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了吧，多少人心里默默地叫：“冯正虎，你妈喊你回家吃饭”——这是每一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也是每一个人直到失去才知道珍爱的情景。外面的世界再精彩、再无奈、再险恶莫测、再壮丽辉煌，拼累了，回家，回到有母亲、有热粥热饭、有熟悉的罗嗦叨念的平朴厚实小窝。
就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世界人权宣言》毫无所知，只要是个人，也知道日子本该这么过——包括自己的祖国母亲。拥护同一部宪法的纳税人流落在外，生病受伤、遭到欺负、有了难处，祖国就在身后。然而，一个多月了，百喊而不回的冯正虎竟然还睡在机场长凳上。坚守自己基本权利而落得如此境地，每每搜找他的新闻，只觉得揪心地痛，只落得满眶眼泪。
之所以如此彻心，除了对冯正虎的钦佩、对上海被强拆小民的同情，还有一个私下的原因：17年前，也是在冯正虎眼下这个年纪，我本人有过几乎一模一样趑趄于祖国大门口的遭遇——之所以没有在香港启德机场打地铺，只为香港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只为媒体贡献版面搭救，而最后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爱国人士”、《镜报》老总徐四民给当时的中国总理写了一封信。结果是：总理将此“差错”派给了中国民航，我终于得以回京、坐到桌边、捧起自家熟悉的碗筷。
那是1992年6月，“六四”三周年前夕。
当时之所以人在境外，是因为获得了一项美国的研究基金，此基金在5月下旬到期。转途欧洲办事、访友之后，就该回家了。我按照旅程在法兰克福登机，乘坐泰航经香港转中国民航回北京——那时已是六月初。飞机降落香港。我走到设在启德机场的中国民航窗口，交上机票护照。
“我们得到命令，你不能登机。”看了护照，又到里边嘀咕了一阵的中国民航香港代理如是说。
“哪里的命令？旅行证件有问题么？”
“没有问题。北京的命令。”
“证件没有问题而不许登机，这算什么规矩？现在还没到1997吧？”
训练有素的香港公司员工不出一言。
“那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
“原航线发回法兰克福。”
“你以为我是一只箱子么？我没有德国签证。”
“再从法兰克福发回美国。”
“美国签证也没有——我原先的签证到期了。”
他看了一眼我的护照：“我们试试和美国驻港领事馆联络。请等一等。”言毕拿著护照转身走了。
我站在出入境大厅，望著从我身边走过的旅客流。一个个面露疲倦，又无不呈现著即将归巢的渴望。我觉得无比孤单——站在家门口而不得入，反倒一站站给发回去，从此流落他乡？
不，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奔向电话亭，乱翻台子上的大黄电话本。记得拨打了几家曾经投稿、恍惚有联系的媒体，接著做了一件尚可以媲美今日冯正虎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我找到电话号码，拨打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因为是星期天，没能和官员直接对话），在应答机上留下切嘱：
“我是在香港过境转机的中国公民。我的名字是d-a-i/q-i-n-g。请千万不要给我签证。问题出在中国当局。只有由它自己解决，我的祖国才会吸取教训一点点进步。”
几通电话很快发生作用。媒体朋友买了短程票进入转机大厅，给我送来了食物饮水外加睡袋。接著，在我懵然不知怎么办、也根本没有申请的情形下，当时的港督彭定康主动给了我七天居留许可——由六名阿Sir押解入香港之后，“让她回家”之呼号连续几天盖满香港大小报刊。就连走在街上，都有陌生人拉住操著怪腔国语嘘寒问暖连带鼓励打气。正做著中国政协常委的文化人，《镜报》老总徐四民先生就在这当口站了出来。他直接致信总理李鹏：这名流落香港的记者他并不认识，仅仅读过她的作品而已。一名持有合法证件的公民，怎么就不能回家呢？
七天期限到。具有参政资格的政协常委接到了共和国总理的回信：事情源于中国民航的操作失误。让她登机回北京吧。大家皆大欢喜——只要勇于纠错，哪怕纠的是芝麻大小的一个错，哪怕遮遮掩掩地纠，哪怕北京警察再度警笛、步话机地瞎忙活，从善如流啊——总比冷面冷心违拗民意到底要好。高倡执政为民的共产党，时至今日，怎么就不能给今日百姓（而非屁民）一个机会，像您们可敬前辈当初一样欢呼一声“庶民的胜利”！
后来事情的发展，这个小小的“招人厌”建言，对徐委员的“政治地位”没有丝毫影响。“敢言人之所欲言，敢言人之所不敢言”的“徐大炮”，已于两年前以93岁高龄归道山。虽然曾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就三峡工程发过“火力很猛”的讲话，在他91岁的时候，依旧获得江泽民亲颁“纪念金章”——“以弘扬正气之笔，写爱国爱港之情”。
而今大富大贵者者塞满或人大、或政协、或记协律协作协美协等堂皇殿堂，包括最近再度金贵起来的“国务院参事”。既然前面已有徐四民有胆、有识、有真爱，放胆爱国爱真理也并未开罪中共之榜样，诸位大富大贵当中的谁就不能帮帮中国，帮帮执政的中共，给温家宝或者俞正声写封信，告诉他们冯家老母亲正盼著儿子回家吃饭——不信过了十七年，当局接纳善言还不如当初；不信而今“以强拆为动力创建和谐社会”的上海伟业，会因为多了一个敬业律师而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