理解，这真是传统知识分子笃信的“富贵于我如浮云”。
这些事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说来惭愧，我知道杨先生，还不是因为他的文字，而是通过西方电视台。那是“八九风波”之时，大屠杀发生后，杨先生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怒斥中共法西斯罪行，西方电视台随即播放了这段录音。那是我听到的唯一一个中国学者对大屠杀发出的公开谴责。与此同时，方励之正忙着逃入美国大使馆，而不久后钱学森便公开出来歌颂政府“平叛”。最难得的还是，那并不是杨先生一时冲动失控。过后我党软硬兼施，要他检查，但他拒绝收回那段发言。我党只好把他开除党籍了事。
杨先生不是不知道我党的厉害，他在文革中坐过四年牢，长期生活在随时被拉出去“公审”后枪毙的阴影中。然而在这种关键时刻，他毕竟不顾一切后果，清清白白地面对全世界做了一回人。
窃以为，做人做到这个地步，无论以前是否因狂热或轻信犯过错误，都可以如文天祥绝命词说的那样“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了。比起前不久逝世的钱学森来，杨先生的学术成就或许不如（如果两者可比的话），然而光凭这一条，杨先生也就可以无愧于后世子孙了。
杨先生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