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劳动合同法》，修订一些条文，对工人的保障更大了，但即使条文通过了，企业是否执行仍是问题；如果不执行，工会是否会据理力争保障工人利益，就更是一个问题。每年劳动节，都有不少关於工会地位讨论的文章，今年好像特别多。
内地工会功能不彰
劳动节的起源是百多年前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今名义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尽管有各种劳动法与工会法，要求保障工人利益，但对相当一部分产业工人来说，8小时工作还是奢望。珠三角地区民工工作时间是每周62小时，比法定劳动时间高出18小时，北京市的士司机日均工作14小时。今年首季，四川法院审理民工欠薪案件3500多宗，为2万人讨回6000多万元。上月广东报章揭发洋快餐店兼职时薪只有4元，工会认为是违反劳动法。
求稳定盖过护权益
一直以来，内地工会只协助选出劳动模范和提供就业技能训练，以及组织联谊活动，在保障工人利益方面乏善足陈。近年似有改进，去年迫使多家跨国企业成立工会，台资企业本来也在迫使之列，但中央又命令不能将台资赶到绿营，於是网开一面。但即使外资成立了工会，碍於地方政府要依靠外资纳税，工会也不可能跟资方对立。而在国有企业，老闆是国家，就更不能穷追猛打，工会干部由高级职员担任，根本不会为底层工人争福利，国家机关的工会多由组织部退下来的干部主持，是领导班子成员。於是，工会与资方傀儡渐成同义词。
其实，共产党依靠工运起家，搞工会维护工人利益当然不是外行，但到了1950年代，工会干部已经不能理直气壮，他们戴两副面孔做人：在党内，他们对官僚主义的种种规定说“不”，维护工人的合理要求，但他们又有责任说服员工服从大局。结果是，是非不分，里外不是人。如今，工会干部乾脆成为协助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成员，全国总工会主席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好像连角色矛盾都不存在了。今年人大会议上，委员长吴邦国要求在新一届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农民工代表要有适当比例，而其实农民工在打工所在省市根本没有选举权，先不论如何做到这要求，但这个提法本身是对工会角色的一种挑战。
党校报章重提争论
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本月刊登文章，重提1950年代关於工会任务的争论，回顾当时刘少奇、李立三与毛泽东的矛盾，刘、李一方认为，即使在国有企业，也有劳资矛盾，而毛则认为，这提法是否定党对工会的领导。自此，虽然劳资矛盾还存在，1956年，全国总工会直接处理罢工29宗、请愿57宗，其中到北京请愿的24宗，但工会地位的争论就此止息。而今这份有代表性的报纸重提争论，摆出两方的观点，是否意味什么，尚待观察。
中共最怕独立工会，但在新时期确实碰到新难题，连追讨欠薪都要总理温家宝在农村巡视时“偶然”遇到村妇才解决，而欠薪最多竟然是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业，究竟这个劳资关系的资方是否包括国家，不解决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工会干部再有改革意识也难以发挥作用，归根结柢，工会如何做到协助国家达到和谐社会的目标的角色，又回到是否应该有姓社姓资的争论，现在只能看这个争论在中共“十七大”是否会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