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一、民间政治和民间政治的发展

前些日子，有一位保钓的朋友问我：“我们只是保卫钓鱼岛，捍卫国家的主权，政府却无时无刻不在防范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限制我们，难以理解”。近些日子，有一位朋友问我：“缅甸果敢地区的华人遭受了一些委屈，国内有人组织志愿者进行跨国声援，遭到当局的严厉压制，有点搞不明白共产党了”。我对这两位朋友说：第一，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一切，所谓的政治只能是共产党主导的政治，其他的独立政治都不被允许，你搞一个拥护共产党的独立组织都是非法的。第二，国人在判刑之后都有一个庄严宣判：“剥夺政治权利多少年”，其实，未经宣判的国人又何曾有什么政治权利？第三，你以为你所从事的政治是对中共有利的，但是中共还是不许你从事政治，因为任何政治都可以放大。今天你保钓可以游行示威，明天你反腐败反独裁也要游行示威怎么处理？所以大陆人民连上街反台独的权利都没有，所以中共难以容许民间有独立的和集体的政治机会。
   
邓式改革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发展的时代，这个不容置疑，但是这期间，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大的发展都有民间政治在背后撬动，这同样不可置疑。中国社会是一个由中共专政的权力社会，表面上来说，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进步似乎都应该归功于中共，但事实不是这样。权力可以改变社会，但权力背后反对权力的力量也是改变中国的力量，它就是民间力量。回顾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并不是如中共标榜的那样，是在一个总设计师的规划下按部就班进行的，而是根据保持中共权力的需要而盲目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根本没有什么“总设计师”和“总的设计”。

中共的改革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政权的连续性而不得不为，另一方面是在民间社会的压力下而不得不为。小岗村的农民私下里按了红手印要分地经营，农民已经发出了血与火的呼喊，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能不搞点农村改革？各地抗税运动和反摊派运动风起云涌，而收取农业税的财政开支已超过农业税总额，农业税再收下去就将影响当权者统治的合法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能不放弃农业税的征收？邓式改革在城市也延续了同样的盲目逻辑，当权者越改革就发现难以控制的领域越多，难以继续寻租的领域也越多，那么就在民间权利诉求的压力下不得不将一部分领域归还给社会，也叫“简政放权”和“抓大放小”。 当权力不能继续寻租就不得不放弃权力，在民间政治的压力下被迫把部分权利逐渐还给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才是“邓氏改革”启动至今的真正内涵。

在邓式改革的三十年历程中，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邓式改革是建立在党权高于一切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不是在平等公民权利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导致一个后果，为中国社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民间政治必然要遭受残酷打压。民主墙们被关在监狱里了，八九的青年倒在血泊里了，维权运动中的中坚力量也是抓了不少，《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也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获得了有限的自由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独立于中共的一切权利诉求都叫做民间政治。毛去世之前，国人连基本的自由都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民间政治。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都在毛一人的统筹之中，一旦偏离了毛的政治指挥棒则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也不能在成长的意义上说是一种民间政治。邓式改革开辟之后，中共对人民的政治捆绑逐渐松动，人们相对来说有了一定的自由，随之而来的是民间政治在逐渐发育和成长。民主墙前后是一个标志性时代，八九前后是一个标志性时代，进入维权运动之后进入了一个时代，宪*章发布后则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一代又一代的反对者以自己感觉可行的方式加盟到民间政治的行列中，虽然有牺牲，但民间力量已经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民间政治也相对活跃了很多。《零八宪章》发布一年来，先后有上万人签名，人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个事件本身就标志着民间政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民间政治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邓式改革已经支付不起改革的成本，改革已经死了。三十年前很多人怀着美好的希望憧憬改革的未来，三十年后人们发现官场腐败、社会不公、道德沦丧和法治不修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而平等公民权利的愿望依然如镜中月和水中花。因为平等公民权利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僵局：目前的体制显然是一个不断制造问题和积累矛盾的体制，但党国坚决不能去揭开体制变革的盖子，社会各种力量围绕着体制在较力。高压锅里的温度在逐渐升高，高压锅打开是迟早的，只是打开的方式等待确定。中国不可能就这样下去，总要变的，人们需要观察的是时间问题。

中国社会的民间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民间政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活跃，这都有赖于三十年来民间社会的自我积累，——在抗争中实现的自我积累，在牺牲中实现的自我积累，但是民间社会此前的发展只是一个存量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变量的过程。民间力量和民间政治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中国实现突变的程度。中国民间社会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为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么以后就应该有一个更大的贡献，必须把存量升华为一种变量。这就必须解决民间社会的思想问题和组织问题，只有思想问题和组织问题解决了，中国的民间力量和民间政治才能进一步激活。

关于思想的问题。中国民间社会只有加强意识形态化色彩，在高度政治化之后，才能冲击当局者对意识形态的淡漠态度，从而促进当局者的分化，从而为民间社会的进一步成长开辟道路。如果中共当局不从意识形态分化，而是保持目前在利益上铁板一块的状态，民间力量和民间政治的生存空间就很难打开。民间社会经历了启蒙、反对和参与的苦痛之后，形成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就是《零八宪章》。《宪章》的发布，说明中国的反对者在精神上的成熟，说明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已经成了反对者的精神共识。《零八宪章》牺牲了一个人，使刘晓波先生锒铛入狱，但中国的民间社会也因此以很低的代价实现了精神上的飞跃。《零八宪章》的出现，说明中国民间社会的思想问题已经开始在解决。

关于组织的问题，《宪章》虽然缺少一个有效的组织载体，但它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组织资源，刘晓波一个人受难，而那些和刘晓波怀有一样理想的一万多人没有被牺牲，说明这一万多人已经成了一支不能随意被牺牲的力量，这就是《宪章》重要意义之一。一万多人的存量在发酵，那么变量也随时可能出现，也就是说，中国民间社会的组织化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基础和契机。但是，中国民间社会的组织化问题还应该着重注意下列问题：

第一，在中国文化传统和宫廷政治的浸淫下，每一个中国人都生就一副勾心斗角之相，可谓“天生就是政治家”。在中国民间这样“天生的政治家”也并不少见，但民间政治在此前并未被高度激活，这说明：没有共识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有了共识并不意味着统一的行动。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几十年来民间的政治人物在很多情况下是原地踏步，他们做具体的事情少了一些，以为政治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跑来跑去到处联络就可以完成。但现实中的中国民间政治不是这个样子的，它需要一个从网络化到结构化的过程，也需要一个结构化到系统化的过程。跑来跑去到处联络，这是网络化的一个过程，几十年在重复，这只是中国民间社会整合的第一步。但是这不够，中国民间社会需要完成结构化的改造，使中国的民间人物在民主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给自己定位，这是中国民间社会整合的第二步。但是这也不够，每一个民间人物在为自己定位以后，还应该建立自己的动员系统，或者加入别人的动员系统，这是中国民间政治的第三步。说白了，就是一个带队与跟队的问题。

第二，话题还得延续上面的接着说。中国民间政治经历几十年的曲折成长，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并不缺少，缺少的只是带队和跟队的人。那么我们就要认识到，民间政治也是政治，它逃离不了政治的普遍规律，其中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权利和利益的内部分配机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说明中国的民间政治依然缺少政治智慧和政治勇力。政治，从技术上说永远是一种拉帮结派的本领。如果要搞政治就要善于拉帮结派，但是拉帮结派不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到处去交朋友的问题。民间政治领袖必须能够解决民间政治中权利和利益的分配问题。我要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没有人跟着我是不行的，但是我要想叫人家踏实跟着我，就要给人家一个相对明确的利益和权利的定位，使人家也能够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这就是民间政治，中国的民间社会需要很多明白这些道理的民间政治家。如果不能明白这些道理，中国变革的希望再过很多年恐怕还是那些理想人士的美好理想。

第三，争雄之心，民间政治也是政治，只要是政治就意味着权利和权力的争夺与分配。专制制度下的政治是一种靠暴力和谎言形成的无序的政治和危险的政治，我们所要追求的政治是一种有序的和安全的政治，就是公民社会的政治。中国的民间政治需要一些有雄心的人来启动，用自己最善良的心去启动，然后建立一种善良的政治规则，就叫宪政。需要用政治的尖锐去刺痛这个社会麻木的神经，中国的专制本色才有可能改变。说穿了，中国民间社会如果出现一百个站出来要做未来总统的人，那么中国社会就不可能不改变。我只能对这些人说：历史不会辜负那些创造历史的人。他们自己也应该公开宣称：我不写历史，我叫写历史的人专心写我。

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只能用权力来解读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为权力服务，这是权力社会，为权利服务，这是公民社会，权力和权利，一字之差竟然成天壤之别。今后，人类必须为自己开辟一个新的历史，将是公民社会的历史，它是可以用权利来解读的历史。对中国人民来说，亿万人民的命运不能只等待中南海“算盘”的独响，我们遭受的够多了，必须改变。

2009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