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一篇奇文，乃是余秋雨大师为南京的钟山风景区所写之碑文，半文半白的文字实在是有点倒人胃口。由于今人并没有古人那种从小的文字、语感训练，除非是后来自己有兴趣在这方面有所追求，作这种文字不是用典有误，就是文白相杂，如一口饭里混着无数沙子一般。比如说余秋雨大师这篇文字有一段说到南京光荣的历史，“步步皆是六朝熏风，南唐遗韵；隐隐可见大明王气，伟人身影”，六朝皆是短命或者偏安的王朝不说，明朝虽然算是长寿，还因为叔夺侄位而迁都北京。这倒是应了一句俗语：哪壶不开提哪壶。至于说自己的文字是“方落数语，已烟霞满纸，心旷神怡”，经过“致仕”那件事（编者按：致仕即古代官员辞职之意，余大师以为是“走上仕途”之意）之后，这种不明语境的词藻都算是小菜一碟了。
写一篇文字来为号称现代大师者挑错实在是无聊且没有必要的事，只是由此而想到，古代确实有各类碑刻摩岩之类为山川增色、为楼台添彩的习惯，只是似乎与现代的这种文字颇为不同。古人每于名川大山之上或竖立碑文、或雕刻文字，大多借山川与建筑抒发自己的感怀之情。上学的时候所学古文中有《岳阳楼记》一篇，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作者是范仲淹，相信很多人还能背诵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根据考证，请范仲淹写此《岳阳楼记》者滕子京，其实在任上只有区区一年，并未能做出多大的事功出来，范仲淹写此文时，也并未到过岳阳楼头。古代文人雅客诵景歌名，未必是要亲眼见到，而是要通过一篇文字传达出自己的理想，所以才会有这两句传诵千古的名句。其中骈四俪六之处甚多，有化用前人成句，有自出机绪的创造，读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并不给人阿谀奉承某地善政与官员之感。倒是觉得至于岳阳楼头，观风雨阴晴变化而体人世变化沧桑，伤心人别有怀抱。
命题作文固然如此，自由发挥就更是感怀颇深了。《黄鹤楼》亦是名诗之一，后来李白未敢再写黄鹤楼，而是做《凤凰台》一首，比之《黄鹤楼》更为寄托遥深：“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即使在太平盛世的时光中逍遥为官的欧阳修做《醉翁亭记》之时，也并未说其政绩如何、功劳几许，白描的手法后，结尾亦有隐隐之忧伤。
由此可以看出，稍有骨气的文人墨客，在山川名胜面前都有所敬畏，更多的是想起更为深远宏大的东西，抒发家国历史之感慨，这也是文人的风骨之一。所学诗书文字何所用之？必然是经世济物而已。
当然，什么时代也有那种没有骨气的文人。正如历代皇帝的坟前都是有所谓“神功圣德碑”的，那上面的文字一般极尽阿谀之能事，恨不得把天下所有词藻都用上，以此来证明该皇帝功德盖世、尧舜禹汤。这些文字也是出于文人之手，只是这些人在历史上估计是很难留下名字的，而那些“神功圣德碑”往往也被时光所磨洗净尽，比之铁未消的折戟沉沙都不如了。武则天在这方面倒是超出很多男皇帝，在自己墓前立了一座无字之碑，有了让后人琢磨不尽的余意。
如果说皇帝的旨意还是不可违抗的话，金钱之力而有“谀墓”的文字就更是等而下之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就有此名，据说他是只要给足了钱的话，什么好话都能用在碑文之上。韩愈在朝堂上多少算是骨鲠之臣，却人格分裂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奇事一桩了。
后世以来，本来用于谀墓的文风也渐渐侵入本来应该展现风骨的文字当中。近世有无数新古董、新景区问世，总是要找一帮文人来作些文字颂扬一番。于此，谀墓之文与山水名胜合流，动不动就能看见近人或者今人那种不着四六的文字掩映在山间。如果只是空泛评价风景也就罢了，还有一些人一改前辈感时伤怀的措辞，直接就开始以山水秀色作为颂圣的依据，山水何辜？
顺便说一句，余秋雨大师在文中提到“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在拆迁之事如此惨烈的当口，读这种文字还真是一种对于良心的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