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下乡

（参与网2010年1月7日讯）：法国朋友告，颁奖仪式后，他们会放映我的纪录片。我不知道今天这里将会放映的是我的哪一部作品，从2004年开始，我与独立制片人胡杰合作，完成了十多部有关中国当代社会、妇女以及维权运动的纪录片。当我酝酿这篇文字之前，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那是2005年，我在为纪录片《天堂花园》寻找影片的配乐，我看到古筝音乐家杨典先生的一篇论文《血琴鉴》，深受启发。他说的是，古中华帝国历代最伟大的琴人大多是反抗暴力、呕心沥血、以身殉道之辈，古琴的灵魂是那英勇无畏的音乐家践行自由的心性。

在《天堂花园》中，一位母亲苦苦寻找女儿被强奸致死的真相，面对遗体被破坏乃至心脏标本被毁灭的处境，她忍受着超人的痛苦，自己配制了福尔马林药水来保存遗体……影片结束时，嫌疑人被判无罪但要做出五万九千三百九十九点五零元的赔偿，一个矛盾的判决!

这是当年和改变中国法律的孙志刚案一样影响巨大的黄静遇害案，这一次，受害人是一位女性，非常多的女性主义者参与了呼吁和推动。但是，到今天，你问问中国的大学生，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一场英勇地失败了的运动。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追求社会公正的民间行动，还远远不能进入合法的知识系统；还有一个原因是，更多、更恶劣地侵害妇女权益的事件，比这个案件更大规模地发生着，以至于人们几乎难以持续地关注某一个案件。

推动我走上拍摄纪录片道路的，就是这个妇女遭受暴力案。我惟一的想法是：让我们彼此看见。我们要看见，如花的生命怎样遭受凌辱，又如何因对妇女暴力的漠视以及司法不公，死无葬身之地。我在那里，用了古琴曲“胡笳十八拍”来衬托一位母亲与儿女生离死别的哀恸，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由这悲痛所激发出来对社会公正的争取，是这部纪录片的灵魂。这是血与琴、记录与艺术不可分割的关系。

2005年9月，我拍摄了有关广东村民选举的作品《太石村》，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的命运，因此逐步改变。我被限制出境、再后来，也被限制出现在课堂。甚至，中国最著名的几个大学不允许我去做讲座；有些独立纪录片影展，也禁止放映我的作品。但我对这一切已经无所怨言，因为在中国，有很多独立作家和纪录片工作者，早就在承受这样的命运。与之相比，我实在是太幸运了，因为在成为纪录片工作者之前，我有过二十多年大学任教的经历，我得到过很多交流的机会以及学术研究的训练，这准备了我的能量去开辟纪录片的领域。

我还应该说，我特别感谢成为纪录片工作者的命运，它使我学会了观看、体会和理解：在我们这个艰难的社会，妇女们承受了何等的痛苦。在《中原纪事》里，河南艾滋村的女性，当年因为所谓的“血浆经济”的兴起而卷入有偿献血，随后感染艾滋病；在《关爱之家》中，女性因为在医院生孩子被输入污染了的血液，从而母子双双感染；在《我们的娃娃》这部片子里，父母们为孩子葬身豆腐渣校舍而痛不欲生……我个人完全没有能力承受这一切，这使得我在编辑线前一次次泪流满面。

但在记录与剪辑的过程中，我还看见了更多的、让我鼓舞和激动不已的东西：那澎湃的、要求权利的激情和行动。用一句中国俗语来说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我在很多极端的处境中，看到了妇女空前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无论这些女性是像高耀洁教授那样的知识女性，还是像《公民调查》中的普通志愿者，或者，是在《我们的娃娃》片尾拿起了摄像机的川震遇难儿童母亲。

在我眼里，争取权利，就是今天中国人灵魂的形象，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所在。它必须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血脉。

电影是在法国发明的，一百多年之前。我想，如果当年西蒙•波伏娃有摄像机，妇女解放的历史很可能会被改写。因为，我们会更早地看到彼此，从而互相激励。今天，技术的普及带给我们可能，让我们在这里相遇。我衷心感谢今天放映的组织者，感谢所有观众，感谢你们通过我的纪录片分享有关中国女性从痛苦中站起来，奋起争取权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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