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天下相率为伪”

【沙叶新，1939年生于江苏南京，剧作家。话剧代表作有《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等。他的名片上这样介绍自己：“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

朱镕基视察《焦点访谈》赠言被更改

几年前我访问台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他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太会做宣传了。”他还说：“要是蒋介石也像毛泽东这样会宣传，或者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们国民党了。”我听后愕然。可有一年我在美国看台湾出版的一部国民党党史，作者居然不提毛泽东曾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一史实——某段时间内，两岸为了宣传，都不顾事实。

在共产党执政的各国领袖中，像这样有过新闻学求学经历，办过报纸刊物，当过宣传部长，在敌对两党都有过丰富宣传经验，且在主政后亲自掌控宣传大权达四十余年之久的人，也许毛泽东是唯一的一位。毛对中国宣传体制的建立、中国宣传理念的形成有过很多创造发明。他在军事上打败过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在宣传上也影响过国内外千百万人。

但此后我们的宣传媒介变得越来越标语化、口号化，越来越不讲事实，越来越不讲道理。连最需要以形象和情感来打动人的文学艺术，也充斥着标语和口号，有时甚至变成了粗鄙的宣传。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有几个品种是世界各国少有的，那就是“宣传画”、“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它们至今并未完全在中国绝迹，尚有变种存在。这些政治标准第一的作品，其实只是涂上油彩的口号，谱上旋律的标语，穿上戏装的宣传品。把文学艺术纳入宣传网络中，使得笼罩在这个网络中的人，读的报纸是宣传，看的电视是宣传，听的广播也是宣传；在这网络中的宣传媒体，唱的、画的、表演的也都是宣传。人们耳目所及，无一不是宣传。

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前往中央电视台视察，特意为《焦点访谈》赠言：“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陪同视察的某位部长连忙修正朱基的赠言，把“群众喉舌”改为“党的喉舌”。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事后这位部长还辩解：“群众喉舌和党的喉舌是一致的。”既然一致，何必更改？

林彪的“真话”“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历史上的事情且不去说，建国后一段时间内也是谎言多多。最为人熟知的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刊载的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6900多斤的神话。为了证明这种“真实”，《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15日还刊出一幅新闻照片，画面是4个小孩站在茂密的稻穗上欢呼。此事已成为报业史上经常被列举的新闻谎言之最。再如“文革”，明明是浩劫，当时就是不承认，还拼命说瞎话，都已经民不聊生，面临崩溃，还说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甚至还编了一首曲子，歌词仅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曲调像争吵，旋律像号叫，“就是好，就是好！”翻来覆去，不厌其烦。

即便平常岁月，为了宣传，媒体也像是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报道中“多报好事，不报坏事，无所事事，保证没事”，通讯里“成绩讲够，经验讲透，好事尽凑，高帽尽扣”，以致“新闻八股”充斥媒体：“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抢救没有不及时的。美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前总统没有不是老朋友的……”这些八股有多少真实性？

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之后，在其居处查出林手写的一句话：“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当时像发现什么重大机密一样揭出示众，当作林彪个人的“处世格言”加以批判。其实这是林彪从政经验的总结，是他的一大法宝。

如果事事说谎，反倒没什么欺骗性。大事、重要的事往往说谎，小事、次要的事则可披露一些真情，甚至是不好的事情也可适当披露。从整体上说，某些媒体的这种“部分的真实”比全部谎言更具欺骗性。

媒体如果说谎，人们面对媒体时也会以谎言相对。媒体制造谎言，也同时制造说谎者。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只要记者问的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正在大力宣传的问题，几乎所有被访者在回答时都是“标准答案”，都好像是刚从党校毕业出来的，不但观点一致，连所用词语也大致相同。当然也有说真话的，但难有播出机会。

能把这么多人的头脑和嘴巴管理得如此规规矩矩、整齐划一，除了强制性的舆论导向、老百姓的从众心理等原因外，最主要还是因为恐惧。某市召开人大会议，市委书记事先要求人大代表在开会时都说真话。为保证这一点，他甚至建议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他说：“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真话了。”为什么不敢？也是因为恐惧，只得说假话。连人大代表都如此，何况平头百姓？所以“天下相率为伪”。

正因为“天下相率为伪”，每个说谎者都会毫不脸红，毫不愧疚。说谎者在说谎之前还常常特别郑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很负责地说。”毛泽东在批判胡风时曾说：“他们不但要欺骗别人，他们也还需要欺骗他们自己。”这句话转赠给如今的一些官员非常合适。

“谎言重复一千次便成了真理”。其实何须千次，谎言仅须一次的坚定，也会成为“真理”。因为谎言说的都是“官话”，这种“权力话语”体现了官方的主流意志，足以炫耀自己语言上的政治时髦，久而久之，说谎也就会从一种大众的社会风尚逐渐变成一种集体的行为准则。一旦“谎言成为准则”，就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当大多数人都不以说谎为耻，不为之脸红，以至说谎成为本性、欺骗成为准则，那么一个毫无诚信的谎言社会也就此形成。这就太可怕了。到了这种地步，不论再怎么悠久、再怎么辉煌的民族，也有危险。这是真正的民族悲剧。

封锁与屏蔽的后果是什么

制造谎言和拒绝批评的结果之一，便是对能够招惹批评的信息进行封锁。封锁的信息主要是两类。

第一类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灾难信息。

事故和灾害发生之后，某些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紧急措施，就是立即封锁消息。如果实在难以隐瞒，便尽量缩小对损失的报道。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灾难过后，都迫不及待地召开庆功大会，把丧事当喜事办：一是表彰英雄模范，二是感谢各级领导，三是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于是锣鼓喧天，皆大欢喜，至于教训、责任以及日后的防范就变得不重要了。到了下次再有同样的事故和灾难发生时，中国人民仍然是不可战胜的。可悲的是，悲痛并未因此化为力量，而是化为麻木；牺牲也并未因此成为教训，而是成为庆祝。

须知，你可以一时欺骗部分人，也可以一直欺骗一个人，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欺骗所有的人。毛泽东这句话说得对：“隐瞒是不能持久的。”

第二类是敏感的社会信息和“负面”的批评。

为了封锁消息，以致有的地方宣传部门有时成了“不宣传部”。某市市委宣传部曾在一天内下达十二道金牌，急急如律令，这个不能登，那个不能报，使得媒体高度紧张，生怕触犯禁令。从球迷骚乱到明星发型，从学生自杀到民房拆迁，从银行被抢到交通事故，从酒店失火到烤鸭店被告，等等，皆禁止报道。有的禁令还具体到人，比如不要炒作影星某某某的案件，不要报道学者某某某的活动和观点……确实盯得紧、管得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