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自由主义理论虽然是一种宏大的理论，是一种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是一种综合的意识形态，其博大精深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就像马列主义一样是一种综合的意识形态。但是，自由主义理论相比马列主义有一个欠缺的地方，这个欠缺的地方就是实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方法问题，方法论的问题。当然，不是说自由主义理论完全没有方法论，而是说自由主义理论相比马列主义缺少了一些方法论。
马列主义既为人们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社会远景，也为人们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社会近景，同时提出了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方式方法，使用这些方式方法，马列主义者曾经获得过辉煌的胜利。自由主义理论主要是关于“民主”的理论，通过自由主义我们的眼界中里确会得到一个“民主”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但是这个“民主”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很少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建立它，也很少告诉我们它有什么远景。我们很多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证明“自由”和“民主”，怎么达到“自由”和“民主”，反倒成了弱项。
当然，民主化的理论也是形形色色，但是那些民主化的理论被反复琢磨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并不能复制，也不能移植。看到俄罗斯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叶利钦；看到波兰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瓦文萨；看到台湾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找不到蒋经国；看到不丹这个弹丸小国也民主了，我们想学，但是我们很后悔自己的国家没有开明的君王。怎么办呢？于是，更多的自由主义者陷入了空谈，并满足于空谈，他们时常发明一些新的词汇图谋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高明。在专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空谈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因为总是有人在听。中国太大了，中国人也太多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总有显示自己高明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他们总是享受不到“自由”。
以宪法约束政治，用政治建设法治，以法治寻求公正，为公正捍卫民主，以民主保障权利，由权利抵达自由，这就是从宪政到自由之间的脉络，这样的脉络就是公民社会的脉络。也就是说，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总和，就是公民社会。这个理念看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很多国人对“主义”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我们如何才能享受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外行人”会问我们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你们讲这是一个“脉络”，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一条路径，如果是路径，那么，人们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得到最初的宪政的呢？
《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应者云集。相对整个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说，《宪章》没有什么超越性的概念，但是《宪章》的发布，说明中国的反对者在精神上的成熟，说明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已经成了反对者的精神共识。《宪章》虽然缺少一个有效的组织载体，但它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资源和组织资源，这就是《宪章》重要意义之一。可是不仅如此，这还不是宪章的最重要的意义。《零八宪章》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在中国维权运动走向成熟的重要历史阶段发布的，它为中国维权运动展示了自己的方向。《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主要都是中国维权运动的中坚力量。《零八宪章》不仅仅是一份知识分子的宣言书，也不仅仅是民间人士向当局表明的态度，而是中国维权运动自我展示与自我整合的一种方式。《零八宪章》主要是中国维权运动写给自己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一点，可能是批评《零八宪章》的人所没有感悟到。
那么，《零八宪章》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零八宪章》应该往维权运动中去，应该往签署者的身体力行中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而是实现自己公民社会理想的有效方法。《零八宪章》发源于中国的维权运动，也应该深入到维权运动中去，否则它将一无是处。
中国几千年的皇朝都在更替轮回，至今不变，但是具体到每一个皇朝更替轮回的方式，人们会发现，交替之际颠覆方式都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每一个皇朝的更替都不会完全重复上一个王朝的轨迹。皇朝虽会覆灭，但前朝的教训依然是最重要的教训，每一个当朝的统治者都会对前朝的教训有所警觉。现在的中国是共产党执掌政权，它会吸取国民党在大陆败亡的教训，这就可以肯定地说，不到万不得已，共产党不会给反对派办报纸的机会；不会给反对派建立民主党派的机会；因为他们是靠卢布起家的，所以也轻易不会给你一个接受外援的轻松机会。
中国社会的转型时必然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也必然是中国未来的方向，这个世界没有别的选项供我们选择。但是中国的民主转型不可能有什么可靠的参照系统，学俄罗斯，我们没有苏联的联盟制度，不可能造就一个苏联内部的俄罗斯总统；学波兰，我们没有波兰工人的自由传统，也没有完全独立的天主教会；学台湾，我们没有蒋介石留给社会的县域自治，也没有像蒋经国那样对反对派比较仁慈的统治者。那么，我们中国怎么办呢？中国只能走维权运动的道路，因为维权运动在事实上已经成了中国的民主运动。
中国的文人不乏强国富民的愿望，也不乏建立民主中国的愿望，更不乏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精神，但是他们在长期的专制社会里生活，无形中就有一个最大的弱项，他们最大的社会理想就是做“帝王师”，喜欢谏言献策，喜欢受到重用。中国的文人最需要反省的就是怎样去学习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怎么去做一个合格的公民。现在的中国就需要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需要他们独立地表达意见，需要他们积极地参与维权运动。零八宪章从文字上说是从知识分子脑中出来的，但零八宪章也应该从知识分子手中出来。
维权运动从一个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损失上启动，逐渐走到全面的社会问题上，其范围几乎扩大到所有的公民权利方面，例如，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结社权、意见表达权、环境权、知情权、选举权和投票权等等。公民维权的范围越来越大，道路越走越宽，而公民对维权运动的参与也越来越主动和积极。维权运动即将形成一个社会体系，那么它就需要《零八宪章》的指引，也需要《零八宪章》签署者的积极参与，以使维权运动改造中国。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应该满足于坐在书房里研究这个社会应该怎么样，而应该为心中的那个理想的社会去努力。具体到中国的问题，就是要积极参加维权运动。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些文化人，自以为牌子很大，但是只喜欢说，不喜欢做，或者是不敢做，或者是不屑做。假如说突然发生了一起损害公民权利的公共事件，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大家坐在一起谈起来，都很愤慨，但是需要起草一个公共声明来表达态度的时候，都是推三阻四，谁也不起草，——别人起草好了，他又意见一大堆，——好吧，公共文件就应该按大家的意见修改，但当你按照他的意见修改后，他还是不签名。这个简单的事例，就说明有好多中国的文化人是什么样子的。
维权运动形成体系，并且按照《零八宪章》的既定路线行进，这才是改变中国的新路。一方面，如果不和维权运动走在一起，那我们永远在一个自我封闭的象牙塔里意淫。有一些民主派的先驱人物就是这样，他们长期生活在狭小的民主圈子里，只看到压迫和敌视，看不到社会变革的希望与契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通过维权运动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壮大自己的力量，那么即便你成立100个地下政党又有什么用处？
中国的事情，还是要落地在中国来办，中国民主的事情还是需要中国人来办。中国的民主不仅是一个脑力活，而且是一个体力活。如果我们自己不干活，那么指望什么美国总统来了见一面，或者出国去参加几个讨论会，是没有出路的。
2009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