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们见证了赵紫阳拒绝镇压学生的事实。去年《改革历程》面世，又使我们听到了这位总书记内心的声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不镇压”是赵紫阳做总书记的原则──对学生不镇压，对一切公民不镇压，对知识分子，对农民，对工人，对资本家，对行使法定权利的同胞，不论上访还是请愿，游行还是示威，批评领导还是表达政见，一律不可镇压，不得镇压。
赵紫阳口袋里没有“敌我矛盾”这种武器。尽管军委主席判他犯了“分裂党”罪和“支持动乱”罪，但是，作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没有给任何人戴过“敌我矛盾”的帽子。──这是我自愿提供并且乐意接受检验的证言。
决定敌我，是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本人，就是靠在划分敌我界限和发动敌我斗争中崛起的。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继续有计划地长期地大量地制造各种敌对分子，全面动用国家力量，加以镇压，或管制，或关押，或斗争，或杀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是共产党执政权力的核心。有人以为，专政是用来对付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暴徒的。其实不是。所谓敌对分子，几乎都是些手无寸铁的人，如王实味，如胡风，储安平，林昭，如刘晓波，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文弱书生，同年老的马列主义者刘少奇一样，一旦被党的领导定为敌人，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中国的冤假错案，无一不是共产党对“敌人”或“敌对思想”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牺牲品。
但赵紫阳并不认为自己这个公民当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就有权给别的公民戴上“人民公敌”的帽子。大概是一九八七年，湖南驻军打死了一个学生，公安部、检察院、法院向政治局常委请示如何审判。赵紫阳说，你们自己去依法办案，常委不办案。大概也是一九八七年，对电影《芙蓉镇》有争议，有位中央书记向总书记请示：这个电影怎么样？总书记的回答是，我们不审查电影。是啊，有罪无罪，应该由司法机关依法审判，电影好坏，应该由观众各抒己见，都不应该在党的权力范围之内。八十年代初，河南兰考县的农民向他诉苦，我们这里沙土地，种花生有多好，可领导非让种粮食不可。赵后来谈起这件事，就感慨系之，说，瞎指挥实在要不得，必须维护农民的自主权。种花生还是种粮食，尚且不在党的权限之内；公民的生死存亡，怎么能归共产党的领导决定？
产自前苏联的“天赋党权”
现代文明社会，有“天赋人权”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有判定合法和非法的程式。但在中国社会里，却存在着“天赋党权”的事实。是“敌”是“我”，由党的领导说了算。一个县委书记，乃至乡镇党委书记，尚且有权滥用警力，对付老百姓。至於所谓“依法治国”，无非是在党的书记做出实质性决定以后，叫司法机关去美容一下，“办个手续”。所以，在指出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内异数的同时，不能忘记，中国天赋党权的制度，在地球村里，又是异数。
天赋党权的原产地不是中国，而是前苏联。毛泽东所引以为荣的“无法无天”，不是继承了秦始皇，而是继承了列宁、斯大林，和中国土产无关.这件事说来话长，如果需要，我可以另写一文。其实，尽管有两千年皇权的传统，经过辛亥革命，连北洋军阀也懂得，如果下面的小弟兄向学生开了枪，他们自己就必须主动下野，主动下跪，乃至出家忏悔，以谢天下，请求人民饶恕。敢於像邓小平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硬着头皮顶住”的人，在北洋军阀中没有；敢於歌颂坦克和冲锋枪，讚美镇压的人，在北洋军阀门下的食客中好像也没有。其实，即使在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业已拍出“这是动乱”的板以后，在二十八日的常委会上，当列席会议的陈希同提议“把军队调到北京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胆敢表示赞成。当时赵紫阳尚在朝鲜，代理主持会议的李鹏也不敢附和。元老杨尚昆则正色告诫陈希同：这可不能举着玩儿的！杨已去世，李鹏和陈希同还在，他们自己应该记得清清楚楚。总而言之，共产党划分敌我，国防军镇压人民，都是可变的，不是什么中国特色的天经地义.
往事已成历史，未来有待创造。只要中国不再是地球村里的异数，赵紫阳也就不会再是共产党内的异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