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新闻聚焦：零八宪章签署破万，对刘晓波羁押再次延期

 

刘晓波博士

 

《开放》杂志社（左图）和劳改基金会出版《零八宪章》文集

12月9日是《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纪念日。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这一天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如同六月四日是纪念日一样，十二月九日也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说到《零八宪章》就会同时说到刘晓波博士，正是因为刘晓波引领和发起零八宪章运动，中共当局恼羞成怒，将刘晓波关押将近一年；同时，当局动用国家机器和警察，在全国范围内恐吓、迫害《零八宪章》签署人；而且当局严密封锁互联网，阻止《零八宪章》传播。尽管如此，当局的行径并没有吓倒所有的人，民众千方百计进行传播，签署人也越来越多，已经突破万人。

临近《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引起海外媒体和团体的关注，同时也十分关注刘晓波的命运。《民主中国》开辟“零八宪章一周年征文”活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评选《08宪章》签署人群体为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

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分析文章，预示着《零八宪章》一周年纪念活动山雨欲来。

●海外媒体关注零八宪章发布临近一周年

▲自由亚洲电台（RFA）11月20日报道：《08宪章》的产生给中国民运带来希望

89年的六四屠杀，使得中国民主运动遭受挫折，但《08宪章》的产生，又给中国民运带来希望，中国著名独立学者王光泽近日在美国的一个公开场合上作上述表示。王光泽是《08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之一。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的报道

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评选《08宪章》签署人群体为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王光泽作为《08宪章》首批签署人，和另一位签署人江天勇，代表签署人群体，从中国前来美国领奖，并在颁奖典礼上致辞。

王光泽首先谈到，《08宪章》的产生，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是极大的鼓舞，他说：“《08宪章》出台的时机非常有意思，它正好处于89年民主运动20周年之前，海内外普遍对中国的民主运动趋于失望沮丧的局面，然后有《08宪章》这么一个政治性文本出现，导致大家精神为之一振。有人说，20年来，中国民主运动失败了，没什么成效，我觉得，《08宪章》应该是给这20年交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王光泽表示：从89六四至今，中国的前途命运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他说：“就是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再改就得改体制了。改革虽然丰富了老百姓的口袋，但改革明显是不正义的改革，就是所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谁有资源，谁垄断了权力，谁就能把权力变成口袋里的银子，这样的改革。改革死了，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对宪政公义体制的渴望，而公义体制必然靠一个宪政体制去完成。《08宪章》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个清晰的政治性的表述，是非常难得。”

王光泽指出：《08宪章》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不仅仅表述了民运的诉求：“《08宪章》把这20年政治反对运动的诉求，和这十几年来公民民权运动的诉求，两者整合到一起了，我们既看到它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考虑，同时又有宪政层面变革的蓝图，所以它能激起这么大的反响。应该说，《08宪章》超越了一般文本，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08宪章》运动。再过若干年，我们来评估《08宪章》，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王光泽曾供职于中国《法制日报》、《21世纪经济导报》、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他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22日报道：中国杰出民主人士的名单

《08宪章》的诞生，是当今中国民主运动最重要的事件。《08宪章》签署人群体，获美国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评选为“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近日在旧金山中国城举行。“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由旧金山一批关注中国民主事业的华人组成，该基金会从1987年开始，每年评选“中国杰出民主人士”，今年是第23届。

“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是海外华人相关奖项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20多年来，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志士仁人，多数都在获奖人名单中，这一份名单，就是一部近代中国民主运动史。前22届，获奖者共73人或集体，把获奖集体中的个人单独计算，总人数一百多人。而如果把第23届获奖人加进去单独计算，这份名单便骤然加长：《08宪章》签署人，首批303人，至今签署者已超过一万人。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现任会长、前中国89民运学生领袖周锋锁，阐述《08宪章》签署人群体获奖理由时说道：“《08宪章》是20年来最重要的文献，是中国将来民主转型的指导纲领。《08宪章》产生了非常大的凝聚力，这些签名人能够有这个共识，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这是20年来所没有的。”

一万多《08宪章》签署人中，有知名人士，也有普通民众。《08宪章》去年12月10日发表后，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即遭中国政府关押，今年6月23日被逮捕，被当局传唤的有上千人，每个人面对迫害，都表现出超凡的勇气。周锋锁说：“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签名人声明退出《08宪章》，不管政府以失去自由相威胁，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没有一个人放弃《08宪章》。”

每年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都是旧金山华人社区的一件盛事。但中国国内获奖者往往不能出席颁奖典礼，他们或者被关在中国的监狱中，或者遭政府阻挠禁止出国。今年，人们当然希望刘晓波亲自前来领奖，以一睹他的风采，但刘晓波仍身陷黑牢。令人惊喜的是：颁奖典礼开始，有两位来自中国的签署人，站到了领奖台上，他们是303名首批签署人之一、独立学者王光泽，和一万多名签署人之一、维权律师江天勇。

王光泽在颁奖典礼上致辞，他说：“我意料到这个文本会带来震撼，但是结果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第一点，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的反应都非常强烈；第二就是签署的人数，真名实姓，前赴后继。《08宪章》把这20年政治反对运动的诉求，和这十几年来公民民权运动的诉求，两者整合到一起了，所以它激起这么大的反响。应该说，《08宪章》超越了一般文本，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08宪章》运动。再过若干年，我们来评估《08宪章》，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而江天勇原本没有打算签署《08宪章》，他是在刘晓波被捕后签下自己的名字。江天勇签署《08宪章》后，两次遭国保约谈，领奖后一回到北京，又遭警方拘押。他在颁奖典礼上致辞时说道：“国保告诉我说，今后不要参加《08宪章》的活动，我说你如果是作为朋友的建议，我表示感谢，我照不照你的话去做，那是我的事情；如果说你作为警察，命令我这么做，对不起，恕难从命。”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的名单，由于有了《08宪章》签署者一万多人加进来，于是便发生了飞跃：一万多人，是一个实数，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象征着“中国杰出民主人士”的名单已增至无限，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正高扬着一面民主宪政的旗帜前进，旗帜上写着《08宪章》。以上《当今世界》专题：《中国杰出民主人士的名单》，是由特约记者王山从美国旧金山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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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11月23日发布：《零八宪章》第十七批签名人名单（309人）签名已突破一万人

（签名整理小组说明：“零八宪章”公布将近一年了。到此批公布的签名为止，签名联署“零八宪章”的人士已经突破一万人。）

一年来，来自国内各地以及港台海外各国的签名以及前签名者真挚的留言，见证着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承担和关怀，常让我们感动不已。一年来，签名活动受到各种封锁、阻挠和打压，最初公布的信箱被破坏；或许还有相当的一些签名被拦截，因为到现在，依然有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告知他们很早就签名但至今未看到签名出现在公布的签名名单里。一些签名人士甚至受到国保人员的骚扰，约谈，恐吓，然而迄今为止，签名依然突破各种封锁陆续传达到我们这里。我们向这些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的行为昭示零八宪章运动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因为它象征着中国人对自由的追寻，对权利的捍卫，它所涉及的问题，是所有真正关注中国前途命运者都必然会关注的，牵涉到每个公民乃至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

从参与起草到参加联署“零八宪章”的各界朋友，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认为“零八宪章”是一个绝对的律令条文，显然它更不是中共那种不容置疑的指令文件，它只是一个凝聚了许多人回顾历史，观察当下，探索未来的思考结果的文本。只是为凝聚公民共识，开拓公民讨论空间，推动公民运动和社会变革而发布并存在。无论是就其具体内容还是主要观点，都欢迎各界朋友甚至官方提出批评，加以讨论，给与传播，以期使之更加完善，更好地体现变革期社会各方的观点和期待。遗憾的是，象在对待中国当下的许多问题上采取的鸵鸟态度一样，官方除封锁和打压零八宪章的传播和联署外，不敢也不愿正视“零八宪章”的存在以及其提出的有关中国未来的各种建言的合理性。而与此同时，却是中国社会各种危机性因素令人忧虑地进一步积聚。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宪章的联署者将继续本着理性和平和对国家负责的公民态度，与海内外各界朋友携手努力，推动中国的和平变革，探索解决中国各种危机的制度性途径，为中国人的权利保障和持久的幸福做出贡献。

一年来，一些与“零八宪章”相关的杂志网站论坛陆续开通创设，关心的朋友们可以加以注意，登入http://www.2008xianzhang.info/，了解相关信息。同时，也请继续传播“零八宪章”及其签名信箱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xianzhang2008@aol.com。此外，还要再次重申，因这些信箱有可能在有关人士的“关照下”失灵，为保险起见，签名的朋友也可登入网站察看签名信箱是否有变。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会随时在网上提供。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祝大家岁末安康！

（签署名单略）

▲零八宪章部分联署人11月25日发表《致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的倡议书》

尊敬的《零八宪章》签署人：

你们好！

从2008年12月9日《零八宪章》正式发布以来，已经有超过1万名各界人士，不畏强权，公开参与《零八宪章》的签名联署，使得《零八宪章》成为中国大陆最近20年来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宣言。

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中共执政当局迄今对此攸关国家民族未来的重要建言不仅不做正面回应，反而通过其掌控的媒体，有明显针对性地大肆宣扬中国不适合民主选举、议会制、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等论调；同时暗中加紧行动，在《零八宪章》公布的第16天，突然动用一切技术手段，从互联网上全面封杀相关内容，只字不留。更令人愤怒的是，在《零八宪章》的签署和传播过程中，作为重要推动者的刘晓波先生被中共当局无理羁押并逮捕，命运未卜，而大部分签署人则被中共警察以各种他们自己也不肯公开的方式骚扰和威胁。当局的这些作法，是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粗暴践踏，是对公民尊严的严重侵犯。令人感到鼓舞和欣慰的是，在专制体制的政治高压之下，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位签署者宣布退出签名，而《零八宪章》在严酷的封锁下，仍在网络世界继续传播，其所载明的普世价值和基本主张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

在《零八宪章》即将迎来其发布一周年之际，在刘晓波先生依然被中共当局羁押的状况下，我们希望和全体签署者一起，来共同分享宪章追求自由，推进民主，捍卫人权，为民族未来勇于担当的精神，来共同承担签署宪章的庄严责任，特此发出这份倡议书，邀请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和关心中国社会进步的公民们，一起参与进来，持续推动《零八宪章》更广泛的传播。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打下理念基础做出努力。我们的倡议如下：

1、通过各种方式向您身边关心公共事务与社会进步的朋友介绍《零八宪章》，让他们了解宪章的内容，并鼓励他们向更多朋友推介，鼓励更多认同《零八宪章》的朋友参与签署。在《零八宪章》公布一周年之际，以向1 到10位朋友宣传其内容或鼓励1名认同其内容的朋友参与联署来纪念这个日子。

2、在日常交往活动中，主动、热情地和您身边的朋友交流和讨论《零八宪章》提出的理念，虚心听取他们对《零八宪章》的意见与建议。

3、对于那些在交流中持有不同意见的朋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参与讨论，收集和整理他们的意见，为《零八宪章》的充实与完善做积累。

4、利用商务出访、出游境外的机会，或委托出访、出游境外的亲友，留心购买在香港出版的《零八宪章》等书籍，访问志愿者建立的《零八宪章》网站，阅读《零八宪章》月刊，并对如何推进宪章运动提出建言献策。

5、请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写一篇博文或随笔、札记等，介绍、阐述《零八宪章》载明的理念，让更多的朋友与你分享；也可以用《零八宪章》的理念，分析中国社会现实，促进人们的思考。

6、请关注因为《零八宪章》而被当局逮捕的刘晓波先生和其他被各地警察骚扰、恐吓的宪章签署者，请以各种方式为刘晓波先生的自由展开呼吁，或者以自己方便的方式帮助、鼓励、声援身边的宪章签署者。

7、在适宜的时候，和您所在城市或周边的《零八宪章》签署人进行交流，相互认识起来，分享经验，分享对未来的信心。

各位朋友，今天，在官方刻意营造的“繁华盛世”的表象背后，是尽人皆知的各种危机因素和社会不满的积聚，本世纪已将跨入第二个十年，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共和国而奋斗牺牲的辛亥革命也将届百年，遥想先贤，面对世人和后辈，我们更应感到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本着理性、和平、负责的态度，继续坚忍不拔地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事业，为使中国大地成为一个所有人都能自由生活并享有平等的机会和社会公正的家园而竭诚努力。

《零八宪章》部分签署人

零八宪章论坛

2009年11 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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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刊《参与》11月26日报道：部分签署人倡议持续推动《零八宪章》更广泛的传播

今天《零八宪章》部分签署人发表了一份《致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的倡议书》，邀请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和关心中国社会进步的公民们，通过各种方式持续推动《零八宪章》更广泛的传播。为此，《参与》记者专访了两位《零八宪章》的第一批联署人高瑜女士和陈子明先生。

高瑜女士刚刚参加了捷克天鹅绒革命纪念活动，与《七七宪章》起草人哈维尔先生及很多政治家见了面，进行了很深入的座谈。高瑜谈到，《七七宪章》实行的是发言人制度，也就是抓起来一个马上再补上一个。中国对言论自由的容忍度略高于当年的捷克，中国《宪法》上明文规定保障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但结社自由是绝对不允许的，一般都是判十年以上的重罪。基于这种情况，中国公民学习《七七宪章》签名的方式，现在签名人数超过了一万人，但由于中国和欧洲的政治环境相差太远，有朝一日出现“8.19”苏联共产大厦垮台事件只能是幻想。俄罗斯的人权组织面临的是子弹、暗杀，但可以公开成立，中国公民面临的是监狱，但不允许成立人权组织，这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差距。东欧的天鹅绒革命、柏林墙倒掉已经二十年了，现在他们重提民主自由，就是警惕专制的重来，警惕专制对民主自由的威胁。她认为，欧洲知识分子提的某些做法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应该做的，这个《倡议书》的呼吁非常好，但由于专制政权非常强大，目前只能利用网络，而且是海外的网络，写写文章、说说话，这和欧洲的知识分子所做的相比尚有差距。

对于两天前刘晓波案的侦查期第三次被延期一事，高瑜表示，这说明当局非常被动，给刘晓波是欲加之罪、无中生有，整个抓捕是极卑鄙的，她相信奥巴马肯定认真地与中国政府谈了刘晓波的问题，所以当局现在遇到了非常大的难题，由于心虚做不下去了。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捕，当局却不敢拿《零八宪章》来起诉，因为《零八宪章》每一条都合法，以言制罪、干涉新闻自由是违反《宪法》的，重判刘晓波只会把刘晓波推举成为中国公民运动的领袖。高瑜督促当局顺应国际舆论，尽快释放刘晓波。

陈子明先生表示，当局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达不到想要达到的任何一个目标，只能成全刘晓波，进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刘晓波得到大家的支持，逮捕他的人却害怕让大家知道，并在网上封杀有关消息，因为以言治罪是根本说不过去的，也违反《宪法》和法律。他指出，言论不自由是普遍状况，有一种是根本发不出言论，还有一种是发出言论后遭到压制甚至被投入监狱。网民大多是前一种，刘晓波先生就属于后一种。陈子明认为2009年看不出中国在言论自由方面取得了什么进步，联署者们应该再接再厉扩大《零八宪章》在民众中的影响。

▲自由亚洲电台（RFA）11月27日报道：《零八宪章》签署人发布倡议推动民主进步

11月25日，部分《零八宪章》签署人发布倡议书，呼吁持续推动《零八宪章》的传播和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步。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采访报道。

这份《致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的倡议书》指出，在《零八宪章》即将迎来其发布一周年之际、在刘晓波依然被中共当局无理羁押和逮捕的状况下，目前已经有超过1万名各界人士，不畏强权，公开参与了《零八宪章》的实名联署活动，中国专制体制的政治高压并没有使任何一位签署者宣布退出签名，反而《零八宪章》在严酷的封锁下，仍在网络世界迅速传播，这表明其倡导的普世价值和基本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

中国学者、《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者之一江棋生表示，《零八宪章》作为中国大陆目前最为重要的公民权利宣言，其目的就是要唤起社会的共识，以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步：“《零八宪章》的发布，它要求的呼唤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能够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对《零八宪章》所阐述的一些基本理念、基本主张公开给出自己的意见，形成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公民运动，共同来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

《倡议书》还指出，中共执政当局迄今对于攸关国家、民族未来的重要建言《零八宪章》，不仅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反而通过其掌控的媒体，明显针对性地大肆宣扬中国不适合民主选举等论调；同时暗中加紧动用一切技术手段，从互联网上全面封杀相关的内容，并对大部分《宪章》签署人进行骚扰和恐吓,这不仅是对中国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粗暴践踏，也是对公民尊严的严重侵犯。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分析认为，《零八宪章》对于中国社会的长远影响在于公众不懈的坚持和抗争：“在《零八宪章》刚刚签署之后，我们就对《零八宪章》的前景做过预测。第一个呢就是《零八宪章》它上面呢没有得到中共高层的这种支持，下呢又没有一个政治空间进行民间动员，比如说通过结社呀，办报呀、做教育呀、还有集会呀等等，能够进行广泛的传播；第二个就是当局通过严厉镇压把它给控制住，这样的话，我觉得《零八宪章》可能更象第三个可能，在跟极权政权长期较量中，有起有伏地在坚持和发展，最后到了政治改革条件成熟了，它成了一面政治改革的旗帜。这样就大大地缩短了民间政治力量的这种整合过程。《零八宪章》如果能持续下去，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政治前景。”

王军涛认为，比较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环境，《零八宪章》这一政治文献在中国具有其独特的发展前景：“从政治操作层面上讲，《零八宪章》的发展前景会比前苏联和东欧的前景大，第一个个原因就是中国现在实际上信息流传的手段等等是要比过去前苏联和东欧多得多；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多数问题都是显现的，象腐败呀、群体事件、征地呀，那么，它现在政府主要的控制还是在于用物质利益和警察这样两方面的手段，但是这样政权其实是不能长期维持稳定的。一旦这个国家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这个《零八宪章》会有爆炸性的增长，这是有可能的。”

中国学者江棋生强调，近二十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巨变表明，《零八宪章》中所倡导的以和平、非暴力方式，推动中国从一党专制向宪政民主政体转变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二十年前的中国也有一场很壮丽的民众运动。但是那场民主运动被当局用坦克跟机枪给镇压下去了。二十年来，在东欧跟前苏联国家已经变成民主国家的时候，中国现在依然还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之下，但是我想中国从一党专政走向宪政民主，这是肯定的。宪政民主不可能只适合于中国以外的地方。我们要做的其实还是要靠我们自身通过非暴力的、和平的一些各种手段吧来促使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

这份《致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的倡议书》还指出，在当今中国官方刻意营造的“繁华盛世”表象背后，是尽人皆知的各种危机因素和社会不满的积聚。在推进自由、民主和建立社会公正的过程中，每一位中国公民都面临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倡议书》公开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持续推动《零八宪章》更为广泛的传播。

▲中央社11月27日报道：“零八宪章”连署人提倡议书吁推动民主化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央社    点击数：77    更新时间：2009-11-27

（中央社台北27日电）“零八宪章”发表即将届满一周年，连署人已由最初的309人发展至超过一万人，部分连署人日前发布倡议书，呼吁持续推动“零八宪章”和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步。

“零八宪章”是为了纪念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由刘晓波等人起草并由303位中国各界人士连署的一份宣言，目的在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改善人权状况。

由于事涉敏感，遭大陆当局封杀并有多名连署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刘晓波。54岁的刘晓波起草“零八宪章”，但在发表前夕的12月9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羁押，2009年6月23日正式宣告逮捕，日前传出再度被延长羁押2个月。

“自由亚洲电台”刊载的倡议书表示，“零八宪章”在大陆当局严酷的封锁下，仍在网路世界迅速传播，“这表明其倡导的普世价值和基本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

中国学者、“零八宪章”的首批连署者之一江棋生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能够透过独立思考，对“零八宪章”的基本理念、基本主张公开提出意见，“形成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公民运动，共同来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

倡议书说，中共执政当局透过掌控的媒体打压、在网路上全面封杀“零八宪章”，并大肆骚扰连署人，「“这不仅是对中国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粗暴践踏，也是对公民尊严的严重侵犯。”

这份《致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的倡议书》还指出，在推进自由、民主和建立社会公正的过程中，每一位中国公民都面临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倡议书公开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持续推动“零八宪章”更为广泛的流传。

▲香港明报11月28日报道：《零八宪章》一周年 签署人吁救刘晓波

《零八宪章》将于下月10日满发布一周年，有签署人提出倡议，呼吁持续推动传播《零八宪章》，并努力营救被囚的刘晓波。有首批签署者对本报称，当局的态度并无转变，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受到诸多压力，但幸而民间要求民主的声音增强了。

《零八宪章》论坛前日（26日）贴出一份署名“部分签署人”倡议书，呼吁签署者继续向外界介绍《零八宪章》，留意在香港出版的相关书籍，并关注刘晓波和其他被各地警察骚扰、恐吓的签署者。

学者﹕见到民间点滴努力

首批303名签署人之一的四川学者冉云飞说，签署《零八宪章》犹如列入黑名单，每逢敏感时期，如早前的奥巴马(相关)访华前就会被公安问话，他曾计划到香港参加新书发布会的行程亦遭到阻挠。不过他说，很高兴见到民间有点点滴滴的推动民主的努力，并以更理性的方式与官方互动，

至于继续推进《零八宪章》的倡议，冉云飞说自己虽然没有明说，“但我每天做的事都与《零八宪章》的精神是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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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对刘晓波再次延期羁押

▲美国之音（VOA）11月25日报道：刘晓波案公安调查第三次延期

著名中国异议人士、08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公安调查第三次延长。北京律师莫少平指出，根据法律规定，2个月后，公安局将决定是否起诉，如不起诉，就得依法释放刘晓波。

*公安侦察三度延期*

莫少平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和他的代理律师本月23号接到通知说，警方对他的调查再次延长。这是北京公安机关第三次延长刘晓波案的调查期限。至于延长调查的原因，莫少平说：

“跟律师讲，他们不会讲具体原因，这个可以来推断。（警方）都是讲法律上冠冕堂皇的原因：因为这个案情重大、复杂、疑难，要再第三次延期。”

莫少平指出，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可以要求三次延长调查，第一次可延长一个月，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可延长两个月。他表示，到明年1月23号，公安机关，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要么放人。

*莫少平：刘晓波指当局因言治罪*

08宪章首批签名人之一莫少平是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该事务所尚宝军和丁锡奎两位律师正在代理刘晓波的案子。莫少平说，这两位律师星期三在看守所会见了刘晓波。刘晓波自2009年6月23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正式逮捕以来，一直关在北京第一看守所。

莫少平说：“公安机关要第三次延期，已经给本人一份通知书了。他本人明确表态，你们还是属于因言治罪、以言治罪嘛。他还是不认可对他现在的指控嘛。另外，公安机关对他的提讯已经减少了。 不问他关于什么什么东西了。再有一个，就是看守所应该说是对他从生活方面还是非常照顾、非常客气的。”

*赵达功：刘晓波拒绝流放*

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访问中国期间曾就刘晓波被捕一事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关注。

在深圳的独立作家赵达功也是08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注意到奥巴马访华时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克林顿和布什等前几任美国总统访华时有所不同。他说，中方没有向以往那样释放一两位重要的在押异议人士作为跟美方谈判的筹码。

赵达功指出，刘晓波拒绝当局提出的以出国换取人身自由的条件。

他说：“刘晓波要获得自由，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答应出国，答应当局的条件出国以后不回来。但是，刘晓波肯定不能答应。”

现年54岁的作家刘晓波去年12月8日深夜在世界人权日前夕被北京警方人员从家中带走，在当局安排的地方监视居住7个多月后被正式逮捕。他参与起草的关于中国宪政改革方向的08宪章随后在互联网上由3百多位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联名发表。目前，中国内外签名支持08宪章的各界人士已经超过一万人。

▲维权网11月25日报道：刘晓波再被延长刑侦期

11月23日，被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刘晓波收到了警官送达的延长刑侦期通知书，被延长侦察2个月，这已经是自刘晓波被逮捕以来的第三次延期。刘晓波在通知书的背面书写上：抗议以言治罪。

刘晓波的代理律师尚宝军律师与丁锡奎律师经过多次联系，今天（25日）上午到预审科协商与刘晓波会见的时间，下午3点钟两位律师获准会见刘晓波。

两位律师应刘霞的请求，询问了刘晓波在看守所内的日常起居、每次送的书、衣服和钱收到没有，并带去了大家对他的问候。

在警官上卫生间的空隙，刘晓波着重提到两个问题：第一奥巴马访华的情况，第二最近有没有人因为和他同样的罪名被抓。尚律师告诉他奥巴马访华提到了刘晓波的名字，据了解近期还没有人因为“涉嫌煽动和零八宪章问题”被抓捕，刘晓波听后很高兴。

尚律师特别提到上次会见时刘晓波谈到的三点感触，经《维权网》报道后被国内外几十家媒体转载的消息，此时旁边监听的警官马上说“尚律师能不能抓紧时间说点正事”。

刘晓波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书看。从8、9月份他就没有收到过刘霞送去的书，目前他的手上只有6、7本书。而据刘霞讲已经陆续给刘晓波送过几十本书。就这个问题两位律师询问在场的警官，警官说“这个应该不是预审科的问题，可能是看守所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刘晓波还谈到没钱用了。但刘霞说最近送钱时看守所不让送，说刘晓波还有钱用，最后在刘霞的一再请求下，看守所让暂留下1千元。

刘晓波与律师的会见从3点开始，3点37分时电话断掉，两位律师等了一会儿，电话仍没有接通，于是离开。

刘晓波表示：感谢所有关心他的人！

▲零八宪章一周年波澜 刘晓波再被延期羁押

作者：心语    文章来源：RFA    点击数：55    更新时间：2009-11-26
《零八宪章》起草者之一刘晓波一案又再次延期审理，辩护律师周三下午与他会见，引述刘晓波再度表明反对以言治罪的态度，并说刘晓波关心奥巴马访问中国情况。部份《零八宪章》签署者在宪章发布周年前夕发表公开文章，谴责当局的打压。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采访报道

《零八宪章》发布将满一周年，宪章起草者之一，中国作家和异议人士刘晓波从今年6月底被北京当局正式逮捕至今，已在看守所关押了五个月。刘晓波的辩护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及丁锡奎在星期三下午三点一起会见了刘晓波半小时。尚律师在会面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晓波精神状态尚可，只是妻子刘霞送进的几十本书，一本也收不到，当局只愿给他看《红楼梦》之类的古书。至于网友所寄出的明信片，更是一张也无法收到。

尚宝军律师还说，当局向刘晓波下达通知，“周一向他下达了延期补充侦查的通知，他签收了，他在签收通知书的背面写下反对以言治罪的表态。”

刘晓波还问到，近日可有像他一样因为言论而遭拘捕案例发生，并特地问到了奥巴马访问中国的情况。

对刘晓波一案又再次遭当局延期审理，莫少平律师认为，“这个理由都是法定的理由，不会跟你说具体的理由，法律规定，案件复杂，在法定期限内，没法侦查清楚，就有权在逮捕后两个月羁押期之后有三次的延期，第一次一个月，第二次两个月，第三次两个月。通过一定的程序上报到相关的部门，同意了延期。不会说具体的(理由)，只会冠冕堂皇地说是法定的理由。就说案件复杂，我们还没有侦查清楚，所以延期。”

53岁的刘晓波在2008年12月8日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到今年年初才确定，他被北京当局于秘密地点限制人身自由﹑监视居住。《零八宪章》签署者之一江棋生表示，《零八宪章》周年前夕，当局肯定又会监视部分签署者的行踪，“把他们眼里比较活跃的，有可能搞一些纪念活动的，又要派人看起来。”

《零八宪章》公布将满一周年，部份签署者周三在网上发表一篇题为“致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的倡议书” ，表示 宪章正式发布以来，已经有超过1万名各界人士，公开参与签名联署，使得宪章成为中国大陆最近20年来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宣言。但当局迄今对此不仅不做正面回应，反而通过其掌控的媒体，有明显针对性地大肆宣扬中国不适合民主选举、议会制、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等论调。宪章签署人之一，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表示，“零八宪章哪一句话违反联合国人权宣言？哪一句话违反了中国的《宪法》？中共当局抓刘晓波的尴尬，如果是因为以前的一些文章，那更是以言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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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BBC）11月26日报道：北京警方第三次延长刘晓波案调查期限

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的代表律师向BBC中文网证实，北京公安机关第三次延长对刘晓波案的侦查期限。

莫少平律师星期四（11月26日）告诉BBC中文网说，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可以案件重大、疑难和复杂作为事由，有三次要求延长调查期限的权利。

刘晓波自今年6月23日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以来，一直被关在北京第一看守所。

他说，在明年1月23日，公安机关必须做出一个决定，要么把刘晓波移送到检察院，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要么就必须变更强制措施。

也就是说，北京公安机关不能再用关押的形式来限制刘晓波的人生自由，但可以变更成监视居住。

有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第一次可延长调查期限一个月，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可延长两个月。但在第三次延期侦查后，公安机关就没有权利再要求延期。

“因言治罪”

莫少平向BBC中文网说，他的两名助手星期三（25日）在看守所会见了刘晓波。

莫少平说：“刘晓波已正式得到警方的通知，说要第三次延期。他本人明确表态，说你们这还是因言治罪，还是文字狱。”

莫少平引述刘晓波说，警方针对刘晓波案子的调查核实已基本处于一个停顿状态，现在这段时间已基本不再提讯他了。

莫少平说，看守所对刘晓波的生活方面还是很照顾，但亲属希望转交的一些书，还是没有转交给他本人。

现年54岁的刘晓波曾因参与“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而遭到中国当局关押。

去年12月8日晚，刘晓波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在当局安排的地方监视居住7个多月后被正式逮捕。

2008年12月，他与300多名律师、作家、学者和艺术家联名签署《零八宪章》，要求中国政府保护人权、公开选举官员，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结束中共对军队、法庭和政府的一党控制。

▲中央社11月26日报道：大陆异议人士刘晓波传被延长羁押两个月

因“煽动颠覆政权罪”被逮捕的北京异议人士刘晓波再被延长羁押两个月，北京市警方出具的通知书指出，延长理由是“案情疑难、复杂、重大”。

刘晓波重申他写文章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并在签署羁押通知书时，直斥当局“因言治罪”。

律师莫少平告诉香港明报，他的助手昨天下午前往看守所探望刘晓波，刘晓波健康和精神尚可，并坚称自己写文章是公民的言论自由，不构成犯罪。

刘晓波于23日接到公安的延期羁押通知，通知表示，因案情疑难、复杂、重大，经上级批准，延长羁押期两个月。

莫少平解释，刘晓波在6月23日被正式逮捕，公安有两个月的法定侦查羁押期，若仍需要继续侦查，可申请延长羁押，第1次延长为1个月，第2、3次延长均为两个月，这次已是第3次，意味公安最迟在明年1月23日前将刘晓波案移交检察院起诉，或是不予起诉。

“没什么好侦查的”。莫少平说，“刘晓波写文章从来不用笔名的，他写了什么内容、在哪里发表都已经很清楚了”。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美国总统欧巴马日前访中时，曾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及刘晓波。莫少平则说，“如果他（欧巴马）有说，应该会有作用”。

54岁的刘晓波，吉林长春人，1989年“六四”事件中“天安门四君子”之一，之后从事写作，2008年起草《零八宪章》，但在发表前夕12月9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2009年6月23日正式逮捕。

《零八宪章》联署人由最初的303人，发展至超过1万人。“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在欧巴马访中前夕曾发表公开信，要求协助营救刘晓波。

▲美国之音（VOA）11月27日报道：中国当局再延长对异议人士刘晓波调查期限

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在被关押了5个月后星期一又接获通知，当局要将对他的调查期限再度延长2个月。他的律师说，这是法律所规定的最后一次延期，公安机关必须在明年1月23号之前，作出是否将刘晓波起诉的决定。

*法定延期羁押最后一次原因不明*

北京律师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说，警方在星期一通知刘晓波，将对他延长2个月的调查期限，具体原因除了法律条文上的说法外无法真正得知。

莫少平说：“具体的理由公安机关它没有讲。所谓法律规定上的理由都是那样规定，就是案件疑难重大复杂，在法定侦察期限内还没有侦察清楚，这样它就可以延期。延期依法它有3次的权利，第一次延期是1个月，第2和第3次分别是2个月，它现在是第3次。”

莫少平律师介绍说，到明年1月23号羁押期限届满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有3种。

他说：“一种可能是移送到检察院起诉，就侦察终结，它认为构成犯罪，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第2种可能，就是到期以后我不移送检察院，我可以变更强制措施，就是不能再羁押你了，我可以给你取保。第3种可能，就是公安机关撤案，就是这个案子不构成犯罪，我就撤案，把它了结掉。”

*律师：刘晓波仍不服因言获罪*

至于哪一种可能会发生，莫少平说从目前的状况来分析他很难预料。不过刘晓波在接到延期羁押的通知时，仍然表态不服当局将他因言治罪。

由于莫少平也是零八宪章的联署人，中国当局不允许他为刘晓波辩护，不过他的2名负责处理刘晓波案的助理律师，星期三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刘晓波。

*刘晓波妻子：只能耐心等待*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对美国之音说，刘晓波在看守所中只能与律师会面，家人只有通过律师才能知道他的近况。

她说：“哎呀，我现在还能怎样？只能耐心等待。我就是听律师说他每天具体都怎么过，好像反正就是非常简单的，整天吃土豆，白菜，然后半个小时放风，看一会儿电视，自己运动运动。”

*友人：刘晓波案当局早已查明无延长侦察必要*

刘晓波的友人，也是北京异议人士江棋生说，当局根本毫无必要将刘晓波延期羁押，这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做法，。

江棋生说：“我的看法是，这是当局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吧!大概觉得马上进入起诉对他们不是太有利，所以就又往后拖。事实上，刘晓波做的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的，根本用不着查那么久，而且他们已经把他关了近一年了，早就查得清清楚楚。”

曾经为参与六四天安门事件被监禁的刘晓波，在去年12月起草《零八宪章》，要求中国政府保障人权、开放公职人员选举、保障宗教和言论自由，并结束中国共产党对军队、法院和政府机构的控制。

他在宪章预定对外公布的前一天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并被监禁7个月后才在今年6月23号被正式逮捕。当时中国官方新华社曾经在报道中说，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北京市公安机关在依法进行侦查后，经检察机关批准将他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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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零八宪章一周年征文选

▲评论人士綦彦臣在《民主中国》发表文章：从学术角度看《零八宪章》——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批判为中心的分析

《零八宪章》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最系统化的异议政治表达文本，由于有不少签署者是体制内人士，因此，它也是中国民主化政治改革诉求各方的共鸣。尽管当局羁押了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但并不能阻止政治认识从精英向庶众传播的潮流。大量签名人是底层社会维权人士这一点，做了很好的说明。

我个人没有参与签名活动，只是和极少数民间学者交换了意见，这种交换更多地是技术层面的。在技术层面，我的基本表达是：对于政治民主诉求，我完全认同，但认为这种诉求在理论上有待体系化。另一方面，既然宪章是一个政治改革宣言文本，也不必在技术性细节上做过多表达，提出一个安排框架就十分不错了。

从学者的个人身份出发，我认为在《零八宪章》之下，形成一个理论探讨脉流，可以说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政治再启蒙。因此，我仍以观察者的身份来对待宪章文本及运动本身。

一、六四事件遗产的增值

《零八宪章》不是中国民间（异议）政治精英突发奇想的宣言，它是解决1860年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内在矛盾的又一次努力，即对体用之辨的局限进行新的突破。如果不考虑1860至1989之间近一百三十年的相关争论，只看1989年六四事件的政治遗产，就能说明这一点。

按六四事件结束后的官方评价文本（即陈希同所做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双方价值的冲突焦点。陈报告有言：有的还提出“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这个被批判的主张，在《零八宪章》里表达为“多党政治，联邦国体”。

其实，六四事件之后，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知识精英不分体制内外一直在探究“多党政治，联邦国体”的可能性。并且，对六四事件评价的争议一直存在，即陈报告并未真正能给事件定性。比方说，朱镕基当选总理（1998）时答记者问，说了很矛盾的一句话：对于那场政治风波早有定性，而且以后多次会议上大家认识都是一致的。既然早有定性，又何必在以后在多次会议中提及？既然多次提及，就不能说内部对此没有分歧！【关于公开资料，可查阅最近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

二、个人经历的文献意义

之于个人经历，我对“多党政治，联邦国体”也进行过理论探讨，不过彼时认识比较粗浅而已，但是，那些认识至少是六四事件后关于中国政治走向持续关注的一个指标。由于那个方向性探讨，我被当局指控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现在来看，当时的指控与判决也有相当参考意义。现将官方文本作为历史文献来对待，并以一篇涉及“多党政治，联邦国体”文章《朱氏迷雾与政治生存策略》为专指对象：

其一，侦查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指称：1999年4月，綦彦臣撰写《朱氏迷雾与政治生存策略》一文，并与法国《欧洲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美国《时代周刊》联系发表。文中倡导用“联邦国体加多党制”统一中国，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并号召、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外来的力量。”【此段中的引号与日期写法均为原文所具。出处：沧国安诉字（1999）第1号】

其二，公诉机关的《起诉书》指称：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被告人綦彦臣撰写《朱氏迷雾与政治生存策略》一文，并与法国《欧洲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美国《时代周刊》联系发表。文中倡导“联邦国体加多党制”统一中国，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外来力量”。【此段中的引号与日期写法均为原文所具。出处：沧检刑诉（2000）24号】

其三，审判机关的《判决书》指称：1999年4月，被告人綦彦臣撰写《朱氏迷雾与政治生存策略》一文，并与法国《欧洲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美国《时代周刊》联合发表。文中倡导用“联邦国体加多党制”统一中国，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外来的力量。【此段中的引号与日期写法均为原文所具，其中“联合发表”疑为“联系发表”，原文如此，本处不作改动。出处：（2000）沧刑二初字第49号】。

对比〇八宪章的集体表述与九年前我的个体表达，都说明“联邦国体，多党政治”之制度理性或曰价值理性，始终为关心国家命运的学者所关注。这种关注的是宪法规定权利范畴之内的行为，即第35条的自由表达权与第41条的公民建议权。现在看来，在宪法权益之下，更为重要的是要从理论上研究〇八宪章的核心主张，它至少包括：普世价值经济社会背景的一律性，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民主基因存在的可能性。

三、宪章核心理念与普世价值相一致

作为《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被羁押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是中共体制内对普世价值的争论，反对者占居了优势。普世价值显然是解决1860年中国社会现代化以来政治难题的一个有效办法——它可以超越体用之辩。作为价值理性，它能更有效地解决工具理性不足问题，使“联邦国体加多党制”不再是一个政治禁区。就中国六十年来的政治争论来看，无论在工具理性层面还是在价值理性层面出现巨大波折本不是历史的偶然。相反，诸如六四事件之类的政治风波或曰血腥结果，乃是逻辑性的必然。

当然，在另一端，国家专门立法与宪法精神的一致性，又为“联邦国体，多党政治”提供了一个平行参照，即《反分裂法》所内含的在统一目标下“什么都可以谈”之伦理精神。同时，执政党本身越来越强烈的自我惕励口号也说明，一党政治本身的风险已经畸高，如党的接班人习近平要求党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否则将失去执政地位。还有，党的组织主管人李源潮近期也一再讲防止人亡政息的危险，凡此等等。

从执政党的舆论导向即宣传掌握方面来看，刘晓波遭受羁押后，反对普世价值的声音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话语权，尽管作为一个政治案件它尚没有可测度结局的信息。在刘晓波被羁押（2008年12月8日）两个多月后，不到三个月（1999年2月19日），一直以来比人民日报体系少有左派色彩的新华社体系，其下属的《参考消息》发表了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一位学者的文章《当前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该文火烟味十足地说：“西方世界一直喋喋不休地对中国人说，你们不民主，你们不自由，只有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你们才能进步。而他们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只容你照办，不容你质疑。”在稍后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时任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的叶小文回答记者（3月16日）“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是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之提问时，公开声称：“民主是个好东西，我宁愿不用普世价值这个话。”

四、不能被忽略的普世经济

不管普世价值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如何被曲解，它的经济社会背景是无法被消除的。简单地说，普世价值背后有普世经济。

普世经济，是指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由于分配机制的内在冲突带来普世价值的诉求。中共体制内人士不管是否认可普世价值，都不否认人均年收入进一千美元至三千（亦有称两千至五千）美元阶段，社会进入高冲突时期——这样的基本判断。这个基本判断也是当局“稳定才是硬任务”维稳目标的常识基础。

在文献引证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一）早在《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官方就确认了普世经济的社会转型意义；（二）最近，应对重庆打黑带来的社会讨论时，重庆地方主官更是对媒体公开说：“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国际公认人均收入2000至5000美元阶段，是各种社会矛盾高发期，是集中出现的时段。”【可参见重庆地方网（华龙网2009年11月6日）的相关报道】

仅仅之于经济利益来论，中共内部的反普世价值力量的抉择，与其说是出于政治安全考虑，勿宁说是出于对普世经济的独享。比方说，按普世价值原则开放新闻出版，最终结果不是舆论导向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大量官办新闻出版机构将破产，利益集团将发生社会地位跌落。在普世经济线索下，我们继续往下看，由于经济分配机制的冲突，自由民主（而不是所谓的特色民主）仍是中国社会需求缺口巨大的潜在政治供给品。

五、福山修正的本质

普世价值的国际版本，可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来表述。不过，福山最近对他的理论体系做了一定的修正，认为“历史的总结”过程会出现波折，“中国模式”或曰“北京共识”有一定参考价值。他说：“中国在威权环境下成功地发展了经济。甚至可以说，因为威权，他们成功更快。”然而，对于未来的展望，他仍认为中国会走向“繁荣带来民主”的基本归途，尽管他没有使用“普世经济”一词。（“普世经济”一词，系我在本文中首次使用。我也相信，它将对中国的政治学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福山的这种判断基于两点预测：一是，今后十到十五年，中国人的收入会翻一番；二是，资本主义造就富有的中产阶级，“他们要求用税收换代表权”。

对于“民主”概念本身，不同的政治群体暨不同的经济利益阶层（或集团），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没人彻底否认民主根本的社会政治伦理价值。只不过，它被分成“西方式的”或“中国化的”技术性表达而已。上引的有关叶小文的文献，仍有后续之言，他坚持说：“中国共产党是最真诚地追求民主的，也会根据中国的国情一步一步去完善我们的民主制度。当然，民主走急了也不行，它是有程序的，是个过程。”叶的如是表达等于与福山有不谋而合之机，背后仍是普世经济在起作用。

六，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伪发明

与叶小文较技术化的表达不同，上引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学者的文章，虽然大有激愤之情绪，但它的提问给出了一个体制内政治思维窘迫情况的描述。该文厉声而言：“我们想告诉西方，如果有‘普世价值’，应该把中国老百姓自古就懂的‘民以食为天’、‘和谐共处’、‘和而不同’这些宝贵的理念列进去，并且放在前面。”如此表达等于是说 “普世价可能值存在”，也存在扩大内涵的可能。然而，为什么体制内理论思维一直有一个先天性的排斥西方观念的定势呢？有人或许认为民族主义情绪使然。这只是答案的一部分。真正的谜底在于马克思在历史哲学中发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作为新的政治迷信，“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定论有着深远的负面影响。

马氏认为：中国、俄罗斯、印度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东方国家，其古典社会中形成的劳动密集、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基础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动”。它在政治方面又为专制主义提供了牢固的基础，人变成了政治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可能产生民主因素，它与希腊城邦国民阶级权力主张的习惯截然相反。

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六十年的政治哲学影响之深自不待言，而且它也是中国今日本身自认“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的思想根源。民族主义主张之所以被法定意识形态所认可，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向民族主义退守，端在于中国六十年来被“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所束缚。

这个迷信是伪民族主义的体制内合法性依据，它与“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一样的极端原教旨主义。也正是由于新的原教旨主义在体制内大行其道，才出现了如今左风盛行的政治生态，那些欺骗性偶像如雷锋又有了“复活”的机会。

七，我们的传统中有民主基因

之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并未能予以动摇。因此，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思想屠城”——围剿普世价值绝非不合逻辑，其内在道理正如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逻辑地放导致了六四事件的血腥后果一样。“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不会产生真正的民族主义，而它所产生出的伪民族主义恰恰是反传统政治文化的，即将中国政治文明中的积极因素予以摈弃。

站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的对面，简单挖掘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遗产，不难发现——我们的文化遗传里面含有大量的民主基因，简单列示即有惊人的收获：

（一）中国商周时期的城邦政治，不仅存在贵族体制内民主乃至采取武力方式实现体制内民主选举，而且《洪范》给出的政治决策模式是十分民主的，其程序中有贵族内部讨论，也有交付公众表决的宪法设计。

《洪范》是全球最早的宪法文本，远比它之前的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更具超越财产法的特征。

（二）中国古典宗教传统与经典记载包含着大量的民主因素，比如易学中涉及反对宗族内部民主而致力社会民主的主张。如同人卦警告决策者“同于宗，吝”，就是说你只在小集团内部寻求一致性，前途不会光明。递进而言，一定要突破决策咨询的身份界限。

以此比之于中共的“党内民主”，后者实在是远无前者有洞见力。所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产生的政治思维，是中国优良政治文化发扬的最大障碍。

（三）中国古典社会中，存在着顽强的经济自由主义内核，它是一切权力控制之外的最基本社会恢复动力。从《史记?货殖列传》对经济自由的肯定，到晚清洋务运动派生的实业救国思想，都说明支撑中国文明从政治灾难中恢复的原动力之一是经济自由主义。

毛时代深重迷信“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享受它带来的益处，如工农业剪刀差对农业的剥夺而造就的工业积累，再如城乡人口身份的割裂。其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正是对抗中国历史上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

简单概括以上所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必须以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前提。虽然说邓小平理论被传统的庙祭原则续补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但它的经济自由主义毕竟是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有本质区别的。这也是体制内开明派为什么以邓小平为宗庙新主，以捍卫改革为口号的原因所在。

中国积三十年改革开放，产生于民间及体制内“主动异议”（我本身就是一个个案）的自我解冻效应，对社会思想进步起到了巨大作用。历史会记住这一点。从1989年的六四事件到2008年的宪章运动，近十年之积功，新的政治思维基本具备了消解“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的能量。

八，利伯维尔场制度并没失败

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为中国反普世价值的势力提供了“有力证据”——既然利伯维尔场制度不是最好的，那么建立在它之上的多党政治等民主制度肯定也是有问题的。由此而推，中国例外于民主制度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像《零八宪章》提出的“多党制加联邦国体”之类的政治主张也等于不攻自灭。用“中国模式”之经济效绩表达，伴以政治上的“北京共识”之全球攻势，目前已经成为反对利伯维尔场制度的最有效话语。

中国正被全球反利伯维尔场的理论力量所吹捧。比如，英国左翼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将以文化霸权的方式在以后约五十年的时间里统治世界。不幸的是，在雅克们吹捧起来的中国统治世界泡沫之内，中国社会内部的分配不公积累的内在张力，随时都会使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破灭。此非危言耸听，中共内部高强度的政治道德砥砺信号亦大有自我警策之意。此种分析在本文上篇已有所引述，此不赘复。

之于利伯维尔场制度，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确实利用了它的优点，然而，归根结底，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简单地说，国家在实现社会公平方面的作为微乎其微。中国试图努力解决政府失灵问题，但以降低市场灵敏度为代价的选择则是极端危险的。但，这种危险是雅克们所不予关心的。

结语：政府何以内含于市场制度？

现代市场经济机制确立以来，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外在于市场的，而是被市场内化的，因此，它已经成为一个市场因素。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又不得不接受市场信号的作用，以避免政府完全失灵。比如说，现在银行信贷刺激经济的投放量过大，不少银行主动缩减投放规模——至少不再对一线以外的城市建设进行信贷支持，业界称为银行业的“不合作运动”。

银行业的“不合作运动”说明市场信息通过微观主体利益反应，作用于政府决策。这样一个逻辑仍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而不管所称的市场叫新教伦理资本主义，还是叫权威资本主义，乃至于裙带资本主义。仍然回到普世价值涉及的经济利益方面去看问题，政治抵抗在更大程度上是经济抵抗。所以说，不管中国体制内的开明力量如何坚持改革，他们还是没法在短时间内为市场的要素分配找到合理平台，国企的经济统治不会放松，新闻出版业也不会与民间“割江而治”。

实质性的问题仍然是——中国需要再启蒙——《零八宪章》做出了这方面的重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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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士张辉在《民主中国》发表文章：弘扬普世价值，反击御用教授钟哲明

（【作者按】据网上资料介绍，钟哲明教授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于人民大学，多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是一位资深的博士生导师。钟哲明教授2009年5月27日教育部机关工委理论中心和北京交通大学关工委邀请到钟哲明教授来校做报告。钟哲明教授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以非常具体的事例，给大家做了一场深刻的报告。在报告中，钟哲明教授海阔天空，大批特批《零八宪章》和普世价值。之后，该报告的文字稿堂而皇之地发布于国家教育部的官方网站。）

钟哲明教授在报告会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普世价值”争论产生的背景；二是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三是被人们鼓吹的普世价值中的具体内容，即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乃至宗教，该如何看待？体制内学者吃的是体制饭，说点体制话，这个一点也不奇怪，本人在他们以往大放厥词的时候也历来懒得批驳。但是，钟哲明教授冠冕堂皇的言论明显与官方对《零八宪章》的态度完全吻合，并破天荒地登上了教育部官方网。关于钟哲明教授的言论，我觉得有必要给予反击，特提出如下几点看法与之商榷：

第一，没有批评的自由，赞扬就毫无意义。《零八宪章》的内容和传播渠道被全面封锁，钟哲明教授批评《零八宪章》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宪章的全文公布？即便不方便公布全文，那也应该公布部分条文啊，难道你垄断了宪章的批评权？所以，我建议钟哲明教授在批判《零八宪章》的时候，也要先解决《零八宪章》是什么的问题，应该公布出来由国人共同批判。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有分辨能力的人，而不是圈养的猪，请钟哲明教授不要怕人们知道点什么。

第二，钟哲明教授善于老调重弹，坚决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这个马屁拍得未必恰当。就近的来说，中共高层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温家宝等人就经常把普世价值的话语挂在嘴边；就远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也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只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实现人的自由，尤其是恩格斯在晚年已经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是有据可查的。可见，人的自由就是一种普遍的价值。人只要是人，只要有人性，就有相通的东西，就有普世的价值。钟哲明教授之所以看不见普世价值，或许是因为人性被异化的太多了，变成了“教兽”，他认为自己与别人不应该享受同样的权利。

第三，钟哲明教授认为，鼓吹普世价值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要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么老掉牙的东西，中共的高层都不好意思多谈了，钟哲明教授要誓死捍卫，那么请问钟哲明教授几个问题：1.中国正在走的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吗？公有制的基础还在吗？按劳分配的原则还在吗？计划经济还在起主要作用吗？2.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中有划分“人民”和“敌人”的标准吗？你来牵头建议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放“人民证”和“敌人证”，如何？发放了“人民证”以后是否可以给“人民证”的持有者一张象征尊严的选票？如果是随意划分“人民”和“敌人”，你能保证自己永远在“人民”的阵营中？3.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其法理基础是什么？如果说谁打的天下就该谁坐，这和秦始皇以来的皇帝们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谁有枪杆子就永远做老大，这和绑票的土匪们有什么区别？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死后，这个国家该由中国公民来管理，还是该由共产党领袖的儿女们来管理？太子党全面掌握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这些都是应该的吗？4.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西来文化，还是本土文化？如果不承认普世价值，为什么毛泽东非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普世价值）？就马克思主义的渊源来说，从恩格斯那里延续下来的第二国际到社会党国际一直在延续着，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产生的第三国际早已破产，我们即便认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就必须要认可你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谁是教皇谁就有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它们一脉相承又完全矛盾，国人该信谁家的主义？如果钟哲明教授上台做了中共的总书记，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要相信钟哲明教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四，钟哲明教授忧虑地说：“改革开放后，价值观流行起来，受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潮水般地涌进来，堵也堵不住，怎么办？”我以为钟哲明教授过于忧虑了，党国不是可以封锁吗？不是可以把说话的人抓进监狱吗？你们所鼓吹的价值观既然美妙无比，怎么能有这样“杞人忧天式”的忧虑？钟哲明教授认为，反对和赞成普世价值的实质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当然，在我看来普世价值就是人人都能接受的价值观，比如生命的权利，表达的权利，选举的权利，这些东西不是说只有资本家才喜欢，无产者就不稀罕。钟哲明教授把这些东西诋毁为“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普世价值，之所以成了钟哲明教授眼中的“洪水猛兽”，是因为钟哲明教授害怕人们一接触就接受它。人们之所以容易接受“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这样的洪水猛兽是因为它符合人性，而钟哲明教授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本来就是个没人性的东西，它根本抵挡不住人性的洪流。

第五，钟哲明教授口口声声说，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决抵制把西方的那一套观念和制度搬到中国来。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人类历史的全部活动就是在为人们自己争取更多的自由。现在钟哲明教授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我想请钟哲明教授给我一个无产阶级的自由化。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确实需要一个自由化，它们需要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请给他们吧。

第六，钟哲明教授坚决反对宪政，宪政是什么？宪政就是用宪法国家的规范政治权力。为什么钟哲明教授反对宪政呢？钟哲明教授说：“面对这样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我们应当向唯物史观求教，要看锦涛同志的提法和中央的文件。锦涛同志提出三个至上：第一，党的事业至上；第二，人民利益至上；第三个才是宪法和法律至上。”钟哲明教授还说：如果三个至上弄颠倒了，就成了唯心史观。可见，钟哲明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其实并不高，只是一个献媚者而已。我苦学马列主义多年，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党的利益至上了就是唯物主义，宪法的实施至上了就是唯心主义。反正钟哲明教授比我张辉能扯淡。

第七，钟哲明教授反对宪政的观点很明朗，反对宪政的动机也很明确——为了党：1.党的利益不能被宪法束缚手脚，这个话扇了邓小平一记耳光，邓小平说，党也要在宪法规范下活动；2.党的事业是第一至上，人民的利益是第二至上，这个也反映了目前的现实，中共执政六十年来的一切人和事，都是为了保证中共能够继续统治下去，人民的利益只在其次。党是什么？党不是空穴来风，党是一个利益载体，在当今中国，党是七千万人的一个大组合。钟哲明教授为了党，确实衷心可嘉，但钟哲明教授是为了七千万里的每一个人吗？是为了最普通的党员吗？是为了最平常的党支部书记吗？我看不是，他没有为这些人的权利说话。

第八，关于多党制，钟哲明教授说：“大家看看新闻就知道现在台湾搞的政党模式多么混乱，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动不动就游行、打斗。韩国、泰国都是多党制国家，现在的局面有目共睹。上台都靠金钱投入，下台后互相倾轧，贪腐坐牢的，跳崖自杀的，出国逃亡的，什么都有。”应该承认，在一些宪政制度不成熟的国家，上层政治经常表现为一种无序状态，台湾就常有这样的状态。但是台湾上层政治虽然有一些缺陷，但台湾人民的权利可是被充分保证了的，他们可以自由地说话，可以游行示威，可以罢工，可以罢免官员，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反观大陆社会，国家主席可以被批斗致死，党的副主席可以被迫坠机而亡，党的总书记可以被囚禁十八年，等等，至于贪污腐败和卖官鬻爵更是家常便饭，上台都靠金钱投入，下台后互相倾轧，贪腐坐牢的，跳崖自杀的，出国逃亡的，也是什么都有，肯定比台湾多得多啦。

第九，关于军队国家化。在宪政国家，军队不能干预国家政治，谁被人民选举为国家领导人，军队就听谁的。但是钟哲明教授认为这样不行，钟哲明教授认定，全民供养的军队必须由一个特定的政党来指挥，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特定的政党能够维持自己的统治。他说话放在当今的中国也没错，因为他的话印证了中国社会的专制性质，一个专制社会必须靠暴力来维持。如果没有暴力，人民会通过选票把不满意的领导人选下去的，中共的领导人都不想被人们用选票哄下台，所以不肯实行军队国家化。——所以钟哲明教授告诫说，要保证共产党的统治，“在这个枪杆子、刀把子问题上决不能有丝毫天真的想法。”

第十，关于民主，钟哲明教授认为：“民主不能简单地用好或不好来判断，需要做具体的历史分析，因为世上没有抽象的民主。”根据辩证法，抽象和具体是相互的，有具体的民主就有抽象的民主，也就是有民主的一般原则。民主就是民主，专制就是专制，这里面有决然的分别。这个钟哲明教授号称马克思主义大学者，其实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学好，很可能是一个混了学位的官僚学阀。你说没有抽象的民主，那好，你给中国人民一点具体的民主，让他们有个投票权，让他们通过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

第十一，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钟哲明教授也是坚决反对，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实行的一种改良主义，社会矛盾激化后，用剥削全世界得来的钱搞一点福利，使老百姓的基本衣食有保障，不要起来造反，这一套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钟哲明教授心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钟哲明教授说的很明白：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定义听起来非常肉麻。瑞典、瑞士和挪威等北欧国家认为自己搞的民主社会主义就很好，日本的发达也自称是吸取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成分，这些先进国家哪一个也比中国更像社会主义。钟哲明教授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悲惨的样子，公民权利比人家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少，贫富分化却远比人家民主社会主义要大很多。

第十二，关于执政的合法性，钟哲明教授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富强。什么叫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这就是！对此，我们是既有决心也有信心的。”钟哲明教授这个说法根本没有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的思想，也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秦朝做到了周朝都做不到的富强，人们为什么要推翻它？清朝也做到了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富强，人们为什么要推翻它？我来告诉钟哲明教授，任何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专制制度终究都要被人们推翻。政权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人民通过正当程序赋予的合法授权，这样的政权才是安全的，才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第十三，钟哲明教授还讲了一些其他废话。本人做为一个合格公民，需自重身份，不想再浪费自己神圣的言论权利与其做更多辩驳，因为这个人根本不具备现代公民的意识。欲了解钟哲明教授全部观点请进：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74/info1251957450312174.htm

▲评论人士陈卫在《民主中国》发表文章：维权之脚与宪政民主运动之脑

人类的文明史大概是人们争取幸福的历史。人类在自然界中是渺小的，人们不得不结成群体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人们不但以科学技术延伸自己的力量，用文学、艺术、宗教来寻找生活的意义，同时人们也发现人群的结构即政治制度。是关乎结果的东西。

政治制度大概是所有知识里最奇怪的了。这并不是说它的理论多么复杂和高深，而是由于其结果关系到许多人的长远利益，被别有用心的人或故意或无意识的引到了歧路上。在暴力的威胁和谎言的粉饰下，连最智慧和最具勇气的人们也只有对权利者及其附庸建造的不公平秩序望而兴叹，要么发出悲怆的哀鸣，在这个怪兽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要么视而不见，在象牙塔中做着自欺欺人的美梦。

人们渴望在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中生活，从表面上他们确实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东西。不过这都是画饼充饥。剥夺者总是将乔装的正义硬塞给他们。在正义的包装盒中却是绝对的不公平。人们的渴望一次次被充当着炮灰，一次次美好的愿望最后都在替他人做嫁衣裳中成为泡影，不得不接受被修改的正义和被剥削的公平。

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中，专制在大多数时间占据了舞台，扮演着充当黑哨的角色，让那些占据权利金字塔顶端的人心安理得地成为这场比赛没有悬念的赢家。让形形色色的秦始皇卑鄙而又自然的理想顺理成章的延续下去。不过，人性始终是浩荡的洪水，专制的大坝无法始终将其驯化成沉默的羔羊。稳定是专制者的理想，是强盗对肉票的奢望。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建立一个吸血的天堂。

历史在强盗们走马换将中展开画卷，但是只见当权者吃肉，而大多数只能喝汤。不管城头悬挂什么旗帜，但是他们都十分默契，宣称只有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是统治的力量。

但是，再完美的谎言都经不住事实的冲击，民主精神在一次次冲击专制的大坝时获得了广大的承认。跳出专制之桎梏后，广阔的天地毫无遮拦的展现世人面前，原来美丽的谎言只是经不起风雨的肥皂泡。

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道路崎岖又漫长，理论的缺乏、现实的残酷双重折磨着追求民主的人们嫩弱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无数人在扑向真理的彼岸时被烈焰灼伤，少数人在泥沼中蹒跚前行。

专制依靠精心编制的谎言来使事实上的不平等披上公平的外衣，用暴力和宣传迫使人们放弃质疑和反抗，但是民主却用最简单的平等概念直达人心。在良心面前、在受到压迫者的亲身经历面前，民主的价值观念长驱直入，专制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之争和暴力维持的张狂。

中国现代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是在妄图以高远的理想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剥夺所有人的权利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人们怀疑并抛弃后产生的。中国的民主运动来得很晚但是却再也不迷惑和彷徨。从西单民主墙、八九民运、九二自民党组党运动、九八民主党组党运动到《零八宪章》的联署发表，民主运动从怀疑权威、要求自由、冲击党禁到要求宪政民主，走上了一个个台阶。从个人情绪走向普世价值，从理想走向现实，从浪漫走向理性，民主运动越发具有更坚实的基础，越来越具有现实政治的意义。

与此同时，维权运动也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维权与民运成为中国民间政治运动的两把尖刀，冲刺在与专制斗争的最前沿。对于维权运动和民运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并引发大家的思考。我不准备就大家的争论进行回应，但是我想就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并作一个形象的比喻。

一， 维权的兴起其实是民主运动长期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不讲究什么个人的权利的，他们眼中只有他们把人民当作筹码和工具的权利。他们也不讲什么法治，他们的法治实际是要求人们俯首帖耳任他们奴役和宰割的法治。但是民运首先就是要讲平等这个基本的道理，将人权作为政治伦理的出发点，将法治作为基本的要求。虽然人权理论被当局以生存权、发展权等动物权利进行歪曲和抹杀，将法律变成约束人民的绳索。但是民运却毫不动摇，始终以人权等普世价值对抗宣传机器的谎言，人权理论逐渐深入人心，法律也变成自卫的盾牌和囚禁猛兽的笼子，这正是维权兴起的原因。

二， 我认为维权运动实际有三种形态。1，为自己维权，2，替别人维权，3将维权和民主事业联系起来的维权。

大家普遍认为维权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权利受到侵犯而采取种种措施捍卫自己的利益的活动。这些维权行动是在承认现行法律秩序的基础上的合法行为。大致可以有法律诉讼的延续（比如申诉、上访等），以及围绕诉求的一系列其它行动，比如示威、针对性的威胁行动等。这种类型的维权是维权事件的主角。正是众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们不依不饶的坚持自己的权利才汇集成了维权运动的洪流。

但是维权行动并不仅仅限于维护自己的权利。由于个人在制度面前的弱小，力量和信息的完全不对称，人们认识到光靠个人维权，是达不到维权的效果的。在维权的道路上，聚集了许多从维护自己的权利到为别人维权的人士，所谓人权捍卫者很多就是这样的人。所谓久病成良医，这些人权捍卫者大多数都有为自己维权的不堪回首的经历。在一次次漫长而心酸的维权过程中他们了解了许多关于人民权利的知识，他们也掌握许多的维权技巧，共同的不公正经历使他们对其他人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互助是他们的选择。比如今年2月发生在成都中院的“链子门”事件中，黄晓敏、幸清贤、严文汉、陆大春等人就是这种为别人维权的例子。黄晓敏等人本来与这个示威活动没有关系，但是也对成都冤民的行动尽力支持。陆大春则是从十几岁开始上访维权，后来他专门在成都访民中维权，幸清贤则是由于维护自己和其他工人的权利受到中铁二局开除后一直关注劳工维权。

还有一种就是从民主理念出发的维权行动。这些人认为民主的目的就是每个人的权利得到保护。这些人密切关注侵权事件，特别是因滥用公共权力给人们带来的侵害。他们将对民主的追求化作日常的维权行动。将高远的理想变成为人所容易接受的东西。比如，黄琦创建六四天网、谭作人不顾个人安危不信中共的虚假宣传进行地震死难学生调查。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和替别人维权，但实际是在维护许多人的权利。

三，维权是现实民运的选择，民运是维权的必然结果。民运搞了许多年，但是民主并没有在中国开花结果，维权在现实中也是举步维艰。民运人士认识到民主是关系整个社会秩序的问题，是对现行专制制度的挑战，因此，在高压的专制社会中，民运的风险很大，成本很高。而且民主是一种社会安排，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为民主做出贡献，但民主实现后也一样可以享受民主的果实，所以跟个人的利益联系很少，所以“无票乘车”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这导致了民运在高压下一般都呈现萎靡状态，是先知先觉者的艺术。但是维权则绕过最终目标，力图寻找现实的支点。维权在不寻求整个社会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现行的舞台达到自己需要的结果。所以通过维权，民运可以找到一个广泛的基础。而维权的开展也逐步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制度是一个产生腐败和不公正的根源，维权只是局部修整方案，人们维权的努力往往只能付诸东流。维权的人们不可避免的会思考造成他们不幸命运的原因，意识到维权的局限，从而理解到只有民主才是真正的维权。

维权和民运是不可分离的。当然，维权不能等同于民运，民运有更多的要求，民运除了维护个人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将社会合法性的基础放在人民的同意上，这与维权是一致的，但是程度是不同的。更重要的区别是，维权的目标有限和参与的对象不同，维权的目标是具体的经济利益或其它个人权利，参与者也是比较明确的权利受到侵害者，但是民运则是关注的整体社会公正，有比较成熟的政治主张，参与者可以说形形色色，他们参与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都是对社会进行了长期的思考。

但是一些人从民运的高度退回来，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权上，我认为并不是倒退。维权模糊了与制度的冲突，实际马上拥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将与专制的战争从少数精英的勇士行为扩大到众多维权者的自发行动。政治运动必须要有更多人们的参与，我认为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政治智慧就是将高远的目标化作一个个容易被接受的具体行动。这么说来，维权在许多人的参与下不但力图解决被侵权者的当务之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唤醒了人们的权利意识。朴素的维权走向理性的维权，即从维护个人的权利到维护大家的权利，维权的尽头就是宪政民主的开始，这实际就是宪政民主的道路。所以我认为维权就是民运的脚，一步步走向宪政民主的目标，而宪政民主则是维权之脑，只有宪政民主实现了，制度性的侵权才会根本消亡，维权也就会失去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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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士牟传珩在《民主中国》发表文章：百年梦想与“自由力量”的觉醒——写在《零八宪章》发表一周年

去年12月9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的前一天，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各界有担当的303名公民，联合发布了《零八宪章》，倡导三权分立的普世价值，呼唤宪政民主，引发中外舆论的高度评价与广泛报道，导致官方高度紧张。为此，发起人代表刘晓波至今深陷狱中。如今，正当《零八宪章》发表一周年到来之际，中国官媒新华网主页，转发“特稿”《再辨“三权分立”》（来源《瞭望》）文章，只讲宪法，回避宪政，要继续重复中国百年来“有宪法、无宪政”的老套路。文章刻意对“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进行偷梁换柱的解读，声称“当前，一部分人简单地将西方国家政治体制认定为三权分立，以为三权分立就可以有效地制约权力，将制衡与三权分立混为一谈，视三权分立为不可取代和超越的‘普世’政治体制……。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阶段性产物——三权分立，误读为终极的、‘普世’的政治体制，以为真的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模式。”不言而喻，此文的主题，就是在阻击《零八宪章》所倡导的普世价值深入人心，为寻找中国特色的“党主民主”一叶障目。

追求实现宪政民主，一直是中国人民的百年一梦。这个梦想，如今并没有因“60年辉煌”而得以实现。寻求用宪政秩序代替皇权专制主义，是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百年追求的主题。近代中国，人民一直处于被暴力劫持和主义利用的政权争斗之中而从未停歇，人民也早就厌倦了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诠释“胜者为王”的伪真理轮回。人民对统治者正当性和执政资格合法性的追问，就是从中国人民追求宪政梦想的那一天开始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们多被以“革命”名义，用暴力的手段，虽几经政权更替、旗帜变换，但宪政梦想却至今不得实现。如今的事实雄辩地证明：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没有做到。

100多年前，大清王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这一天起，这个龙图腾的国家，就有了追求宪政的梦想。清末《钦定宪法大纲》虽不是一部民主性的宪法，但它的发布毕竟启开了中国的立宪道路，这一路走来的岁月，充满着腥风血雨，至今历时100多个春秋。在这100多年间，这个国家先后炮制了10多部宪法，但却是“立宪法容易行宪政难”，“宪法”与“宪政”一字之差，却相区千里，百年难合。从1908年到2004年的百年来，全国范围内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包括宪法性文件）有：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1923年的“贿选宪法”、1931年训政时期约法、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解放后的1949年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至2004年又经过4次31条修正。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如此频繁的立宪、修宪事件频繁发生了。中国如此的反复立宪与修宪的结局就只有6个字“有宪法、无宪政”。

在中国，历史上宪政思想的最早鼓吹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早在满清末期的“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们就把制定宪法视为变法的总纲领，康有为在上呈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文中称，“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日本如此而成效大着，中国今欲大改法度，可采而用之。” 而最早鼓吹君主立宪思想的当首推梁启超。1901年6月，梁启超在其发表的《立宪法议》一文中说：“现在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种政体，而‘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研究梁启超的学者沙培德认为：梁启超是个立宪主义者，他关心的是权力的制衡和政府的管理以及一套有序的秩序。至于谁拥有权力，都不重要。他相信，只有宪法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有序空间。重宪政和法治甚于民主，这是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立宪派的共同立场。中国政法大学张晋藩教授对比中日立宪成败原因时认为，日本历来是法文化进步思潮的输入国，容易接受外来的先进的法律文化；而中国从唐朝开始就是法文化的输出国，统治阶级思想保守，向来提倡“夷夏之防”，只能是以中国去改变外来民族，而不能容忍外来民族影响中国，文化排他性特别强。这种思想根源直接导致了清末立宪运动的破产。

中国在民国建立之初，就忽视宪政规则的建设，致使宪政秩序迟迟未能建立，由宪法所体现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始终没有到位。这导致了民国时期虽有宪法，但无宪政，国家政局始终处于动荡状态。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始终让民主压倒宪政，让威权压倒自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提出的是“人权(自由)与科学”，但却在日渐崛起的民主主义思潮下，被偷梁换柱，竟演变成了“民主与科学”，这也给共产暴力革命以可乘之机。其实被誉为民国缔造者的孙中山先生，就崇尚暴力革命和国家主义，并由他始建立了帮会式的政党，且以党统军，以党训政，贯彻“一个国家、一个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一党专制的政治传统。时值“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引来了所谓更高、更广泛、更理想的“苏维埃式的民主”，中共建立起一个完全排除宪政，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空头宪法支票支撑起的“党主民主”国家。

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世界上所有追求更高、更广泛、更理想的所谓“苏维埃式的民主”，对“以自由主义为基石的”宪政民主的所谓“超越”，都不过是对自由与民主的扭曲。如果说在欧美国家，在坚实的自由主义宪政平台搭建成功之后，再去修补、完善，是顺理成章的，那么那些一开始就宣称要搭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更高的“社会主义民主理想”平台的实践证明，它不过都是一些口号性的泡沫。如果我们不很好地梳理中国近现代宪政史，便无法澄清中华百年徘徊在民主、共和与宪政这几个制度目标之间的不同思路，我们百年来的宪政梦想，还会继续陷入误区而找不准明确的目标。

民主宪政制度的一个显着特点不仅在于强调三权分立的制度制衡，更强调“权出于法”、权力的运行必须始终以法律为依据。如今中国官方倡导“改革”30年多年来，仍在沿用政党集权体制——执政的政党合伙垄断权力，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即超然公众意志之上，强加给社会以不容怀疑，不容制约，更不容改变的绝对领导权。这种“党主民主”体制，从表面看也承认宪法权威，党的意志也是借助“立法机关”使之形式合法化，并通过行政机关付诸实施。但实质上由于一切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与安排，大权独揽，“法出于我”，公民根本无权决定自己的政治代表和行政首长，不允许媒体开放、言论自由和异见组织存在。因此它不过是背离世界主流价值的“苏维埃式民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21世纪中国化。

美国总统布什2007年6月5日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举行的“民主与安全会议”曾发表《历史表明，自由最终会征服恐惧》的演讲说：“虽然经过了苏联占领的漫长的黑暗时期，但这个国家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却从未停止过。在布拉格之春的改革中，在77宪章运动的吁求中，世界看到了自由的力量。”是的，中国也看到了。那个一直沉睡在“中国特色”中的百年梦想，也被77宪章的公民运动唤醒了。中国1978“民主墙运动”和1989 “六四学运”，都可视为是中华文化土壤里公民意识觉醒的“自由力量”。而去年底中国社会各界有担当的303名公民，联合发布了《零八宪章》，更是这种力量的积蓄与膨胀。我曾在（《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当代中国宪章派群体揭幕）一文中写道：“《零八宪章》的联署，无疑是所有参加者们为履行公民责任而克服个人恐惧，发出明确目的和愿望的政治呐喊。正是由于这些目的和愿望，才诞生了《零八宪章》这一活动及其群体。宪章签名活动，就显示了这样的公民意识、良心和责任的觉醒，这便是一种新型公民运动的尝试。”由此可见，《零八宪章》，同时建立在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历史传承与《七七宪章》呼唤“政治正当性”的政治伦理基础之上，并直接连续着《世界人权宣言》的普世精神之源。

其实，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的政治变革，都旨在解决权力问题。现代民主意义上的宪政改革，所需要解决的也就是如何产生权力、行使权力，制约与监督权力，以保证权力的公正、高效与清廉。从社会管理功能的角度考查，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宪政模式，是人类发展至今付出血泪代价探索出现阶段最合理的社会管理制度。

当今中国的社会贪污腐败，分配不公，政府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和社会的愤懑与各种不稳定因素，哪一种社会神经的紊乱，都需要全新的民主宪政加以治理。然而，今天的执政当局却不能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担当变革主角，而是以《再辨“三权分立”》之类文章，宣扬抵制普世价值的“宪法权威”论和“法出于我”不痛不痒的修修补补策略忽悠百姓。如此“30年改革”的信誉，已在民众中荡然无存。当此之际，更需要《零八宪章》所代表的普世价值来引发社会对这个国家政治正当性的拷问。

中国的百年梦想与“自由力量”在觉醒！

▲评论人士易尧在《民主中国》发表文章：《零八宪章》——自由社会的基本“常识”

2008年12月9日世界人权日前夕，303名中国各界公民以实名签署和发布了《零八宪章》，强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公民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的坚定信念。在笔者邮箱中，有封当时网友群发过来的邮件，邮件称：“无论你的政治观点如何，恳请认真读读这份《08宪章》，为此，刘晓波先生被刑拘了。2008年12月9日发表这份文件之前一天，8日，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了宪章发起者刘晓波等人。303名在宪章上签名的各界人士，目前也处于危险之中。我签名了，就在昨天，惊闻刘晓波被拘之后，以此声援刘晓波等人。尽管我们普通人的名字也许只是加到骆驼背上的一根稻草，但我相信，我们不是最后一根。”

邮件内容言辞恳切，网友们对自由的热望溢于言表。我们可以看到，《零八宪章》言必“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等词汇并不时髦，几乎是老调重弹，不具有任何标新立异之处。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被专制统治糟蹋得千疮百孔的国度和熏染得几近麻木和冷酷的民众来说，它带来的是一股晨风般的清新，给人鼓舞，让人振奋。与官方打压同步的是，从12月10日到17日，仅仅七天，签名人数就超过五千，迄今联署签名人数已近万人。签名者遍及各地，跨越各个行业，有学生、记者、律师、普通职员、维权人士等等，超越了六四以来民间一直重复的小圈子式的政治动员，它可以与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相媲美，也是可以用来建设民主中国的基本常识。

1774年10月，潘恩被迫作为契约奴而去美洲。到达北美后，正值北美人民反英斗争风起云涌。但是，当时人们的君主制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独立”的口号为人民所忌讳。即使是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等政治家，也视“独立”为畏途。斗争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成了当时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突出问题。在这些革命家们的眼里，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不是靠多数人的意志。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自觉地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民主的基石是自由，没有自由，那么民主也就是空中楼阁了。18世纪的美国革命就是这样一次争取公正与自由，并最终为这些自由和公正制定制度保障的运动，为争取自由，帕特里克?亨利在他著名的演讲中喊出：“不自由，毋宁死。”

要不要为《零八宪章》签名？这是许多中国人所面临的一个选择。它跟当年的美国民众要不要自由的选择有着相同的境况。刘军宁在《保守主义》一书中写到，“美国革命则既是一场自由的革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实实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没有触及革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当时的保守派在强调“民主与和平”的命题下，反对这场革命。当着“要和平还是要自由”这两个政治价值摆在北美人民面前的时候，潘恩的《常识》适时出现。《常识》告诉美国民众：长期以来，我们受到历史久远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自由，比所谓的“民主与和平”更重要；政府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政府的意图和目的应该致力于公民的自由与安全。

潘恩的《常识》为独立战争吹响了号角。《常识》一问世，人们就争相传阅，爱不释手，到处都有人学习和议论。《常识》还直接影响了北美的《独立宣言》，《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坦率地对潘恩说：“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你说出了我们大家所想的意思”，并说，他在《宣言》中引用了《常识》，并对此“引以为荣”。“我们认为，”杰斐逊如是说，“这些真理是神圣的，不可否认的；人人生而平等和独立。”值得欣慰的是，《零八宪章》也受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欢迎而得以广泛传播。它同样重申和普及了这样一个“常识”：“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众所周知，没有自由的奴隶必须服从主人，而平等享有自由的自由人则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政府，政府借助法律，而不是靠主人不受约束的意志来保证秩序。然而，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总是有那么些人凭借着手中的刀枪奴役着其他处于弱势的人们。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指出，普遍的自由已成为近代德意志世界的伟大成就。他说，在东方专制国家，一个人自由；在希腊和罗马人中，一些人自由；而在近代欧洲，所有人都是自由的。黑格尔死后的几十年，在欧洲的所有属地和美国的奴隶都获得了自由。恰恰在这个时期，共产主义出现了。共产主义通常的解释是，以公有制、公共生产、公共消费、公共自治甚至还有公共性生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告诉工人们，他们将得到空前的解放，失去的只是锁链。

遗憾的是，共产旋风迅速波及世界各地，却滋蔓成了人类文明的一大瘟疫，它以自由的名义蜕变为自由的天敌。2007年6月12日，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美国总统布什在演讲中如是说：“……有数百万或更多的籍籍无名的人死于共产主义的毒手。他们有在斯大林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的无辜的乌克兰人，有死于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有将全部家当装上牛车背井离乡被流放到北极这一苏联共产主义死亡集中营的立陶宛人、拉托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有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的中国人，有在波尔布特的杀戮战场中被屠杀的柬埔寨人，有为了投奔自由试图挖掘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东德人，有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波兰人，有在‘红色恐怖’中被屠杀的埃塞俄比亚人，有在尼加拉瓜桑地诺独裁政权中被谋杀的摩斯基多印地安人，有为逃离暴政而溺死在海上的古巴人。”

在共产主义的灾难中，中国人民遭受的荼毒最为惨酷和漫长。虽说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已成为历史，但今天仍有大批人因政治异议而被监禁在监狱。如刘晓波、王炳章、秦永敏、郭飞雄、胡佳、高智晟、何德普、郭泉、谢长发、杨天水、陈光诚、靳海科、吕耿松、吴义龙、畲万宝、陈忠和、胡明君、王森、李大伟、孔佑平、宁先华、李智、许万平、陈树庆、王荣清，谭作人、黄琦等等，他们大都是只有手中有笔的异议人士，是文弱书生，而扣压在他们头顶的罪名却无不是煽动或颠覆国家政权。

《零八宪章》指出，“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这里说明的只是一个事实，而非追究责任。它比潘恩的《常识》要温和许多，它是善意的。文明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执政当局应该理性地看待，多一份与人民大众的和解而不是漫无边际地打压。近一年来，疯狂地抓捕和讯问《宪章》的签名者，除了暴露出自身的短视和无知外，它激发的更多民众参与到要求自由的运动中来。1775年，埃德蒙?伯克作为英国议会议员请求与北美殖民地和解时说：“所有的政府，甚至每一种人类的利益和享受，每一种美德和每一种谨慎的行为，都建立在和解和互相交换的基础上。”事实上，《零八宪章》营建的也是这样一个平台。

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农民即为贱民的今日中国，《零八宪章》要求“平等”不仅仅是权利的伸张，它还可以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的宣言。绝对的平等可能难以做到，但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任何文明社会都不容置疑的。然而，在一个当权者要求法院的审判工作要讲政治的时代，“平等”只能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如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国父之称的孙中山先生慷慨陈词的：“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嘛。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共和”在中国社会喊了整个世纪，但在这个喊着“共和”的百多年里，中国人一直在自我倾轧、杀戮和奴役，“黑砖窑”和“毒奶粉”让孩童也未能幸免于难。《零八宪章》对“共和”的阐释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即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也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潘恩在《常识》中早就断言：“任何政体愈接近共和，需要国王做的工作就愈少。”“英国人引以自豪的，不是英国政体的君主的部分，而是共和的部分，也就是从他们自己的团体中选出下议院议员的那种自由——并且我们很容易看出，当共和失效时，奴役便接踵而来。”

可是，在当前中国，虽然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共产专制的党皇帝却借尸还魂，依然盘踞在人民大众的头顶恣意妄为，让一大部分人生活在贫穷和不幸之中，处境甚至远远不如封建王朝的底层民众。官僚们依靠种种不平等的法规条文和军警、城管、乃至监狱等强权机构，把野蛮作风蔓延至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通过医疗、教育、房产等垄断式的压榨，把穷人身上本应用来维持他们的生计大部分收入掠取后，全部用于奢靡无耻的吃喝玩乐。这是一种全新的奴役，它让普通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己的血汗收入、健康、家庭，甚至生命。

而阻止“奴役”的一个最行之有效的措施显然就是具有宪政保障的自由和民主。在美国的宪法中，民主是作为民众的权利得到充分肯定的。对于当权者而言，强调民主不是描述它的统治方式，而是确认它的权力来源。如果要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宪政”就是一种必须。如此，才能使人们真正享有那些现在被专制官僚阶层所剥夺的富裕生活。概括地说，如果那一天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来临了，《零八宪章》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明晰地对中国民众普及了一个“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的理念，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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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士赵常青在《民主中国》发表文章《驳钟哲明教授对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错误批判（上）——也谈“普世价值”的源流和实质》

作者按  2009年11月14日，教育部网站挂出了钟哲明教授一篇极其令人醒目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钟教授应有关方面邀请在北京交通大学做的一场攻击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专题报告。教育部关工委理论中心秘书处在“编者按”中说：“钟教授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以非常具体的事例，给大家做了一场深刻的报告，其中透彻的理论分析对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有很多启示”。

由于事关“开展关心下一代”的工作问题，由于此文涉及“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大是大非问题，本人冒着开罪于曾经的“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现在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资深博士生导师”钟哲明教授的风险，不得不将钟教授《报告》中的错误、混乱乃至于自相矛盾之处指出来，以免谬种流传、祸害于国人，祸害于钟教授本人的下一代以及更多人的下一代了。

上篇 关于普世价值的源流背景

什么是“普世价值”？

望文生义，“普”，普及、普遍：“世”，世界，世人。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普及世界和人类的价值观念，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念，也可以说是“普适价值”，普遍适用，这种价值是适用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只要是人类、是人，这种价值就是有意义的。比如说食物是有价值的，它对于全人类都适用，人人都要吃，那么“食物”的价值对于全人类来说就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衣服是有价值的，它对于全人类都适用，人人都离不开衣服，对于人类来说，衣服的价值便是一种普世价值。

把人要吃饭、要穿衣这种生活常识说成是“普世价值”，是否有一点“俗气”，甚至有些牵强附会的嫌疑？不，一点也不，普世的，就应该是生活的、常识的，只不过因为衣食住行问题太生活、太常识，反而为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所忽略。但“普世价值”绝不仅仅是衣食住行这些“形而下”的东西，自古及今的思想家、哲学家们更多的是从“形而上”的角度来思考全人类应该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如著名的“摩西十诫”便是上帝耶和华借摩西之口与人类的立法，认为孝敬父母、不偷盗、不奸淫、不杀人、不诬陷等等便是选民们应该普遍遵守的法则。前希腊时代的普罗泰格拉则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所有的人对于自然万物都具有“主权者”的地位。孔子在《礼记。礼运》中高声宣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信修睦，选贤与能”，认为天下是大家的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天下为公”便是孔子的普世价值观。孟子也提出了他的人类常识，如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人皆有之”的心灵法则便是一种普及人类的伦理价值。这些伦理价值就是到今天也依然不失其意义，依然闪耀着真理性的光辉！

但在古代和中世纪社会，王侯将相官僚贵族集团及其知识附庸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和既得利益，却硬是编撰了一些封建教条来进行愚民统治。他们宣扬什么“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还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中国的董仲舒、朱熹之流还为王贵集团建构了一整套的官方意识形态，说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这种执政集团与犬儒文人的联合表演，使得中世纪的黑暗绵延了漫漫数千年……！

但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一部分人文精英首先开始了“人”的觉醒，人性、人道成为他们思考的主题。及至十七世纪晚期到十八世纪中期，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如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康德、杰斐逊等人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他们以“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为武器，针锋相对地颠覆了“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的思想桎梏，认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是反人道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和暴政——这种压迫和暴政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抑制这种压迫，为了消除这种暴政，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天才地提出了“分权制衡”学说。他们将过去统一于帝王一身的绝对权力分解成行政、立法、司法这三种相互平行又相互制约的部分，通过权力之间的“以恶制恶”来消解权力的危害性，从而保持国家权力更好地为人民多数服务。

而为了防止人对人的压迫（不管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还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启蒙运动和社会变革的大潮中还先后提出了对基本人权的保护问题。英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及《人权修正案》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基本人权的神圣性。如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就明确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而1789年8月出台的法国《人权宣言》也明确指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从此时开始，自由与人权的旗帜便开始高高的飘扬在人类的上空。经过英美法等国近代革命运动，保护人民大多数利益的民主国家和民主政体相继建立，“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政治伦理作为全新的、政治性的“普世价值”开始为地球五大洲的人民所不断接受！

就在以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为核心价值的政治变革风行欧美大陆的时候，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犹太人创立了另一套颠覆性的政治革命学说。他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弊病，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定期爆发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认为民主、自由、人权等只是资产阶级和富人的专利，受压迫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逐渐过渡到人人解放、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

从动机上看，马克思当时是在为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说话，因而在19世纪中后期很快兴起了一个席卷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的各国共产党人开始努力寻求马克思所指引的解放之路。但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始终没能实现马克思的愿望，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渐次走上了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改良道路。

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在资本主义最落后的沙皇俄国取得了“成功”，列宁及其“学生”斯大林们承继了马克思所十分推崇的巴黎公社原则，建立了“议行合一”的所谓“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在政治上完全颠覆了英美民主制度，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乃至于斯大林式的独裁——在经济上依靠国家机器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集体化和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

列宁们的“成功”冒险使奉马列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自己的前途，经过28年的奋斗，1949年的10月1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扯开嗓子宣布了一个新的政权的诞生。

苏联与中国“红色革命”的成功，使得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恩列斯被当作救世主供奉于各国共产党的神龛上。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建立了自己的专制统治后，毛泽东在政治上执行了一整套的打击异己乃至于从肉体上消灭异己的政策，在经济上模仿苏联“老大哥”，消灭私有制，割资本主义尾巴，建立了“一大二公”的“纯洁”社会主义，同时大搞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四清、及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近三十年的折腾，到毛泽东死亡的时候，中国贫穷落后到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

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崛起，他看到了将马恩列斯毛当作神灵敬拜的危险性，看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普世价值”和普遍真理的危害性，他开始大力强调国情的“特殊性”。为了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经济而又不失面子，他巧妙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邓小平为中国开辟市场经济道路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价值规律），市场经济发端于近代自由贸易制度，先进发达国家借助于市场经济走向了繁荣，中国也借助市场体制迅速提示了生产力、综合国力——应该说这是邓对于中国的一个功劳。

但实用主义的邓小平只是有选择的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而对于马列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核心内容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则是死死咬住不放。当他搞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他给新修订的中国宪法强行塞入了十分可怕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人权等邓小平一概斥之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

邓小平在政治上的顽固保守引起了部分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传统，主持了凄美无比的八十年代。方励之、许良英、刘宾雁、金观涛、李泽厚、严家其、温元凯、刘再复等学界精英引导中国青年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争民主、争人权、呼唤普世价值的抗议活动。这种呼唤和抗议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达到了高潮——当人们要求“垂帘听政”的邓小平下台的时候，邓恼羞成怒，一声令下，数十万大军搬着机枪坦克开进了北京——美丽的八十年代终于淹没在机枪坦克所制造的血泊中……！！！

此后数年，在政治高压下，中国陷入到了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闷罐车中。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批判连篇累牍、铺天盖地，异议人士持续遭到打压，“红太阳”现象卷土重来、甚嚣尘上。在官方的默许纵容下，伪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张牙舞爪、恣意喧嚣。与此同时，在“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国企改革盛宴中，金钱与权力互为联姻，到世纪之交，一个新的权贵资本主义集团逐渐成型。他们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官场的普遍腐败、下岗工人的日益增多、农民负担的连年加重，两极分化的持续拉大……所有这些不利因素的大合唱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投下了深深的阴影——怎么办？这是摆在世纪之交每个有良心的中国公民面前的一个非常艰巨的课题！

但是，具有传统“士人”情怀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为“六四”的枪声和鲜血所吓倒，在他们挣脱九十年代初的黑暗和沉闷后，逆寒流而动，奔道义而行，通过各种方式，不遗余力地宣传普世价值，宣传民主宪政。刘军宁、秦晖、张祖桦、刘晓波、徐友渔、朱学勤、钱理群、贺卫方乃至于余杰、韩寒等文化精英堪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杰出代表。他们杜鹃啼血般的呼唤和呐喊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重要性，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加入到寻求民主、人权、寻求普世价值的行列中——2008年12月9日，《零八宪章》的成功面世并在较短时间吸引万余中国公民的签名支持便是“普世”力量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

通过前述对普世价值的定义、源流所进行的归纳和梳理，我认为在涉及国家政权的核心政治伦理上人类历史大致经历了三次“颠覆”——

第一次颠覆是17、18世纪的政治伦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对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封建政治伦理的颠覆。它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理论（“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以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颠覆为少数对多数的服从，同时少数人的基本人权得到同样的保护。这一次伟大的哥白尼式革命为人类的健康发展在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上提供了无限光明的方向。

第二次颠覆则是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文未加涉及）对近代自由主义的颠覆，其主要内容是将以自由、平等、人权等为核心价值的近代民主制度转变为少数寡头及其利益集团的专制独裁。第二次颠覆使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

第三次颠覆则是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于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非常失败的国家来说，由于各国人民的反抗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使得这些国家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全部完成了从共产主义极权体制向民主自由体制的转变，顺利地实现了从共产主义政治伦理向近代普世价值伦理的回归，这是十分令人可喜的事情。

而在这第三次颠覆中，中国成了一只“跛腿鸭”，由于执政集团的自私自利性，它毫无顾忌的选择了经济市场化、政治寡头化的前进模式。权贵集团以所谓的“国情特殊”为挡箭牌，在政治伦理上依然顽固地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依然顽固的敌视所谓“西方的民主自由”。——御用学者钟哲明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评论人士张世航在《民主中国》发表文章：终将穿破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的精神光芒

尽早实现民主转型，不独是海内外民主人士的渴盼，也是很多中国民众的祈愿，在体制内也有相当数量的开明人士怀此希冀。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转型的直接推动力，主要在于为私之心的淡化，在于精神价值的追求，在于道德水平的升华。一言而蔽之，决定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转型的直接推动力是意识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譬如，普遍良知意义上的“德性”，对自由的本能渴求，对弱者的同情悲悯，对强暴武力的本能厌恨，独处静思的道德自建本能，对物欲的被动克制和主动克制，对意境美的向往，对善良人性的后天性本能依恋（关于人性，我以为，人没有自我意识时，无所谓人性。所以，人性是后天产生的；依恋善良人性的本能也是后天性的。人在走出幼年懵懂状态之后，会逐渐体会到自身的脆弱性，同时，对自身脆弱性的担忧、无奈、力图弥补等情绪会有意无意地转为对待他人的渐趋于理性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人性）等。“物质决定意识”之类的马列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人性、美、精神价值的自我发现等意识因素对现实的主导作用。其理论被断章取义后所力倡的“阶级斗争”、“专政”、“暴力”等成分，为共产政权建政理念的非人性化、压制自由、排斥审美注重实用、不在意纯粹精神价值等恶劣倾向奠定了基础。

自毛泽东逝世之后，迄今为止，大陆社会所发生的对良性社会转型有积极意义的一些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其直接推动力都是以意识因素为主。信仰团体所进行的维护信仰的非暴力抗争自不必说。而侧重于争民主反专制的群众运动，如“六四事件”，其直接推动力也是以意识因素为主。

“六四事件”爆发前夕，被视为党内开明改革派的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以及关于胡耀邦被排斥、打击等传闻引发了广大民众的恻隐之心。这是被人性火花点燃的导火索。当然，当时的反“官倒”反腐败的社会意识潜流里带有一定程度的“物质要求”成分。但这只是背景原因。如今的腐败和权贵经济戕害民生的严重程度远甚于当时，而并未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可见，意识因素对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推动作用是主要的。再说，“六四事件”的主要发起群体是心志纯直、胸怀天下的大学生，他们愤而上街并非缺吃少穿和利益追求所致。他们尚未真正走入社会，他们发起游行，初衷主要是希望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没有太强烈的特定社会阶层之利益诉求色彩。至于在“六四事件”的高潮、尾声阶段，社会责任感远强于今的市民们自发走上街头支持、援助、救护学生，更是为“六四事件”添上了毫无私心的精神价值光彩和悲悯博爱的人性光辉。

“六四事件”至今，已二十春秋。这期间，除了信仰团体所发起的较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运动，再没有纯粹性的以争民主反专制为目标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客观地说，当今大陆社会所暗蕴的以意识因素为主的民主转型推动力，比之“六四事件”时，整体而言确是衰弱了。然而，当今大陆社会中，仍然有大量的潜而未发、涌而未荡的以意识因素为主的民主转型推动力。这些以意识因素为主的民主转型推动力，比之“六四事件”时，虽合力有减，但有了多元化、阶层化、成熟化的特点。这些愈趋于多元化、阶层化、成熟化的以意识因素为主的民主转型推动力，已在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中焕发出隐然之光彩。一道道精神光芒，在各个阶层中隐隐放射出来，交叉闪现，相互辉映，愈来愈强，终有一朝将穿破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照耀出一个生机勃勃自由民主的中华。这些足令每个中国人都充满对未来之希望的精神光芒，由赤绿橙黄青蓝紫诸色光合成：

（一）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所导致的贫富分化等因素，对物欲的压制作用远强于刺激作用。被压制的物欲却为私心的淡化和精神的自调提供了条件。从大多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中折射出来倾向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平淡却持久的德性光彩。在官僚权贵阶层中，也有少数人因其坎坷遭遇、特殊经历所致而富有良知，洁身自好，不为物欲、权欲所累，在黑暗的专制统治阶层的一隅焕发出各所独具的德性光彩。

未写这篇文章前，我心里一直盘亘着这样一个问题：当今大陆社会，一方面是“物欲横流”（“物欲横流”是在民主人士的文章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我每见之，必心头一凉），一方面却是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各种宗教尤其是被打压的“地下宗教”的人数的剧烈增长。这个显然可称作悖论的现象，为我苦思许久。而今，通过写作本文之前的思考，基本理清了思路。

“物欲横流”“人人都向钱看”等，在当今语境中一般用作贬义形容，指对金钱的强烈贪欲。而对金钱的强烈贪欲，主要源于获得金钱的轻松和简单。而普遍贫困的下层民众，获得金钱的方式既不简单又不轻松。各个方面日趋不公的当今大陆社会所涵纳的如民间利润空间狭小、贫富分化、物质财富增长等因素，对人的物欲既有压制作用又有刺激作用。就当今大陆社会整体来看，多数普通民众的物欲到底是被压制了。民众对金钱的欲望之强烈程度，远不及中共官僚权贵及其附庸者，远不及那些形形色色的以损人利己方式获得不义之财的人。

当今大陆的官僚权贵经济已臻空前强盛之地步。我们看看现实，就很容易搞清这一问题。譬如在大陆县城里，很多行业如教育、房产、医疗、通讯、自来水、电力、烟草等，都是高度垄断的。教育，一般是县一中、二中、三中……而民办学校或濒临破产、或依靠行贿等手段不顾一切地依附于公办学校而维持残喘。通讯，还不如教育，移动、联通、网通、电信四大家族垄断了全部通讯资源，皮毛也不给民间。医疗，也是公办医院一手遮天，除了有特色的技术力量较强的专业医院之外，其它的盲目求全的民办医院基本都不怎么景气。至于房产，更是官商一体狂敛民财的绝对垄断性行业。绝对垄断的背后是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加上绝对垄断，为官僚权贵群体掠来绝对利润。滚滚暴利中的每一分钱，都附有无法洗脱的原罪。官僚权贵经济占据着九山九水，余下一山一水也不甘愿抛给民间，仍要努力蚕食。另外，民间的“一山一水”中，有相当部分是官僚权贵体系洗钱之后的产物。与官僚权贵经济毫无瓜葛的狭小的纯粹民间利润空间里，普遍也是分割完毕、各有山头。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的血盆大口吞噬了绝大部分利润空间。极其有限的剩余利润空间无法形成对广大民间的普遍性激励。缺少足够利润激励的民众，对于金钱的欲望之强烈程度要大打折扣。

另外，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相对贫困的广度深度都在加大等各方面原因的综合影响下，很多无权无势的工薪阶层、中下层市民、打工仔、农民工、农民等，百般努力饱经挫折仍生活拮据或度日艰辛，“致富无望”对他们而言，成了一个愈来愈明朗的判断，渐渐将他们的生活之激情和躁动之物欲一起冻住。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淡化再淡化，更倾向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尽管他们的物欲的淡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奈的被动克制，但终究是淡化而不是增强了。所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怎么过都是一辈子”，由于传统文化中务实观念的影响，中国人普遍是比较善于变通的。他们会为自己琢磨一套“活法”或“玩法”，使自己的物欲在长久的显性或隐性的压制过程中实现“注意转移”，自觉不自觉的形成一套抗拒欲望、平衡身心的生活结构和思维方式，以“平平淡淡才是真”而悠然自得——这种社会生态基础普遍是倾向良性的。另外，很多下层民众在出力流汗才获得了可供维持生计的金钱的艰辛过程中，也建立了牢固的“辛苦才有收获”的朴实而健康的谋生观念。健康的谋生观念，能对强烈物欲、贪婪私心等负面人性形成强大压制。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广大民众的物欲、贪婪、私心等负面人性在很大程度被压制，进而自行弱化。是故，当今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普通生活中，都会不同程度地折射出来平淡却持久的倾向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德性光彩。这也是多种宗教在饱受打压之时还依然能广传于大陆的根本原因。

在官僚权贵阶层中也有少数德性高洁之士。这一类人群之大部分，因在官僚权贵中经受内争互斗之苦，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种种作为有着深刻的反思；除此，多是虽基本未受本阶层所加之舛难却因其有着特殊生活经历和较为独立的思考而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特质的年轻人。官僚权贵阶层中的有德之士，多洁身自好、富有良知，不为物欲、权欲所累，在黑暗的专制统治阶层的一隅焕发出各所独具的德性光彩。官僚权贵阶层中的德性高洁之士，其深蕴的精神力量对民主转型的促进推动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但，这一类人群所蕴含的有利于推动民主转型的精神力量不具有普遍意义，故不作过多论述。

这样一分析，竟然得到这样的结论：假“改革”之名拼命掠夺民众财富、榨取民众血汗并内争不休、内耗无已的中共，原来是促使道德相对平衡（或相对增强）、削弱物欲私心、推动宗教（地下宗教）广泛传播的重要动力！尽管这种动力作用是中共间接、客观为之。分析至此，可谓令人哭笑不得！你逼人家去“安贫乐道”、洁身自好，又绝不肯让人家在“安贫乐道”的基础上再作一点良性变通。由这一点也可看出，任何专制政权都无法逃脱最终灭亡之结局。所有专制政权，无论它怎么折腾，都是自己直接或间接地给自己掘墓并促使多数人为自己掘墓。

在推动民主转型的意识因素中，我们很有必要看到，在大多数普通民众的身上都会不同程度地折射出来的倾向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平淡却持久的德性光彩。虽然，这种光彩不强，但发光范围很广；虽然，这种光彩看似无奇，生命力却顽强，虽得于黑暗之专制而缓韧地消解着专制之黑暗；虽然，这种光彩是被黑暗燧石打出的，却从不曾被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遮住和湮没，它一直熠熠闪射，并衍射出其它颜色的色光。

（二）各种信息传播工具的广泛普及，使普通民众获得各种信息的机会大大增加。在被专制之苦刺激出的“趋利避害”本能的带动下，人们普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逆向思维”来辅助正向思维，最大限度汲取着、发掘着与自由、民主、人权等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官僚权贵阶层中的德性高洁之士中，因饱受内斗之苦或因特殊人生阅历所致，也不乏认同普世价值、民主理念者。民主自由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加上昭示着中国之发展方向的《零八宪章》的催化作用，熊熊燃烧的千万颗矢求民主之心，在专制黑云的笼罩下焕发出令人心醉的夺目光耀。

中共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我估计，中共的头头们一听到“自由门”“无界”“自由亚洲”等，都不免会出现皱眉、咬牙等条件反射症状。他们咬牙切齿、丧心病狂、不顾一切地挪用巨额民脂民膏去干“防民之口”的勾当。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拼命而为的封锁，确有暂时之效。最近几个月——大约从八月份开始，破网时的速度明显变慢，愈近十月，破网速度愈慢，在九月下旬，“自由门”家族的全体成员都在“网络高墙”前败下阵来。调动“无界”家族，仍无济于事。我很是心灰意冷了一阵子。唯一让人欣慰的是服务器在境外的免费邮箱，经试验是封不住的。十月下旬，我自度，中共已尽得所谓“六十大庆”之亢奋，紧绷的神经应稍稍放松了。遂于深夜（直接负责封网者大概会在夜间放松警惕、或因疲劳而稍麻痹）使用破网软件。终于成功。立下载“自由门最新版”等软件。经实践，在白天和晚十一点（大约时间）之前，只有新版自由门和“绿坝克星”管用。看样子，网络封锁和反封锁的恶斗真的到了最剧之程度，出击和招架的时间间隔愈来愈短。那就看谁能坚持得久。看到底是堤能封洪，还是水可决堤。

其实，就算中共能全面取得网络封锁的成功，也无法全部消灭网络上的不利于其专制统治的信息。再说，除了互联网，还有卫星接受电视、收音机、手机等各种信息传播工具。当下，在与自由、民主、人权等相关的各种信息传播过程中，在音画虚拟世界与现实的互动过程中，现已普及的所有的信息传播工具都有着尚未得到充分发掘的巨大潜能空间。所有信息传播工具都尽得其用之日，便是专制统治彻底败亡之时。

除了如何充分今已普及的所有信息传播工具的现实课题，广大民众接受信息的一般性思维规律亦值得深究。据我的观察经验和思索分析，由于大部分民众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和正受着不同程度的专制之苦，在“趋利避害”本能的驾驭下，对于有利于中共的信息，很多情况下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逆向思维”，进行反面思考；会本能的、不自觉的接受那些抨击、揭露、对抗中共专制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大部分都和民主、公正、自由有关。通过分析民众接受信息的一般性思维规律，不难看出，这一点和本文第一条关于“安贫乐道”的德性光彩的产生机制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共对民间的压迫之力、剥削之功，很多都已返还或正返还自身。你给物体一个作用力，必定得到一个反作用力。天道循环，相克相生；报是要报，时候不到。悖天逆理，必食其果。狂作孽，岂可活！？

促进民主自由观念加速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官僚权贵阶层中的德性高洁之士，或因饱受内斗之苦，或因特殊生活环境、人生阅历所致，也不乏认同普世价值、民主理念者。值得一书的是，昭示着中国之发展方向的《零八宪章》，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当然，《零八宪章》所倡的理念未必能被一些民主人士全部认可（比如，我固赞同在民主化之后实现全民的土地私有权，但不太赞同《零八宪章》主要倾向于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的理念。我以为，由现在的土地使用状态平行过渡到土地私有权，对农民之外的民众尤其是弱势市民是一种巨大的不公）。但若说，《零八宪章》昭示着中国之发展方向，最大限度地传达出了最大范围内的渴望民主自由的国人的心声，稍存理智、稍有辨析能力的人对此应都不会有异议的。至于《零八宪章》的广大签署者们的认可、宣传、实践《零八宪章》的不同言行，我认为只是见仁见智的个人选择问题，绝不会、也不应导致未签署者对《零八宪章》自身理念的大范围否定。《零八宪章》的传播、影响和《零八宪章》的理念不能混为一谈。执意混为一谈，只能是欲掌所谓“话语霸权”（这个短语本身就有难以自圆之嫌：真正意义上的“话语霸权”只属于专制统治阶层，其他人们能有不充分的“话语权利”便已大幸了，遑论“话语霸权”）的别有用心之举。

未来的历史必将会证明《零八宪章》的非凡价值。《零八宪章》能够日益显现其价值，其原因不仅在于《零八宪章》符合了人心向民主、万众盼自由的历史大势而具有无尽的潜在价值，还在于《零八宪章》有着深厚的基础价值。《零八宪章》的基础价值在于，它既是当代民运的结晶，还是历史价值的凝聚。在《零八宪章》的孕哺能量中，不仅有可敬的刘晓波先生等人的巨大付出，还有历史上、现实中一切为推动民主而战的人们的付出和牺牲。《零八宪章》字里行间，都涌荡着所有中华儿女力争民主的澎湃热血，燃烧着一切反专制人士的炽热之情。正如民主同道所言，“《零八宪章》面向中共、面向现行专制政体。但是，又绝非仅仅面向中共与现行政体。唤醒公民社会、凝聚体制外共识，是‘宪章’更为迫切、更加重要的使命。”确如此。《零八宪章》因深涵着巨大的价值感染力和道义召唤力，在当今大陆民众的民主自由等意识因素还未积累到一定程度、尚不足以引发质变之际，起到了并正起着巨大的催化作用，《零八宪章》如耀目的星辰，穿破物欲阴霾和专制黑云冉冉上升，使万千民众受之激励、遽然觉醒，愈来愈多的渴求民主之心熊熊燃烧，在专制黑云的笼罩下焕出令人心醉的夺目光耀。

（三）各类宗教团体尤其是饱遭打压的“地下宗教”，虽受百创而生命力不减，如火燎原，愈来愈盛。各类宗教团体在专制黑暗中显现着的信仰光彩，使得愈来愈多的沉于物欲、权欲之泥沼的灰暗心灵被召唤，从堕落中回升，并焕发出道德的热力。各类宗教团体尤其是“地下宗教”的广传，使这一被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包裹着的灰暗时代镀上了信仰者所独具的圣洁光华。

当今大陆宗教之最强盛者，不是被中共允许“合法存在”的“地上宗教”，而是饱遭打压的“地下宗教”。“地上宗教”虽传播条件好，但人数很少，不少“地上宗教”的信仰基础并不牢固。中共对“地上宗教”，在允许其公开活动的同时，一方面以一系列方式限制其发展，另一方面，对“地上宗教”赖以存身的活动场所进行商业化处理，将其变成景点之类，以利益来淡化、瓦解这些“地上宗教”的信仰，最大限度地使其世俗化，使其因信仰淡弱或无存而没有多少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可言，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了这些“地上宗教”对专制统治的潜在威胁。另外，中共以一系列组织对这些形存而神散、人丁稀少的“地上宗教”极尽行拉拢、钳制之能事。相对而言，少数民族的“地上宗教”的发展条件要好些。但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共的限制甚至打压。少数民族的“地上宗教”的传播范围一般仅限于本民族生活地域。少数民族整体力量的不足，决定了少数民族“地上宗教”的弱小。

相反，汉族地区的各种“地下宗教”虽饱遭打压，却因为没有“地上宗教”所受的种种限制、腐蚀和掣肘，发展速度一直是有增无减。我曾因为信仰团体的朋友撰文鸣冤而被抄家毒打和非法劳教，和此信仰团体的朋友同囚一处。与我同在一囚室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国保警察审他时，曾对他说，你们的人数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还有年轻化的趋势。我所在的大队，确实有不少人很年轻。而且都是在该信仰团体被打压之后加入此信仰团体的。我所在的大队，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是“二进宫”。这些人告诉我，他们“一进宫”时（大约从零零年到零三年），队里所有的人平均年龄是四十五左右。而我与他们同囚之时（零六年到零七年），所在大队的所有人的平均年龄仅三十七、八。据一些针对所谓“邪教”而建的网站的相关资料分析，汉族地区的其它“地下宗教”的总人数也都在逐年增长。

汉族地区的各种“地下宗教”逐年壮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本文第一条关于“安贫乐道”的德性光彩产生机制之分析中，我已对各种“地下宗教”发展壮大的社会生态基础进行了一定的说明。广大普通民众身受着专制统治的重压和重重剥削，很多人已安于贫贱。生活普遍不如意的他们，需要从宗教中获得生活信心和感情慰藉。宗教为他们营造了美好的精神家园，他们的信仰同时也是其生活状态的精神支持。当他们有了生活困难和不虞之灾时，还能获得其他信仰者的帮助。这些，都使他们对所信宗教产生强烈的归属感。需要这些的，不惟是普通民众。一些官僚权贵阶层中的德性高洁之士，何尝不需要这些。关于官僚权贵阶层中的高洁之士的德性色彩的大致产生条件，我在本文第一条已有论述。官僚权贵阶层中的高洁之士的德性色彩的大致产生条件中，基本具备了走进宗教的客观心理因素。这些遍布各阶层人们在享受宗教所予的种种美好时，不因高低贵贱而有别。宗教所予的种种美好都是中共不可能给他们的。不仅不给他们，还要强制他们放弃。他们怎肯放弃。大陆所有的“地下宗教”都饱遭打压，却都以非暴力方式顽强抗争。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这和他们坚韧不屈地进行非暴力抗争有着密切关系。他们与中共抗衡至今，纵然谈不上胜利，却终归没有失败。他们以各自所特有的非暴力抗争方式，感动并教育了相当一部分大陆民众，并在世界很多国家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地下宗教”自身不是没有问题的。譬如，他们所制作的对中共进行揭露的书籍、材料，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有一些不符实之处。他们对中共的揭露抨击，多从本团体立场出发，不是十分在意广大民众的所思所想，他们对中共的批判立场和多数民众对中共的批判立场很不相符。而他们所制作的最大限度地排除了本团体立场的揭露抨击中共的书籍材料，又多有断章取义的成分，逻辑性不强，切不中要害。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虽然，他们自费制作很多宣传材料，初衷都是好的，却使不少民众反感。我曾多次亲眼看见，他们省吃俭用挤出资金、耗费很多精力制作的材料，被人信手一掷，抛在地上。

尽管，“地下宗教”自身有着一些缺欠，但整体而言，“地下宗教”的存在，在积累非暴力斗争经验、揭露专制政权的罪恶、消解专制政权的能量、加速专制政权的瓦解、鼓舞其他受压迫民众的反专制的勇气、整合民间力量、促进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推动和平民主转型等各个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最重要的是，各种“地下宗教”的广泛发展，对飞速滑坡的大陆道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阻遏作用。各类宗教团体在专制黑暗中显现着的信仰光彩，使得愈来愈多的沉于物欲、迷于权欲的灰暗心灵被召唤、从堕落的泥沼中回升并焕发出道德的热力。而道德的回升、私心的收敛、物欲的淡化等因素是增强全体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重要条件。只有很多民众有了比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民主转型才能最为顺利地完成。毫不夸张地说，对飞速滑坡的大陆道德的阻遏，是当今大陆各种“地下宗教”为民主转型和未来中华所作的巨大贡献。各类宗教尤其是“地下宗教”的广传，使这一被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包裹着的灰暗时代镀上了信仰者所独具的圣洁光华。信仰者所独具的圣洁光华，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德性光彩，是各有姿彩而又交相辉映的。

（四）被专制之恶震荡、激怒的各个阶层的良知之心迸发出无法被遮掩的正义之光。专制势力为恶愈剧，正义之光愈强，这样相持下去，愈来愈强的正义之光必将汇集到某一邪恶目标点上，聚焦燃烧。

这一条，和第一条很有些相似。不同的是，在第一条中，中共所起的作用还是比较间接的。但在“用邪恶唤醒正义”方面，中共所起的作用是直接的。由于中共专权者执迷不悟、在体制内外一律是排斥民主因素顽固坚持高压专制，加上愈来愈大的官僚权贵经济的“胃”和愈来愈大的部门权力、地方权力之“口”，日益处于弱势的广大民众还要饱受城管交通、凶警淫官等专制恶势力的直接的陷害宰割和打压欺凌。专制恶势力欲以民众为鱼肉，然而民众终究不是鱼肉。刀砍在肉上很舒服，砍在硬骨头上，便是刀挫骨损的两败俱伤。对民众任意欺凌肆意宰割N次，总会有那么一次要获得等量或超量的反馈。只要民众能保持敢怒不敢言的准奴隶状态，那些形形色色的专制恶势力就应知趣了。如果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还不能使专制恶势力稍事收敛，总还会有人替老百姓还以颜色。

不过，你想让专制势力不作恶也难。人一旦成群，且没有足够的道德自我约束力和外在钳制力，与猛兽无别。对待猛兽，没有笼子也要用链子锁着。没有笼子，没有链子，猛兽定然要咬人伤人吃人。不能和美国比。一比就比得我们心烦意乱。我们在冷静时，好好看看自己的历史，有助于增长勇气和希望。我们没有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但我们总算还有孙中山。民主转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只要还有和平转型之路，只有疯子才会用其它过激手段。但如果一切和平转型之路都被堵死，很多人会被逼成疯子。史海今事，历历在目，可察可鉴；果要顽固到底，勿谓言之不预。在此，我想再用本文前面的话对那些读到本文的钟情专制者敲一下：天道循环，相克相生；报是要报，时候不到。悖天逆理，必食其果。狂作孽，岂可活！？

灭亡，是一切专制政权的无可回避的终极命运。

因为，你消灭不了普遍良知意义上的“德性”，你消灭不了人们对种种自由权利的本能渴求，你消灭不了人们对心灵家园的向往，你消灭不了人们对强暴武力的本能厌恨，你消灭不了人们独处静思的道德自建本能，你消灭不了唤醒良知的自我反思力量，你消灭不了人们对欲望的克制潜能，你消灭不了人们对意境美的向往，你消灭不了人们对善良人性的后天性本能依恋。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悖天逆理、胡作非为，都是要抛掷能量的，这些能量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反馈给你自身。你用实际行动给广大民众书写的反面教材，在不断增厚，很多民众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了专制之恶，自觉或不自觉的萌生出对正义、民主的渴求。专制恶势力一次次的暴虐之举，一次次的震荡、激怒着各个阶层的良知之心，亿万颗被震荡、激怒的良知之心迸发出无法被遮掩的愈来愈强烈的正义之光。一道道愈来愈强烈的正义之光，逐渐汇集到一点——此即民众精神力量的整合——一道道愈来愈强烈的正义之光，终将汇集到“专制”这个目标点上，聚焦点燃，在专制灰飞烟灭之时，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那些美仑美奂的精神光芒，我们会看到，平淡广泛的德性光彩，各具姿彩的道义之光，熊熊燃烧着的捍卫民主之心焕发出的夺目光耀，信仰者们的圣洁光华，和千万道强烈如电的正义之光织在一起，在民主中国大地上交相闪耀，撼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