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更正前文的一个错误，在介绍斯大林与丘吉尔谈论消灭富农的运动时，我说：

“丘吉尔想到千百万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亚冰冷的原野上，禁不住打了个冷颤。而负责翻译这段对话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尽管没有出示证据，却坚持说他们是被NKVD小分队干掉的。

其实何必烦劳特务们？借俄国严酷的大自然之手岂不更省事？这就是斯大林的原设计目的。无衣无食无住所无生产工具，被扔到暴风雪肆虐的旷野上去，只有大罗金仙才能活下来。据历史学家Allan Bullock的研究，若干在北极圈内的‘定居点’内的所有的人，连同看守他们的格伯乌警卫在内，都给活活冻死了。”

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忽略了 “消灭富农”的第二个步骤。那运动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将全国的“富农” 流放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不毛之地去。这一步据斯大林说花了四年功夫，那就是1930-1933年。在此期间，“富农”们的死亡主要是饥寒造成的，倒并不是直接被枪决。第二步则是肉体消灭与劳改。1937年7月 30日，NKVD发布 00447 号命令，下令在法外镇压“前富农分子”和其他“反苏分子”。该命令将镇压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枪决，第二类是关进劳改营，并为各地区给出了两类镇压的指标，例如白俄罗斯预计将枪毙两千人，劳改一万人。然而这指标都被各地超额完成了。据统计，在1937年至1938年间，有669,929“前富农与反苏分子” 被捕，其中376,202 人被处决，其余被劳改。

因此，我在前文说的不对，斯大林是以“多种经营”的方式来消灭“富农”的，既充分利用了俄国严酷的自然环境，又使用了所谓“专政工具”，先让“富农们”冻饿而死，再将幸存下来或枪决，或是用苦役折磨致死。此外，为国人熟知的“按指标镇反”、“按指标反右”的“计划政治”的发明权也不属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属于斯大林。

十四、红彤彤的新世界

斯大林一手发动的毁党造党、毁军造军、毁国造国、毁民造民、毁文造文的革命运动都取得了辉煌胜利，他终于用铁腕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锻造出了一个与一切已知文明社会截然不同的新世界。

论毁党，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除了他的心腹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寥寥几个当年的小角色，都被干掉了。虽然出席苏共17大的代表中有44％弱逃过了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第17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不到30％的人幸存下来，但这些人基本都是在十月革命后才参加革命的。十月革命时除列宁外的六名党领袖中，4名被处决，1名（托洛茨基）先被驱逐出境，后被斯大林派特工暗杀，活下来的只有斯大林一人。从十月革命后到列宁逝世前，除列宁与斯大林之外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4人被处决，1人自杀，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前文提到的那些老革命，诸如率领攻打冬宫的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沃夫谢延科、驱散立宪会议的卫队长捷联兹尼雅科夫、指挥谋杀沙皇全家的契卡特务头子等人，统统都在大清洗中给枪毙了。

总而言之，合全世界反动派之力，能杀掉的共产党人恐怕还不如斯大林杀掉的十分之一。他肉体消灭了全部俄国的革命乱党以及所有其他政党，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保皇党人等等与他们昔日的死敌布尔什维克党人在监狱里大团圆，携手同归西天极乐世界，因而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毫无政治反对派（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的）的“大同世界”。“只能服从，不能怀疑，更不能反对上级”从此成了俄国人民生死第一诫。

斯大林的造党则包括两方面，一是经过技术学院研磨抛光的新秀们（诸如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提上去，取代被他干掉的老布尔什维克大老粗。坐着火箭上去的新秀们都是苏维埃掌权后才参加革命的。他们并不知道此前党的历史，对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一无所知。与老布尔什维克不同，他们对国事党务并无独立主张与见解，只知狂热效忠斯大林，完全成了斯大林个人的驯服工具。老布尔什维克们是革命家，新贵们则是狂热虔诚的宗教信徒。随着这更新换代，苏共就彻底完成了向一神教教会的彻底转变。奥林比亚山上诸神纷纷凋谢，让位给斯大林那唯一的救世主。

此外，相对老布尔什维克那些文盲和半文盲而言，新贵们好歹受过点技术教育。这些人当权，使得苏联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技术治国”的国家，也就是国政的决策丝毫不以民意为依归，而以所谓 “科学规律”为指针（也就是咱们今日说的“科学执政”）。在那个官僚集团手中，治理一个国家便如同摆弄一部机器，只需按照操作规程即可，根本不用考虑“机器部件”们的主观意愿，此之谓“计划管理”。

造党的另一方面，是斯大林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面具，把党官僚变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特的“新阶级”。

在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及其战友们还保留着革命者的清教徒作风与所谓“平民政治家”风度。尽管握有老统治者做梦也想不到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还讲究点“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列宁时常到工厂讲演，衣着朴素，接待内外访客也不讲究排场，随随便便地就从书房里走出来。斯大林的妻子在赫鲁晓夫那个学院上学，和平民一样挤公交车，而且还时常没钱用，写信跟斯大林要零用钱。看一眼革命领袖们留下来的照片，你就会发现那伙人完全是俺们公社里走出来的队干部，浑身散发着马厩的气息，与沙皇和贵族们的包装完全不同。

 

从左至右：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

 

从左至右：加里宁、莫洛托夫、基洛夫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把老革命们统统枪毙后，便把党官僚改造成了个权钱高度统一的新阶级。新贵们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殊待遇：有自己的豪华的宫殿与别墅、有外国进口的最高级名车、有庞大的保镖与侍从队伍，有外人不得涉足的商店、宾馆、专列、专机、包厢等等，甚至垄断性地占有辖区内最好的大夫与护士，享受辖境内最优秀的医疗保健，这是老统治者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斯大林犹嫌不足，还仿效资本家，给身边的权贵发红包。除了斯大林和接受者之外，谁也不知道那钱是多少，也从来不入账。国库直接成了斯大林个人的钱包。

然而在名义上，这些人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一切连西方亿万富翁都无从指望的奢华享受完全来自于其权位，在名义上属于国家而非他们私人。而能否保有那权位则完全取决于斯大林对他们的好恶。一旦丧失权位，他们享有的一切财富便顿时化为乌有。这便造出了特殊的新阶级的两大特点：第一，权位高于性命。第二，深知“丧失政权便丧失一切”，无路可退，不能不背水一战，将现行制度维持到底。这保证了他们在当初的革命理想幻灭之后，仍能保持对现制度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忠诚。

与老统治者截然不同的另一点是，新贵们骄奢淫逸的私生活完全笼罩厚厚的帷幕中。凡是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信息都是“军事绝密”，凡是他们居住的豪宅和度假别墅都是“军事禁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生活工作在“红色保险箱”里的统治集团，从国政到私生活都是民众无从窥测的最高机密，就连涉及国家领土和权益的外交谈判与条约的签订都是黑箱操作。

斯大林当国后，从未视察过一家工厂或集体农庄，遑论对工农作过一次演讲。在苏德战争中，他从未到前线去接见鼓励过将士，只是在战事好转后，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乘坐专列去前线某个指挥所呆了一晚，未接见任何人便回来了。那行动的唯一目的，是让他能在给罗斯福的电报里吹嘘他必须时时视察前线。他还特地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弄了一个房间，每到天黑便点上长明灯，让莫斯科市民都知道那是斯大林在通宵办公，却根本不知道他自妻子自杀后便搬到莫斯科郊区的孔策沃别墅去居住了。

这种诡秘的躲在大墙后面秘密运作的统治集团，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先例。如果不是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了，那谁也不会知道他是个疯狂的色狼，不但专门建了个内务部文工团作为他的后妃来源，而且竟然经常在街上开车游猎，见到个美人就把她抢回去迷奸。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贝利亚被他们拿下后，马林科夫的保镖头子立即向马举报，贝利亚曾经在街上见到他的继女，那女孩当时才是七年级学生（苏联彼时实行九年一贯制教育，那孩子大概14岁吧），为其美貌打动，当即让部下把她弄到贝利亚的住所去迷奸了。这种烂事，就连沙俄贵族都不敢干出来。

有趣的是，哪怕是对共产主义有深入理性认识并对之深恶痛绝的保守派政客丘吉尔，对铁幕后的生活方式仍然缺乏了解。他在回忆录里说，他首次访苏前，苏军兵败如山，形势极度严峻，因此他们以为莫斯科正在饥馑之中，为此特地带了三明治，在飞机上吃饱了才下机前往克里姆林宫。然而苏方的盛大招待让他们大吃一惊，斯大林流露出来的顽强意志与必胜信念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不知道，哪怕全苏联人民饿死了，克里姆林宫内照样能是酒池肉林。用英国统治者的作派去推测新沙皇，未免谬以万里。

待到二战期间，新贵们便在外表上也完成了对旧统治者的奢华生活作风的回归。这在苏军表现得最明显。肩章和军衔曾是投身十月革命的士兵们的憎恨对象，是旧制度的象征。然而斯大林在二战前便恢复了军衔制度，在二战期间更是参照沙俄时代军装给部队换装，使得等级制度的森严外在化，象征帝制的近卫军也恢复了。这就是乔治??奥威尔为何要在《动物农庄》的结尾让猪猡们用后脚站起来，模仿人类跳探戈、伦拜与华尔兹。

毁军造军的主要成就是清洗了五大元帅中的三个（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留赫尔），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57名军长中的50名，186名师长中的154名，16名集团军政委的全部，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以及9名海军上将（海军最高军衔）中的8名。几乎整个红军的officer corps都被清洗了，没有哪次国际战争能取得如此赫赫战果。

对斯大林毁军造军运动，西方历来给予负面评价，认为它使得苏军丧失了战斗力，招致了苏军在苏芬战争以及二战初期的惨败。然而近年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斯大林清洗掉的高级将领们，除了个别人如图哈切夫斯基外，都是恪守陈规的内战英雄，根本没有现代机械化战争的概念。如果那些人呆在指挥职位上，苏军反而要蒙受巨大挫败。

我个人认为此说无法成立。斯大林并不是以将领的观念是否陈旧，而是以个人忠诚度作为杀人标准的。他杀掉头脑最新潮的军事天才图哈切夫斯基，乃是因为后者当年在波兰战役中与他有过节（在该战役中，斯大林自行其是，拒绝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北上策应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致使后者在华沙城下溃败）。罗科索夫斯基也曾在大清洗中被捕并被判死刑。在审讯期间，他的九个牙齿被打掉，三根肋骨被打断，指甲被拔光，还被假枪毙了三次，在牢里蹲了快三年，才因为准备对德战争而被释放出狱。如果他死在牢里，那苏德战争中又少了一位名将。就连朱可夫都险些倒在屠刀下。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逃过清洗，乃是适逢日本人在蒙满边境搞事，他给派去指挥那场战役，立了大功才幸免于难。

反过来，内战骑兵英雄布琼尼与伏罗希洛夫脑袋僵化，才能低下，都顶多只配指挥一个营，斯大林却委以重任，先后招致苏芬战争以及苏德战争早期的惨败，尤以二战初期失败最为惨痛——布琼尼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在乌曼战役和基辅战役中被包围全歼，150万官兵阵亡或被俘。

因此，所谓毁军反而能“吐故纳新”、把具有现代战争观念的将领提上来之说，窃以为无法成立。其实战争本身就有淘汰作用。统帅完全可以根据战绩撤换不称职的将领。不分良莠乱杀一气只能毁掉军队的战斗力。斯大林的毁军造军运动完全是以对他的个人忠诚为出发点，以疑神疑鬼捕风捉影的变态心理为动力，乃是一种“为了确保个人权位不顾国家安危”的疯狂自伤行为，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证明那举动在功利上的合理性。

毁国造国则是指斯大林将落后的农业国强制性改造为工业国的苏式“大跃进”。通过疯狂掠夺压榨农村殖民地，斯大林为工业化积累了足够的原始资本，开始推行所谓五年计划。

与农村集体化运动相比，工业化运动的人命代价与资源代价也不遑多让，造成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是惊人的。斯大林发扬光大了列宁同志发明的劳改经济，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栋梁。如所周知，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就是全靠无偿的奴隶劳动完成的，投入的15万劳改犯死得只剩5万人。伏尔加河-顿河运河也使用了10万劳改犯，死亡人数不详。劳改经济构成了苏维埃经济的重要支柱，以致在1938年，当大清洗的狂潮消退后，最高苏维埃讨论是否提前释放表现好的劳改犯，斯大林否决了这提议，说这从经济上考虑很不明智，那样只会把最好的犯人放掉，留下来的都是坏人。翌年，他通过最高苏维埃下了命令，规定所有的犯人都必须服满刑期。

而且，与毛泽东一样，斯大林也流露出了急不可待，巴不得一蹴而就的狂躁心理，制定的指标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样便逼着下属弄虚作假，在纸上“放卫星”。然而它与咱们的土跃进有个根本区别：斯大林还有足够常识，知道只能靠建工厂去搞工业，不会蠢到发动全民修“土高炉”去炼钢。这结果当然就完全不同了。毛的土跃进使得国民经济全面崩溃，而斯大林的洋跃进则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据西方学者Richard Overy提供的数据：

“在 10年中，钢产量从1928年的４百30万吨增加到１千８百10万吨。煤从３千５百万吨增加到１亿３千３百万吨。卡车从微不足道的700辆增加到1938 年的18万２千辆。在1928年初，红军只有92辆坦克，到了1935年１月便有了10,180架。1928年空军只有1394架不同种类的飞机，到 1935年便有了6672架。从1930年到1934年，战斗机产量增加了５倍，轰炸机产量增长了４倍。” （Russia\’s War, R. Overy, TV Books Inc, 1997）。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的统计数字是极大地夸张了，苏联在战前的钢产量并不超过 1千万吨，估计为7百万吨左右。窃以为这似乎低估了苏联的工业实力。二战就是对苏联重工业的严峻考验，苏联在失去了一部分领土后，还能先后生产出5万7千多部T-34坦克来，这事实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苏联当时的军火工业实力。因此，个人认为，斯大林的工业化（准确来说是重工业化）虽然造成了天文数字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但基本是成功的。没有它，苏联绝无可能在二战中获胜。

但斯大林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 的发展模式也弊端无穷。它完全无视民生需要，以牺牲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代价，单打一地发展军火工业，使得苏联的轻工、化工、电子工业等行业远远落在西方国家甚至某些不发达国家的后面。这种畸形发展的国家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发达国家。直到苏联解体时，苏联人民还在被迫承受斯大林的沉重遗产，这才会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批中国“国际倒爷”把在中国滞销的轻工业产品运到苏联去高价出售，居然还能引起抢购风潮。据那些同志说，直到90年代初，苏联的电视机还在用电子管，别说是集成电路，就连晶体管都不曾引入。这种咄咄怪事在一个发达国家根本就不能想象。

工业化也带来了城市化，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许多新城市诞生，这改变了传统俄国的社会结构。

这发展趋势当然也受到斯大林的视野的严重制约。他和列宁一样，是“机械唯物主义”信徒，崇拜大规模，崇拜机器，崇拜烟囱，认为无论是工程还是企业，都越大越好。斯大林这毛病还传染给了中国弟子，据梁漱溟回忆，建国初期，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满怀豪情地跟他说，将来在城楼上目之所及，视野中将全是一片烟囱，让梁惊得失语。

因此，列宁斯大林理想中的俄国农村便是“农业城”，农民们搬到城市型的住宅去集中居住，使用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器干农活。斯大林为此在农村各地建立了拖拉机站，使之成为剥削农民的利器——集体农庄必须交给拖拉机站极高的报酬，才能让拖拉机来耕地。

这结果是“走向反面”：集体农庄从未变成英美式以工业方式经营的农场，个体小生产反倒成了农业的栋梁。1937年，农民的自留地供应了多于全国产量一半的土豆、蔬菜与水果，高于70%的肉食与牛奶。这奇特状况一直大致保持到苏联解体。然而这“农业城”之梦却一直做到赫鲁晓夫时代。赫鲁晓夫的一个改革就是“集村并屯”建农业城。不用说，它再一次失败了。直到苏联解体，该国一直是个农业残废、重工业畸形发达的跛脚鸭。

毁国造国当然也有光明面，那就是至少城市居民享受了普遍的福利，诸如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带薪度假等等。尽管特权阶级奢侈腐化，但那是藏在大墙后面的，草民无从得知，而旧社会上的贫富分化确实在表面上给消除了，这也就构成了“苏维埃新人”的快感的主要来源。

毁民造民的“毁民”，是指彻底摧毁一切民间社会，将社会“原子化”。这意味着杀掉一切民间社会领袖或是可能成为领袖的人，铁腕整肃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使得人民彻底丧失形成独立于政府的组织的可能，让万能的党的触角伸到全社会的每个角落，使得每个公民都处在四面八方被持续监控的状态里，从而永久生活在恐惧之中。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国进民退”，国家把每个子民都牢牢攒在手心里的崭新社会。

如所周知，民族主义乃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建立单一（homogeneous）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碍，因此自然成了斯大林的镇压对象。他在人类历史上首创了将某个民族全体流放的壮举。伏尔加地区历来有大量的日耳曼人居住，在1924年该地区还成立了个“伏尔加日耳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怕该区的人民与入侵者里应外合，便于是年8月28日解散了该共和国，把所有日耳曼居民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与西伯利亚等地去，在离开该区约有1600至2000英里之遥的穷乡僻壤分散安置他们。39万人因此被迫离开故土，迁移到不毛之地去。

北高加索的回族、卡尔梅克人以及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后两者都是蒙古人）都享受过这种待遇。预定享受类似待遇的，还有境外芬兰人以及境内的犹太人。斯大林曾在苏芬战争前对部下说，芬兰人口并不多，要全部移居该国人民并非难事。可惜红军未能打下芬兰，于是这全国人民大搬家的壮举终未实现。而苏联境内的全体犹太人之所以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则全亏斯大林完全必要地、非常及时地死了。

毁民造民的“造民” ，则是说按统治者的意愿来任意设计模塑新一代，也就是林思云所谓“善意的思想改造”。斯大林把无法改造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或是杀掉或是投入大牢，然后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制造出一代人来取代他们。这洗脑工程的前提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封闭社会的发明。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全面信息封锁与控制的国家。无论是对国外还是国内发生的事件，所有的公民都被剥夺了知情权，只能获得经过统治者精心挑选甚至编造的信息。党领袖成了独一无二的精神权威。党更建立了以国家资源为后盾的宣传机器，使用最现代的技术手段，通过人类摄入信息的一切渠道，将中宣部炮制出来的“杰米杨的汤”反复灌给青少年一代，其重点便是彻底消灭个人主义观念甚至个人意识，以“集体观念”代替之，使得受教育者彻底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与独立的思想感情，只允许他们有一种感情取向：党让爱谁便爱谁，党让恨谁便恨谁。最高的美德就是对斯大林和党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感激，以及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为了忠于斯大林那个活着的上帝，父兄可弑，亲友可卖，无论犯下什么为传统道德强烈谴责的罪孽都是应该的。前文介绍的那个举报父亲的莫罗佐夫，就是为此目的树立起来的少年英雄。

毁文造文运动构成了毁民造民运动的重要内容。斯大林对文化界与知识界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血腥整肃。20年代到30年代，两千多名作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被逮捕囚禁，其中1500名死于监牢或劳改营。受害者包括大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О??сип Эми??ль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大作家伊扎克??巴别尔（Исаа??к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Ба??бель），作家鲍里斯??皮里尼亚克（Бори??с Пильня??к），戏剧家梅耶荷德（Всеволод Эмильевич Мейерхольд），诗人巴维尔??华西列夫（Pavel Vasiliev）。几乎全部俄罗斯文化精英都倒在了屠刀下。

这些案例中，最能反映斯大林的性格的大概是哲学家Jan Sten（抱歉，我未能查到中文译名和俄文原名）之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留下来的传统，是革命领袖本人必须是理论家。可惜斯大林当学生时上的是外省的神学院，对哲学一无所知。为了充当领袖，他便如毛泽东一样恶补了一番哲学，在1925 年到1928年期间特地请了Jan Sten去给他开小灶，每周上两次课。然而他怎么也无法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观念，偏偏黑格尔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来源。在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便干脆枪决了他的西席老夫子，免得他智力上的缺陷为人得知。

尽管“毁文”运动也整肃了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然而斯大林的打击重点还是在社会科学与文艺界。至于科技人员特别是那些对国防工业有用的人，即使被抓进大牢去，一般也未必会被杀害，而是在牢里继续搞他们的研究，这点已在上文做过介绍。例外的是1936年到1938年期间，有27名天文学家被处决，而早在此前的1933年，气象局就因未能预报当年对农业生产有害的气象而遭到血腥整肃。但这些人毕竟不是直接影响国防工业与技术的研究人员。由此可见斯大林的冷静的“理性”。这一条也被中共学过来了。我当年之所以从未想过学文史，就是因为知道那种行当极不安全。

“造文”运动的内容则非常之多，首先是伪造历史特别是党史。大导演爱森斯坦在拍摄反映十月革命的影片后，得到斯大林同志的亲切接见。斯问爱，影片里有没有托洛茨基？爱答有，斯大林当即下令道：剪掉！爱于是乖乖照办。从此，这位在十月革命中毫无贡献的伟大领袖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与指挥者。

斯大林更主持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党史改为“路线斗争史”，也就是斯大林战胜一系列反动路线头子诸如托洛斯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破坏和颠覆，赢得革命胜利的历史。据说没有这一系列“路线斗争”，则布党也就没有可能夺权掌权，遑论在地球上建起“最自由的国家”来。据国内学者高华先生研究，这本书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启发，他一连看了四遍，是他发动延安整风的灵感之一。从此中共党史也就变成了“路线斗争史”，所有的革命胜利都归于一人，而所有的失败都由反动路线头子承担。

据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披露，在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小传》中，斯大林嫌作者吹捧他还不够，亲手加进了对自己的无耻谀称，诸如“最伟大的领袖”、“一切时代与一切国家的卓越的战略天才”，并亲手写下了连篇累牍的无耻自吹话语，这里只引两段：

“斯大林同志阐明了战争的理论，诸如关于决定战争的永久作用的因素，积极防御和反攻和进攻的规律，现代战争一切部门与武器的协同配合，现代战争中大规模坦克集群与空军的作用，以及作为战争中最可畏的力量的火炮的作用。在战争中的不同阶段，斯大林的天才总是能找到考虑到形势的一切方面的正确的解决方案。”

“在进攻与防御之中，斯大林都表现了军事大师的才干。斯大林的天才使得他识破敌人的计划并击败他们。斯大林同志指挥的苏军的战役是行动中的军事技术的辉煌范例。”

最幽默的还是他亲手写下的这段话：

“尽管斯大林以完美的技术完成了他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的任务，并获得全体苏维埃人民毫无保留的拥护，然而他决不容许他的工作被一丝一毫虚荣、自负与自吹自擂玷污。”

党史如此，国家的历史自不待言。我中学时代学的乃是翻译过来的苏联教科书，什么都是俄国人发现或发明的：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儒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世界历史更是恶心得看不下去：俄罗斯人从蒙古人手上拯救了欧洲，苏军从纳粹铁蹄下解放了欧洲，等等，等等。

造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革命”。尽管史学界一般认为苏联的文化革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展开的，历时四年，亦即从1928年至1931年，但我认为这运动早就开始了。内战结束后，布党政府对国民基础教育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开展了扫盲运动，派出所谓 “文化列车”到各地巡回宣传教育，并举办了大批扫盲班、训练班与速成中学和速成学院。虽然这些教育一无例外是共产邪教教育，但它毕竟还是普遍提高了国民的文化水平。

到了1928年，斯大林发动了文化革命，其目的是整肃旧知识分子，培养一代可靠的新知识分子去取代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还使用共青团愤青们组成的“文化军”（这组织原来成立起来是为了给工农大众扫盲），去冲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诸如党政机关、学校、剧院、文化展览，还肆意袭击并关闭教堂，等等。

与中国文革不同的是，斯大林并没靠那些愤青去打倒老干部，那任务留待几年后由NKVD的枪杆子去解决。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斯大林的非人类的“冷静理性”。和毛泽东不同，他能看到以后好几步棋，知道愤青们并不能“打江山坐江山”，他们的捣乱破坏只能起到制造普遍的恐怖气氛、慑服旧知识分子的作用。因此愤青们在造出气势来后，便被斯大林收入袖筒里了。某些积极分子还在运动后期遭到了惩办。斯大林发动文革的重点，还是训练出一批技术干部来，去接替那些他准备在未来枪毙的老干部。

为了这个目的，大批工农被送进各种技术学院培训，毕业后便充当各级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超过一百五十万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进入了白领阶层，15万工农和党员完成了高等教育。这批人便构成了未来新社会的权贵精英。

与此同时，苏共还在工厂农村发动了广泛的文化教育，让野蛮的人民建立卫生习惯，注意在公众场合的文明举止，谈吐优雅，穿着大方，保持优雅仪表，以及获得对俄罗斯古典文学艺术的基本鉴赏力，等等。

客观说来，这运动极大地提高了野蛮的俄罗斯人民的浅表文化素养。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最大区别，还是他没搞蔑视践踏一切既有文明成果的反智主义。布党官员从不相信“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也不以“大老粗”为光荣头衔。相反，他们始终保持了对文化的敬重，对科学采取一种宗教崇拜态度。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等人都力图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经常带全家去看话剧、芭蕾舞等演出，还聘请私人教师去家里教孩子学英语和其他外语。苏联的文化革命没有全盘否定而是基本保留了俄罗斯文明成果，甚至还把这些成果吹嘘到“兄弟国家”去，以致中国学生对俄罗斯文艺作品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从整体来看，苏联的“文化革命”起到了“削平补齐”的普及作用，改变了革命前“橱窗俄国”与“原始俄国”的两极分化状态。国家实行了文化领域里的“杀富济贫”，把尖子削平了，把低的提上来，使得全民共享一个肤浅而普及的文化。在普及的意义上，这社会改造工程应该说取得了一定成果。

据赫鲁晓夫回忆，十月革命初，他和工人们进驻了某个贵族的宫殿，直接就在里面拉屎撒尿，拉到超饱和程度，以致后来无人能在里面下脚。由此可见革命前的普罗大众是何等的野蛮人，根本不是《列宁在十月》上攻打冬宫的那些赤卫队员们小心翼翼地爱护宫内雕塑的情景。但经过“苏维埃文化整容手术”后，苏联公民的外在文化修养得到了普遍提高。如今去俄罗斯游览的中国游客，都对当地人在公众场合的文明举止留下深刻印象，诸如说话彬彬有礼，不随地吐痰，尊重妇女特别是孕妇，女性特别注意仪表等等，因而误以为俄国人民的素质真的比中国人高得多。

可惜这不过是“文化美容术”，掩盖了内在的野蛮性。所谓“苏维埃文化”少了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humanism and humanitarianism）。所谓“苏维埃新人”缺的不是基本文化知识与技能，而是人的灵魂，他们不过是一部庞大机器的无生命的配件，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基本权利一无所知，其公民觉悟还不如沙俄时代的城市居民。

之所以如此，乃是斯大林毁文造文的结果。他以一种工业家的态度来处理文化问题，将所有的艺术家分门别类编成各种衙门（诸如作协、美协、戏剧家协会等等），将所有的艺术家都纳入组织网络，严格控制了他们的粮道，以布置生产任务的方式，责令那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根据党的中心任务，批量生产出文艺作品来，按斯大林的设计要求塑造一代新人的灵魂，更准确地说，是制造出一代又一代没有灵魂、没有个性、没有属于个人的良心、不受个人感情左右，只知忠实执行上级指令的机器人。

这结果便是彻底毁掉了俄罗斯文化。除了因某种原因获得斯大林的青睐或宽恕的寥寥几名作家和艺术家，诸如阿??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之外，在长达 70多年的光阴里，苏联再没出过文化巨人。我记忆中的苏联文学作品，只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堪与俄罗斯文学杰作比肩，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也勉强可算。其中《日瓦戈医生》还无法在苏联境内出版，是偷运到西方出版的，出版后在国内被禁多年。影视作品中只有丘赫莱伊的《士兵之歌》堪称杰作。除此之外，我看过的苏联文艺作品基本是垃圾。而美术界长期停留在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水平上，再未出过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那样的大师。戏剧界则从此再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文化艺术并不是唯一的重灾区，整个社会科学都被斯大林连根拔除了。所谓“社会科学”成了“马列主义”的同义语，而且那马列主义还是僵死固化、不容讨论、不容发展的教条，连中世纪经院哲学都不如，后者还能搞点宗教改革，对教义作出个人的诠释，官定的马列主义连这点弹性都没有。

自然科学本是马列崇拜的宗教，可惜去掉了灵魂的科学家也就丧失了创造的灵气，何况头上还有 “辩证唯物主义”那个紧箍咒。除此之外，斯大林还造出了一种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科研与教学环境。分类学似乎是他的强项（不知道是否与神学院教育有关），因此他将大学和研究所分开，大学只管教学，研究所只管科研。大学又将理科、工科、医学、农学分开，敲锣卖糖，各管一行，老死不相往来。像牛津、剑桥那种提倡 “远亲通婚”、将毫不相同的学科的学生混编在同一学院里，住在一起彼此交流的教学方法，在他那如中药铺装药的格子一般分门别类的脑袋里显然找不到位置。

最出奇的是“苏维埃科学体系”的构成方式，它的特点是“关起门来搞研究”，强调的是在一个封闭系统里自成体系，决不能与整个国际科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否则科学家就有变成间谍坐牢杀头之虞。捕捉国外科研最新动态、赶上国外先进水平的任务主要落在NKVD和后来的KGB（克格勃）间谍们的双肩之上。这结果便是老金说的“西方资产阶级能有的，东方无产阶级照样有，而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就不会有”，永远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跑道上。若是间谍们的手脚慢了一点，则就连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未必能有。晶体管和集成电路迟迟未能引入苏联，以致狐蝠式（米格25战斗机）上装的还是电子管，我猜大概就是间谍们的疏懒所致。

这当然不是说苏联的科技就非常落后。Again，苏维埃的科学技术发展很不平衡，与国防工业有关的物理学就相对其他学科要发达得多，但化学、生物学则相当落后。即使如此，老毛子的本事，是在一个封闭体系里也能搞出自己的一套来。我记得当年玩电子管收音机，那电子管的命名方式就完全是苏联人自创的，什么6П2П之类。他们甚至还在医学中为肺结核作出了“苏维埃病理分型”，那玩意一直传到文革期间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上去。

总而言之，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工程师”，他用机械力学的办法制造了一个与文明世界完全不同的独立的自成一家的机器人社会，“苏维埃新（机器）人”的特点是有技术无文化，有智力无智慧，有实力无灵魂，有荣誉感无良心。在毫无先例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斯大林独立创作出了这种人类畸胎，并将之扩散到国外去，为１／３人类留下了可能是永久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斯大林应该是世界史上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

普希金诗曰：“上天并没有赐给我们幸福，习惯就是我们的满足。”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指出，与西方人想象相反，“苏维埃新人”虽然日日生活在恐惧中，但同样也非常海皮。对邻居的半夜失踪，他们学会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闻而不议，仿佛那些事从未发生过。拉津斯基有个邻居是个年轻的科学家，他全家五六口人就挤在一个房间里。那科学家每天早上得去公厕门前排队，手持一张登满大好消息的报纸，一边哼着歌，一边非常海皮而耐心地等待轮到他的时刻到来，坚信他是幸运儿，得以降生在这乐园里而不是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世界。

作为过来人，我可以证实他观察到的现象极度真实，它证明在一个封闭系统里，人类几乎是完全可塑的，而卢梭观察到的人类一旦丧失自由之后，就再也不会感到它的可贵的确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