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什么是当前中美关系的真正障碍？
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大国，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当政者都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是现实中的中美关系，却波折起伏，冲突频仍，每每处于紧张与对峙状态。就连中国大陆的政治领导人每次访美，都会围绕访问规格，产生争执，而闹得不欢。
美国实际上对中国有诸多帮助。在抗日战争前期，前苏联曾因为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而停止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但美国不曾停止过。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又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为中国提供大量财力物力，还派出空军，直接参与中国抗战。而美国在太平洋击垮日本，更最终导致日军无条件投降。对此，中国共产党曾通过自己的《解放日报》多次表达过感谢之情，并宣扬说，要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但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后，却反而行之，“一边倒”地投向苏联怀抱，粗暴驱逐美国驻华使节。北朝鲜的金日成一手挑起朝鲜战争后，毛泽东又以志愿军的名义派出军队，与美军和联合国军直接交手。从此，中美为敌，长达近三十年。之后，双方关系虽有改善，却没有消除根本的对立。
美国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思想，推广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也必然引起全世界专制统治者的敌视，因为专制统治者总是不想把权力还给人民。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敌视，实际上是对美国制度的敌视，是为了防范美国的和平演变。中国大陆政权敌视美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国大陆，则是前苏联解体之后的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堡垒。中国大陆的统治者要求美国容忍其专制统治，要求美国承认它的核心利益，为此提出了许多观点。比如中共总称当今世界应该是多样性的、多元化的，要求别国尊重中国的“特色政权”和“特色发展”，但是，中共却绝不容忍我本国民众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各种独立的民间组织都受到极大压制，甚至有一些环保组织的负责人遭到迫害。
与此同时，中共政权与当今世界的其他专制政权为伍，向很多流氓政权提供资金、输送武器，直接威胁了世界和平，进而也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这些，自然引发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的警惕和防范。这也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长期围堵和限制中共政权的原因所在。德国民主转型后成为美国的朋友，日本民主转型后成为美国的朋友，以前的很多独裁国家在民主转型后都成为美国的朋友，中国在民主转型后也应该成为美国的朋友。
诚然，中国有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有美国的国家利益，即便在中国民主转型后，中美关系也会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摩擦，但是这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的发展。英国和美国经常因为双边关系吵得不可开交，甚至闹上国际法庭，但这不影响美英友好。中美关系的将来也一样。
如果中国大陆现政权继续与文明世界进行对抗，那么不仅中美关系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中日关系、中英关系、中法关系、中德关系等等，都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那么中国的发展就会受到国际关系的制约。该怨谁呢？只能怨专制制度。说到底，当前的一党专制的社会制度，才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可以断言，只要中国共产党依然实行一党专政，中美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而只会风波不断。
071、美国害怕“中国崛起”吗？
中国大陆的专制政权剥夺了国民的权利，违反了国际法，这通常就会遭到各国政治家的批评，美国总是批评得最多。为了摆脱尴尬和困境，中国大陆的专制政权故意将美国为中国民众打抱不平的言行，扭曲为“干涉中国内政”，甚至抹黑为“美国害怕中国崛起”。让一些人误以为，中美之间的对立，仅仅是“国家利益”之争。于是就有很多受到蒙蔽的青年人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拒绝民主制度。
把文明之争和制度之争偷换为国家利益之争，这是一种并不鲜见的偷梁换柱式的宣传洗脑手法。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分子，就曾经高唱同一种调子。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头目宣传说：美国不愿看见日本在西太平洋崛起，因而围堵日本。德国纳粹统治者则说：美英等国惧怕德国强大，如果不消灭美英等国，就是坐等被消灭。但事实上，当时美英等文明国家所担心的，与其说是德日等国的崛起和强大，不如说是它们赤裸裸的专制和侵略本性。历史已经证明，德日两国先后在欧洲和亚洲挑起世界大战，这是独裁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德国和其他一些法西斯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特别是德日两国，经民主转型后，和平崛起，分别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非但没有“害怕”，还热心扶持、慷慨援助，成为德日两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外因。德日两国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几代人孜孜以求的“强国梦”，并未经由战争手段而实现，反而经由民主改造而达成。
德日两国的教训和经验证明：以专制或战争，与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对立，是难以真正崛起的；以民主与和平，与文明世界和谐相处，才是崛起之道。冷战中，专制的苏联与民主的美国对垒，也以失败告终，应是同样的道理。历史反复证明，谁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谁就注定为世界潮流所淹没、所抛弃。一旦中国有机会转型为民主国度，中美两国势必成为共同守护普世价值的友邦，最强的技术与最多的人口，将实现最大程度的互补。那时，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必更快，更稳，更经久，美国的发展也将更有朝气。
072、如何比较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
在中美交往中，双方当权者都强调各自的“国家利益”。在部份中国人看来，中方强调“国家利益”，似乎理所当然；而美方强调“国家利益”，则证明美国关注他国民主与人权，纯属“虚伪”，而有其“目的”。
美国领导人毫不讳言“美国的利益”，那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领导人做任何事，都要基于民意，也要争取民意。通常，一般民众无需具备崇高的境界和觉悟，更不能苛求他们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历届美国领导人争取民意的基本招数，就是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突出与大众切身的“经济利益”，因而言必称“美国的利益”。
中国不是民主国家，领导人并非民选，他们口中的“国家利益”，往往不是中国民众的利益，而是当权者自身的利益。他们经常把“国家”与“政府”概念混为一谈，又把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就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他们说“国家机关”，就是“政府机关”；“国家干部”，就是“政府干部”；“国家安排”，就是“政府安排”；等等。
事实上，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其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越是一致；文明程度越低的国家，其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越是背道而驰。所以，所谓“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可怕，不仅体现美国民众的利益，与人类的方向也大抵一致；而所谓“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现阶段，它就是特权集团的既得利益，不仅与人类利益有诸多冲突，而且往往与中国民众的利益相背离。特权集团出于一党之私，拒绝民主化改革，纵容权钱交易，听任腐败横行，垄断经济资源，这不仅严重损害中国民众的根本利益，而且破坏了全球市场交易规则，自然会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全球经济发展。
当然，特权集团所谓的“国家利益”并非与普通的中国人毫无关系，事实上每当特权集团的“国家利益”争取到更多的时候，普通的国人有时候也能分得“一杯羹”，这正是“国家利益”诱人的一面，很多青年的迷乱正在于此。应该说，特权集团给普通国人争得每一份利益都是应该受到欢迎的。但是，必须搞明白，我们普通国人之所以能分得“一杯羹”，是因为人家愿意施舍而已，当人家不愿意施舍的时候，在风调雨顺的年代也会饿死几千万人。这些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再比如，中国大陆援助给北朝鲜的粮食很多，但金家王朝并不施舍给北朝鲜人民，北朝鲜人民几十年来就挣扎在饥饿中，死亡无数。
073、中国距文明世界有多远？
如何定义“文化”，这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但是中国文字之字义的奇妙往往能为人们打开心窍。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人类生活的文字化或者文明化，文字的意义越丰富就越有文化，文明的程度越高就越有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应该是人类生活之痕迹的总和。留在纸上的是文化，留在地上的也是文化。文化是人类整个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过程的符号表现，其核心内涵是价值和意义。文化的存在取决于人类创造、使用符号的能力，价值的判断是人们评判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与行为的标准。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举例言之：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工打磨，便注入了人的价值观念和劳动技能，从而进入“文化”范畴。因此，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凡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人的自然化”也是文化。由此可见，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人类文化的一角。
一个人有没有文化，要看他所受教育的程度，这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就可以看出来，一样的道理，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的文化程度有多高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看出来。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和代表人物等都是文化，它由这个群体的活动所辐射出来。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是人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她包含了各种信仰和思想，是人们对伦理、道德和秩序的认定与遵循，是人们生活生存的方式方法与准则。信仰和思想是文化的核心、灵魂，没有信仰思想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有一种或多种信仰和思想，生存的方式和方法。对文化的结构解剖，有两分说，即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有四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有六大子系统说，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
就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而言，中国大陆这几十年似乎得到了很大提高，这里面特权集团分得了多少，普通国人又分得了多少，自不必言，因为“人人心中有杆秤”。就单说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本身吧，以技术、管理和效益等综合指标而论，中国落后西方国家，至少五十年。这是一些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也许不足为全信，但值得国人深思。但是，文化领域，文明程度，精神面貌等方面，中国距离当今主流民主国家确实有一些差距。美国人说，一个人连红灯都敢闯，还有什么不敢干？中国人说，连红灯都不敢闯还能干什么？这两个问题有些极端，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美两国的差异。
中国人民为什么在文化领域，文明程度，精神面貌等方面精神领域与主流世界有所差距呢？就是因为实行专制制度。制度是文化的核心，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利益取舍，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在一个权力社会，权力中心的各种现象极易向周围的全社会复制，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搞独裁，很多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个“小毛泽东”；邓小平搞专制，每个中国人的心里也有个“小邓小平”。中国的政治中心如果太黑暗了，全中国都是黑暗的。仅就一般意义上的观念而言，中国的落后都十分明显，主要是领导人观念的落后，他们的言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对国人误导极大。美国总统布什在就职连任的演说中，誓言向全世界推广民主，认为：一个更加自由的外部世界，将使美国更安全。同一时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号召学习古巴、朝鲜，声称：古巴、朝鲜虽然经济困难，但政治上一贯正确。
2004年底，南亚发生海啸，28万人丧生。几天后即为新年，各国纷纷宣布元旦日为哀悼日，中共当局却在中南海举行盛大晚会，“张灯结彩，笑语欢声，鼓乐阵阵，丝管悠扬。”中共领导人的兴高采烈，与全世界的巨大悲痛形成鲜明对照。这让外界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何以严重滞后。
从唐山大地震，数十万民众丧生，到新世纪之交，天灾人祸频仍，如陕西矿难，大量工人死伤；江西火灾，数百小学生被烧死；非典蔓延，无数国人遭殃；贫困子弟因交不起学费，频频传出自杀悲剧；这么多灾难中国大陆政府之前都不曾宣布全国哀悼，甚至蓄意隐瞒真相。中国发生512大地震后，是其他国家首先为中国死难者举行全国哀悼，才迫使中国开了为普通人全国哀悼的先河。众所周知的毒奶粉事件殃及数千万国人健康，中共政府刻意隐瞒，并打压维权家长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一事件是新西兰领导人首先要求公开真相的，然后中共政权才迫不得已在奥运前夕公开了事件的严重性。
一个连本国民众都不愿善待的政府，又如何能善待人类，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有人说，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道德等精神领域综合而言，中国落后民主国家，至少一百年。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
074、如何看待西方国家的“不完美”？
美、英、法、德、日等国家，是举世公认的民主国家、文明世界：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社会开放、文化多元、宗教自由。即便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依然存在各种问题：依然有人犯罪，尽管比例很低；依然有人歧视，尽管并非理直气壮；依然有人渎职，尽管不太嚣张；甚至在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上，依然有社会不公。总之，民主社会并非圣洁无瑕的天堂。有人据此认为，既然西方国家也有“不好的地方”，而中国也有“好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差不多”，“什么民主不民主，还不是一样？”，“中国和美国，也没什么区别！”
臂如两筐苹果，其中一筐，大多数是好苹果，仅有几个烂苹果；另一筐，大多数是烂苹果，仅有几个好苹果。既然前一筐也有烂苹果，后一筐也有好苹果，我们能否据此得出结论：两筐苹果“都差不多”？“没什么区别”？这种结论，显然不能成立。道理很简单：好坏的数量显著不同，量变带来质变。
如果说美国官场还有腐败，那是偶尔的和零星的，占官僚比例不及1%；而中国官场，官员腐败的比例，高达95%以上。美国官场的零星腐败，是人性的腐败，即人性弱点的残存表现。互相监督和彼此制衡的民主制度，对此构成最大的制约。而中国官场的腐败，不仅是人性的腐败，更是制度的腐败。不受监督和制衡的一党专制体制，本身就是腐败得以滋长蔓延的温床。
民主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制度是万万不能的。说到底，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有天壤之别。世界上只有相对的完美，而没有绝对的完美。西方国家的“不完美”，恰恰说明，人类的进化和进步，永无止境。百病染体的中国正处于贫富分化、吏治腐败、垄断横行、矛盾重重之际，又岂能夜郎自大、浑噩不觉？
075、中国人还不能沾沾自喜？
不容否认，我们所处的世界里有一个大国格局。二战以前有一段时间是美苏德日等大国主导世界，二战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美苏主导世界，这就是大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力量决定地位，地位也意味着责任。西方学者提出“中美国”概念，以China和America这两个词构成Chimerica，这正是现在人们热议的G2，或叫“中美共治”。于是乎，关于话题甚嚣尘上，很快成为舆论焦点，也使部分国人的盲目自大有了更充足的底气。甚至有美国人表示出一些担心：中国实力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做为一个怀有百年强国梦想的中国人面对这些话题，首先要问问自己：中国真的强大到这样的程度了吗？
可以肯定的是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自主创造力，使国力发展甚为迅猛。现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十年前的三倍多，外汇储备超过三万亿美元，这不是三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所能比拟的，这样的发展也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但是中国巨大发展的背后依然是党国体制，发展是权力对人民进行有限的松绑之后实现的。权力如果不能对人民彻底松绑，中国社会的发展必然还是隐患重重，一方面，这种发展会随着保证权力的需要而被减缓；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只能是更加向权力倾斜，注定是不均衡的。
人们观察到的中国发展也是这样。政治发展了，但是多数人并没有从政治的巨大发展中获得更多受益。官员们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最好，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的官员们确实在利用权力而享受世界上最好的人权。言论的权利，出国的权利，选举的权利，游行示威的权利，这些东西对多数人来说仍然在空置。经济发展了，但发展的是太子党们的经济，是权贵们的经济，是各级大小官员们用来寻租的经济。还有更多的人失地了，失业了，失学了，他们在“蜗居”中无奈地挣扎。文化发展了，新的视听效果叫人们耳目一新，但满眼辫子戏歌颂的依然是帝王将相，暗示着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人民，依然被强制灌输所洗脑，只是为了叫他们在顺从中麻木不仁。
这样一种严重倾斜的发展，它的权力分配是不均衡的，权利分配也是不均衡的，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将是非常严重的。官场的贪污腐败遍布权力体系并深入权力中枢，已经无可救药，电影《建国大业》也说了：不反腐败将亡国，反腐败将亡党。群体性事件由2000年的每年一万余起，发展到目前的每年十万余起，当局对这些群体性事件只有强硬的应对措施，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案。社会矛盾积累得已经够多了，但还在积累，高压锅持续加温后的后果非常可怕。既得利益者自说自话，罔顾他人死活，而不得利益者似乎又在准备着什么，这样的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权利之争背后都有利益之争。失去平衡的利益机制是由目前的党国体制确立的，中国社会所呈现的各种弊端和矛盾都是由社会制度所造成的。这个党国体制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的僵化体制了，这个社会制度也该淘汰了。正如经济发展有一个“可持续”的概念一样，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也有一个是否“可持续”的问题。权利分配不均衡，利益分配不均衡，这样的社会即便快速发展也只能是倾斜式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倾斜式发展之所以没有可持续性是因为它缺少自我调整的能力，于是，发展得越快，往往是崩盘来得也越快。
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正处于一种对压状态，这种对压状态实际上是为崩盘积累能量。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外，在超规格的高速公路外，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外，一切繁华中都预示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面临着崩盘的风险。如果要规避这样的风险，中国只有改变这种倾斜式的发展，停止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发掘。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发掘必然导致对权利和自由的侵犯，当一个社会对权利和自由进行不可遏制的侵犯时，它改变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在一定意义上说，希特勒德国的发展是成功的，但它的日子不长，斯大林苏联的发展也是成功的，但它的日子也不长。
不言而喻，当局在用经济发展来为自己解决合法性问题，因为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已经成了中国的核心问题，也成了中共的核心问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钟哲明教授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富强。什么叫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这就是！”钟哲明教授这个说法根本没有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的思想，也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秦朝做到了周朝都做不到的富强，人们为什么要推翻它？清朝也做到了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富强，人们为什么要推翻它？可见，经济的发展并不能彻底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政权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人民通过正当程序赋予的合法授权，这样的政权才是安全的，才是没有后顾之忧的，才是可持续的。如果不能通过人民的合法授权来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也就永远摆脱不了朝代轮替的噩运。
中国的有志之士呼吁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公民社会，正是表国人之所愿，言公民之欲言。中国的问题只有使权利成长起来，把权力限制起来，这样才能找到希望。也只有这样，才能用良心建立社会的主流道德，才能用公正建立社会的法治体系。中国社会只有通过这样的自我颠覆才能重新确立公民的人格，就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人格和健全的人格。只有人格的重新确立，这个社会才有性格，这个国家才有国格。如果国格不确立，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畸形的国家，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必然要被改变的社会。
076、中国离开了一党专政就会四分五裂吗？
为了掩盖人心的分裂，中共政权把“统一”的调子唱得很高。于是有人误会：中国共产党维持了中国的统一，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陷入四分五裂。中共政权更以此为藉口，进行政治垄断。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以制造分裂起家的，对外主张“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对内搞“武装割据”，建立“国中之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公开主张：把中国分成七块，提出湖南等省“可以独立”，并热切希望由日俄两国瓜分中国。
在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大陆政权，因为中共政权拒绝政教分离，宗教自主，这期间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遭到了政治的破坏，引发藏人起义，最高宗教领袖出走，藏人独立意识觉醒。至于新疆，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而导致部分维吾尔人掀起独立运动。中共曾经表扬蒙古族为中国的优秀少数民族，但现在连内蒙古都有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由专制引发的，但专制制度用暴力和谎言暂时压制了各种分裂倾向，这样就使得一些国人误以为没有共产党的强硬政策，中国就会分裂。
是的，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在民主转型时期分裂了，但这不是民主转型的错，而是专制制度导致人心分裂的错。前苏联好前南斯拉夫本身就是由共产党把诸多在语言、宗教、文化、地缘等背景绝然不同的国家强行绑成的，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前苏联的解体，出于人心，甚至大部分俄罗斯人欢迎前苏联的解体。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自古就以黄河与长江为轴，形成版图较大、相对统一的国家，包括大部分少数民族人民都不希望国家分裂，未来出现裂变的可能性相对小得多。
但是，如果任由专制制度在中国横行下去，未来中国裂变的可能性势必增大。道理很简单：人心的分裂，更大于领土的分裂；一旦人心的分裂达到某种临界点，领土的分裂就接踵而至；甚至于，某起重大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国家一夕崩溃，恰如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一样。所有中国的爱国人士应该努力，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惟有早日结束专制，实现民主，以人心的统一，维系领土的统一。那样的统一，才是自然的和经久的。
077、西藏问题如中共宣传所言吗？
西藏问题比较敏感，大陆各主流媒体和各网站对有关话题进行封锁，当局不喜欢人们谈论这些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现在是网络时代，传言已经不胫而走，海外媒体和邮件上有各种已经证实或未经证实的消息，在一些有政论性质的聊天工具上，人们也在传播这些消息，并进行不同层面的讨论，但总体来说，人们对这个问题比较谨慎。怎么对待西藏问题，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谈不好，或许就成了分裂祖国的帮凶，又或许成了当局的跟屁虫，又或许成了无知者无畏的胡言乱语典型。总体来说，中国历届政府和历代国人都不喜欢外部世界对西藏问题进行言语干涉，都怕触及自己权威和面子。可这是一个走向全球化的时代，而人权和利益是全球化的根基，想闭关锁国而不叫别国说点什么，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人可以对朝鲜和缅甸的问题品头论足，那别国对中国大陆说点什么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认识西藏问题，我想首先应该把握几个要点，从这几个要点开始谈，第一个要点就是西藏是历朝历届中央政府开疆拓土而来，并不天然就是属于历朝历届中央政府管辖；第二个要点就是列强在以往有过将西藏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的企图，甚至现在某些国家的政府也有这样的企图；第三个要点就是西藏是一片有强烈宗教情怀的土地，也有自己不同于内陆的独特文化；第四个要点就是西藏地方政府的藏人长期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专制统治，眼下的当局曾经允诺过西藏自治，但没有做好；第五个要点就是西藏长期属于中国，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一切问题都无外乎利益的问题，时局中的西藏问题我们也应该立足以上五个要点来进行利益的分析。
关于西藏宗教自由的问题，中国大陆根本没有宗教自由，也没有政教分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宗教事务，这不仅只西藏一地的悲哀，也是中国社会的悲哀。宗教力量是社会的一个单位，它应该和社会的其他单位在一个宪政的体制下具有平等的地位，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比如说，根据藏传佛教的传统，达*赖和班禅互为兄弟，一个死了以后，由另一个来为对方指定后身，然后交中央政府备案。可宗教事业被某党领导以后，班婵死了，达*赖为班婵指定的后身无效，某党为班婵指定的后身才有效，这是乱弹琴。大可这样换着想一下，你能为基督徒确定一位上帝吗？基督徒不造反才怪。所以，藏人认为中央政府干涉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并在一定程度上迁怒于汉人，这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的错误宗教政策。
关于西藏自治的问题，大陆政权从来没给西藏什么自治，全是假的。自治制度基本的特征是自治地区的人们有权利依照宪法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但西藏全没有这些权利。中共体制下，西藏最有权力的人是中共在西藏委派的书记，而不是西藏自选的主席，何况这个主席的选举也是有猫腻的，就凭这一点，就可以确定西藏不是什么自治。在联邦制国家里，选举出来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宪政框架下是平等的单位，中央政府只能依照宪法与地方政府进行制约与协调，而我们中国人在大一统观念的长期浸染下认为地方服从中央是天经地义的。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以前曾经有一个州的州长拒绝黑人进入白人的学校就读，而美国总统并不能命令他怎么做，只好诉求到美国最高法院来解决，这就是宪政体制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自治制度在理论上比联邦制度还有更多的自主权，可藏人的自主权在那里呢？所以，汉人应该支持西藏人争取自治的要求。
关于西藏独立的问题，我们大陆人听到的只是片面之词，真相如何，其实需要更全面的资料。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确实有少量藏人有独立的诉求，甚至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也表叙过相应的观点，好在达*赖喇嘛已经多次公开声明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这也得到过中央政府的赞同。西藏与内陆的关系应该是西藏属于全体国人，同时，全中国也属于西藏人。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必然的进程，地球上的人和国家都脱离不了这样的进程，西藏也脱离不了这样的进程。那些从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纷纷加入了欧盟，这就说明那些想独立的国家并不是真的想独立，而是要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分一杯羹，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谁也逃不过利益。你远离世界文明，不能给人家分这一杯羹，人家去别人的锅里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样，我们就应该相信，分裂并不符合多数西藏人的利益，也不是多数西藏人的愿望。有一些国人认为中央政府优待了西藏，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优待就是一种区别对待，就是一种变相的歧视。当你用户籍制度和其他制度限制人们迁徙的时候，你就限制了民族的权利，也限制了各民族的共荣共存，这也是当前民族政策的致命伤。所以，从全球化的角度讲，我们应该反对西藏独立，而反对西藏独立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反对专制，促使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并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问题。
关于达*赖喇嘛和外部势力的问题，谈西藏问题谁也绕不过达*赖喇嘛，他是西藏确定无疑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和中央政府的冲突中和西藏政府流亡海外，有过关于西藏独立的言论，后来又放弃了西藏独立，转而要求高度自治。有一些朋友说，要坚决抵制达*赖喇嘛，认为他回来以后将在西藏实行农奴制度和政教合一的政府，我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CCTV式言论。还有一些朋友抵触外部势力对此事件的反应，只要一涉及到民族情绪就什么也不顾了，干脆不分青红皂白。印度政府比较明显地支持达*赖和他的流亡政府，就有人说是印度的阴谋，说是印度嫉妒中国的国际地位才煽风点火。根据各方面数据显示，印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发展，人家做主人的会嫉妒你一群奴隶？
狂热的民族主义是狗皮膏药，贴倒哪就灵到那，对我们具有大一通国家观念的中国人，更是灵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对达*赖喇嘛和外部势力的态度要有一个全面的分析，不能CCTV说什么，也跟着说什么。我们应该希望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对话成功，在不分裂祖国的前提下，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并与中华文明一道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关于分裂与合并，只有独裁才是分裂祖国的罪魁祸首，你们看一看当今世界上那些分裂的国家，那一个不是因为独裁？所以，反分裂和反独裁是一个相关的问题。
078、多民族国家必须采用专制制度才能统一吗？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曾经发生的一件事，2009年7月5日傍晚，上万维吾尔族人在乌鲁木齐市政府前抗议，要求政府公正处理先前发生的广东韶关“维汉冲突”事件，不料局势迅速失控，很快演变成一场血腥屠杀。根据当局公布，此次重大惨案已导致184人死亡，1080人受伤，数百辆汽车被毁或被焚烧，可谓震惊。此次重大惨案发生后，中国大陆政府一反常态，组织了国内外媒体对事件进行了采访，对死伤的各族群同胞积极安排赔偿，为避免事态的继续扩大创造了先机。但是这个事件的背后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政府在社会治理结构中起着主导作用，任何重大社会冲突发生都有政府的相应责任。抛开中央政府的责任不说，酿成此次重大惨案，负责新疆事务的中共主要党政官员责无旁贷，他们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应该受到追究。新疆族群众多，族群矛盾突出，为什么不在促成各族群人民和睦方面多下功夫？为什么对此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预警和预案？为什么在处理此事件的过程中没有妥善避免事态的扩大化？
长期以来，中共各级政府打击“三股势力”可谓不遗余力，但是“三股势力”的定义应该按照文明世界的价值标准进行确立，并制定出符合联合国文献的法律条款，这样才能避免各级政府借打击“三股势力”之名，行伤害各族群利益之实。但是中国大陆当局在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时，往往是粗暴的，民主和法治没有得到应有的尊严和地位。他们制定相关法律时采用了“颠覆”、“煽动颠覆”、“卖国”等专制主义思维，这就使打击“三股势力”走样很多，激起少数族群相对广泛的对立情绪。
中国大陆各级政府、西藏当局、新疆当局和相关部门应该彻底检讨和修正长期以来采用的处理社会矛盾的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处理族群冲突的方针和政策。应该以公民权利为基点完善法治，将族群矛盾引入法治轨道，而不致法治问题误入政治轨道，以此扭转中国社会官民冲突的局面，并彻底扭转少数族群与政府长期对立、与其他族群不能和睦相处的局面。应充分尊重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各项宪法权利，包括言论、信仰、集会、游行示威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权利，为民间社会和少数族群开辟合法表达诉求的通道，为社会冲突打开减压筏，并开拓政治上的缓冲地带，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抗议事件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为解决社会稳定、族群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国人民必须寻求一种开放的政治。解决中国族群冲突的前提是平等公民权，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保证各族群同胞平等的公民权利，保证各族群同胞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保证各族群同胞通过参选公职服务族群和国家的权利，以此逐渐确立各族群同胞的中华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感，才能为国家的稳定和谐奠定塌实的根基。
解决中国族群冲突的重点真正实现地方自治，调整地方自治的权限，在此前提下依靠市场配置经济资源，杜绝权力对少数族群地区经济资源的强制性占有和垄断。同时，中国大陆还应该开放信仰、思想和言论。中国社会是一个族群和地域差异众多的社会，不应以一种信仰去规范其他信仰，不应以一种思想去指导其他思想，而应尊重各族群各地区国民的信仰自由，容纳不同的思想和言论，发挥他们的思想创造力，以此确立各族群同胞同处一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感。国家的分裂来源于人心的分裂，人心的分裂必然有制度的背景。不只是新疆和西藏的问题，也不只是国内少数族群的问题，全体国民之间因不公平政策造成的分裂以及多数国民与政府的分裂都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中国社会随时会被这种分裂推向秩序的塌陷和发展的停滞，随时会进入巨大的灾难旋涡而难以自拔。各族群和各地区的利益就是自由中华的利益，包括各少数族群和各地区的全体国民应共同努力，当以反对专制的精神反对国家的分裂。
制度的问题应该用制度的改变去解决。要解决中国的多族群矛盾，必须借鉴文明世界解决族群问题的既得经验，取消长期以来实行的官方民族识别政策，民族识别和民族划分本质上是一种族群隔离制度，它使各族群国民在认同感和归属感上与其他族群产生隔离，是一种取自前苏联的罪恶制度。把民族做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梦想做各族人民的大救星，这是任何独裁者都梦想的，但美梦终会破碎，应该坚信：只有公民才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只有公民社会才是人类的未来出路。要解决中国的多族群矛盾，必须，平等公民权，取消不合时宜的民族优抚政策，对少数族群实行的优抚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族群歧视政策。一个公民，不论他是什么族群，都不是一党一派的战利品，不需要象对待战俘一样去“优抚”。我们需要的是平等公民权，并对弱势公民进行扶助，但扶助弱势公民和实行民族“优抚”政策不是一个概念。要解决中国的多族群矛盾，必须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地方自治权限，在中华宪政框架下真正实行地方自治，激发地方的创造力，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配置各地区资源，保障各地区和各族群人民能够享有属于自己的基本利益。要解决中国的多族群矛盾，必须改革落后于文明世界已久的户籍制度，促进和鼓励各地区和各族群人民的自由迁徙和自由融合，应该让各地区和各族群人民认识到他们不仅属于他们所生活的区域，而且属于泱泱中华，应该让他们认识到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都是他们安全又自由的家。
一句话，要解决中国的多族群矛盾，必须先解决中国大陆的一党专政之问题，多民族国家不能依靠专制来统一，而必须依靠民主制度。
079、为什么说“一国两制”是台海统一的障碍？
就中国现代史而言，台湾从法理上完全属于中国，成为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部分，这要感谢中华民国政府，要感谢坚决领导抗战的蒋介石先生。就人类的自由和尊严而言，台湾为中国保留了一片自由和民主的土地，为中国人保留了一点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也避免了台湾人免受中共荼毒之苦，也证明了中国人有能力并有权力享受现代文明，这些，也要感谢中华民国政府，要感谢蒋介石先生和他的后继者。
到目前为止，公元2008年，中国台湾海峡的现状如下：1949年以后，中华民国政权割据台湾，中共政权割据其他地方；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政权长期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中共政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目前两岸在两个政权的割据下，有分裂的趋向，也有合并的趋向。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两个政权分别割据，中共政权曾经企图武力“解放”台湾，国民政府也曾经企图反攻大陆，后因各自实力和国际关系的考虑，各自在实际上又放弃了武力，其中台湾方面已经彻底放弃，中国大陆方面口头上还常出战争狂言。但总的来说，双方都在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就和平解决的途径而言，国民政府提出过一些方案，大意是以自由和民主为基础，放弃党派争端，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达成。中共方面自毛泽东开始就有“一国两制”的设想，后又邓小平公开提出，大意是说，反正谁也吃不掉谁，难下口，就干脆通过两党谈判来长期保持割据状态，各自一如既往地管辖自己的地盘，只要形成表面的统一，在国内承认中共政权是中央政权，在国际上由中共政权来代表中国。国民政府方面提出的统一方案由于大陆的言论钳制，我缺少更多的资料佐证，难以做出自己全面的评价，但大陆中共政权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已经耳濡目染很久，今天看来，完全是不可行的。
首先，“一国两制”的方案，按照中共的解释，是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资本主义。你自吹自擂说你是社会主义，这就由着你去，你有枪，别人连嘴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台湾就是资本主义，台湾也没说自己就是资本主义，人家说自己是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就社会主义的“公正”特性来看，目前的台湾更象社会主义。所以，中共用自己的“主义”给别人扣帽子，已经不对了。
其次，中共政权在国际上代表中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在国内，中国从苏维埃割据开始就一直存在着两个政权，一个是国民政府政权，另一个是中共的红色政权，至今如此。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在台湾地区行使有效治权的中华民国却是一个主权在民的独立政权。主权在民，与所谓的主权独立是两码事。有独立的军队、外交、政府、立法、司法，所缺的只不过在联合国没有一个名分而已，而这个名分并不必然就归中共政权所有。所以，中共政权想把国民政府矮化为一个省政府的“一国两制”方案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一个小集团的阴谋。
第三，在“一国两制”方案中，中共政权拒绝与国民政府进行平等谈判，认为人家是一个省政权，没资格和中央政府进行谈判，要进行什么两党谈判，这是根本错误的，是违背现代宪政常识的，也是违背民意的。大陆要想和对岸谈判，也只能和对岸的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不能是某些政党私相授予。你可以在大陆通过暴力和谎言挟持民意，强做代表，但对岸的国民政府是民选政府，没有哪一个政党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去代表对岸民意，与你进行什么谈判。比如国民党，今天在台上，明天还不知道是否在台上，怎么与你谈判？显然不能。党派毕竟是党派，党派只能就这些问题进行协商沟通，而不能强奸民意。所以，一国两制中的两党谈判方案人们应该是坚决反对的，也必然是行不通的。
第四，“一国两制”方案淆乱国政。任何一国的中央政府都应该是民选政府，而不应该是党选政府，政府中每一个位子都有民众相应的授权方式。但是，邓小平表述的“一国两制”方案中，答应给对岸几个位子，一个是国家副主席，一个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个是副总理。请问，这算什么？这些位子究竟是公民选举还是又你中共首领来分配呢？如果对岸的人来竞选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和总理，怎么办？对岸的人过几年就换一届政府，你这中央政权能把对岸换来换去的人都容纳进来？答案不说了，因为答案背后的答案简直是无耻之极。
第五，“一国两制”方案包含严重的国民歧视。“一国两制”方案一方面把国民政府矮化为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给了国民政府很多的招安优惠，这表面看是国民政府和台湾民众沾了不少便宜，其实是吃了大亏，甚至大陆民众也是吃了大亏。如果“一国两制”方案落实，国民政府和台湾民众被捆绑在中共的专制战车上，不定什么时候就因为中共的倒行逆施而自取其祸，这是其一；既然是要解决统一问题的，那么统一以后的中央政权就要由两岸民众通过选票来决定，但中共的“一国两制”方案就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没有给台湾民众一张选票，这是其二；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但“一国两制”方案就台湾问题也没有给大陆民众一张选票，形成另一歧视，这是其三。所以，“一国两制”方案既歧视国民政府，又歧视台湾民众，也歧视大陆民众，这样一个方案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第六，邓小平说“一国两制”方案如果落实，就50年不变，又说，50年以后也不需要变。究竟说什么？到底变不变？如果永远不变，何必要说50年？如果60年后邓小平的“传家人”认为有必要变一变，那怎么办？所以，邓小平关于50年不变的说法，从安全上来讲也是不可信的，完全是一种无赖的说法，根本没有保证对岸民众的自由和民主。要想统一，要想保证对岸民众的自由，那就不仅要让对岸民众有选票选择自己的地方政府，而且要让对岸民众有选票选择自己的中央政府。只有选票里出来的政府才是安全的政府，才是保证人们自由的政府。
台独是中共专制的后果，也是“一国两制”政策的后果。蒋介石一生都在为“一个中国”而奋斗，但是中共并不能容忍他，更不会感谢他，而是时刻都在想着推翻他，甚至在肉体上消灭他。民进党的诞生就是中共当年为了反对蒋介石而鼓动出来的。早年民进党的活动经费，大半都是来自中共。李登辉早年曾经是共产党员，接替蒋经国总统大位后主导下台湾于1991年5月1日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终止了动员勘乱条款，结束了两岸的战争状态。当时正值全世界惩罚中共政权屠杀民众的严酷时期，而李登辉推动台湾民主和总统直选，危及中国大陆独裁体制，而成为中共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对其极力丑化和打压。于是，主张“一个中国”的李登辉被迫提出“两国论”，并且促成把政权交到民进党的手里。
中共政权正是因为对台湾民主思潮影响的高度恐惧，才一定要把民进党推到敌人的位置上，以堵住大陆民众要求民主的悠悠众口。而要把民进党推向敌人的位置，当然不能通过直接反对台湾民主，而最冠冕堂皇的方法就是制造台独，然后以反对台独来激起大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挡住台湾民主潮流对大陆独裁政权的冲击。反对国民政府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挤压国民政府和台湾民众的国际空间，在各种国际场合侮辱国民政府和它的代表，中共政权在一天天地激发台湾民众的愤怒，在推动台独。现在的情况是：台湾民众要求独立的呼声一年比一年高昂。不仅民进党为了执政追着台独的民意跑，连国民党为了执政也追着台独的民意跑，一个要“入联公投”，一个要“返联公投”。 所以，台独的民意是中共政权制造出来的。
拒绝放弃独裁，惧怕台湾民主，顽固坚持错误的“一国两制”政策，抵触一切民主统一方案，打压国民政府和台湾民众的生存空间，时而进行战争威胁，中共政权如此下去，只会使台湾民众离心离德，渐去渐远，当台独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又有那个政党能阻止台湾独立呢？所以，只有独裁者才是祖国分裂的罪魁祸首。如果有一天，祖国未能完成统一大业，真的分裂了，那么坚持独裁和坚持“一国两制”政策的那些人迟早会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大国，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当政者都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是现实中的中美关系，却波折起伏，冲突频仍，每每处于紧张与对峙状态。就连中国大陆的政治领导人每次访美，都会围绕访问规格，产生争执，而闹得不欢。
美国实际上对中国有诸多帮助。在抗日战争前期，前苏联曾因为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而停止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但美国不曾停止过。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又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为中国提供大量财力物力，还派出空军，直接参与中国抗战。而美国在太平洋击垮日本，更最终导致日军无条件投降。对此，中国共产党曾通过自己的《解放日报》多次表达过感谢之情，并宣扬说，要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但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后，却反而行之，“一边倒”地投向苏联怀抱，粗暴驱逐美国驻华使节。北朝鲜的金日成一手挑起朝鲜战争后，毛泽东又以志愿军的名义派出军队，与美军和联合国军直接交手。从此，中美为敌，长达近三十年。之后，双方关系虽有改善，却没有消除根本的对立。
美国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思想，推广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也必然引起全世界专制统治者的敌视，因为专制统治者总是不想把权力还给人民。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敌视，实际上是对美国制度的敌视，是为了防范美国的和平演变。中国大陆政权敌视美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国大陆，则是前苏联解体之后的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堡垒。中国大陆的统治者要求美国容忍其专制统治，要求美国承认它的核心利益，为此提出了许多观点。比如中共总称当今世界应该是多样性的、多元化的，要求别国尊重中国的“特色政权”和“特色发展”，但是，中共却绝不容忍我本国民众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各种独立的民间组织都受到极大压制，甚至有一些环保组织的负责人遭到迫害。
与此同时，中共政权与当今世界的其他专制政权为伍，向很多流氓政权提供资金、输送武器，直接威胁了世界和平，进而也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这些，自然引发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的警惕和防范。这也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长期围堵和限制中共政权的原因所在。德国民主转型后成为美国的朋友，日本民主转型后成为美国的朋友，以前的很多独裁国家在民主转型后都成为美国的朋友，中国在民主转型后也应该成为美国的朋友。
诚然，中国有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有美国的国家利益，即便在中国民主转型后，中美关系也会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摩擦，但是这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的发展。英国和美国经常因为双边关系吵得不可开交，甚至闹上国际法庭，但这不影响美英友好。中美关系的将来也一样。
如果中国大陆现政权继续与文明世界进行对抗，那么不仅中美关系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中日关系、中英关系、中法关系、中德关系等等，都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那么中国的发展就会受到国际关系的制约。该怨谁呢？只能怨专制制度。说到底，当前的一党专制的社会制度，才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可以断言，只要中国共产党依然实行一党专政，中美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而只会风波不断。
071、美国害怕“中国崛起”吗？
中国大陆的专制政权剥夺了国民的权利，违反了国际法，这通常就会遭到各国政治家的批评，美国总是批评得最多。为了摆脱尴尬和困境，中国大陆的专制政权故意将美国为中国民众打抱不平的言行，扭曲为“干涉中国内政”，甚至抹黑为“美国害怕中国崛起”。让一些人误以为，中美之间的对立，仅仅是“国家利益”之争。于是就有很多受到蒙蔽的青年人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拒绝民主制度。
把文明之争和制度之争偷换为国家利益之争，这是一种并不鲜见的偷梁换柱式的宣传洗脑手法。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分子，就曾经高唱同一种调子。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头目宣传说：美国不愿看见日本在西太平洋崛起，因而围堵日本。德国纳粹统治者则说：美英等国惧怕德国强大，如果不消灭美英等国，就是坐等被消灭。但事实上，当时美英等文明国家所担心的，与其说是德日等国的崛起和强大，不如说是它们赤裸裸的专制和侵略本性。历史已经证明，德日两国先后在欧洲和亚洲挑起世界大战，这是独裁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德国和其他一些法西斯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特别是德日两国，经民主转型后，和平崛起，分别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非但没有“害怕”，还热心扶持、慷慨援助，成为德日两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外因。德日两国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几代人孜孜以求的“强国梦”，并未经由战争手段而实现，反而经由民主改造而达成。
德日两国的教训和经验证明：以专制或战争，与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对立，是难以真正崛起的；以民主与和平，与文明世界和谐相处，才是崛起之道。冷战中，专制的苏联与民主的美国对垒，也以失败告终，应是同样的道理。历史反复证明，谁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谁就注定为世界潮流所淹没、所抛弃。一旦中国有机会转型为民主国度，中美两国势必成为共同守护普世价值的友邦，最强的技术与最多的人口，将实现最大程度的互补。那时，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必更快，更稳，更经久，美国的发展也将更有朝气。
072、如何比较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
在中美交往中，双方当权者都强调各自的“国家利益”。在部份中国人看来，中方强调“国家利益”，似乎理所当然；而美方强调“国家利益”，则证明美国关注他国民主与人权，纯属“虚伪”，而有其“目的”。
美国领导人毫不讳言“美国的利益”，那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领导人做任何事，都要基于民意，也要争取民意。通常，一般民众无需具备崇高的境界和觉悟，更不能苛求他们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历届美国领导人争取民意的基本招数，就是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突出与大众切身的“经济利益”，因而言必称“美国的利益”。
中国不是民主国家，领导人并非民选，他们口中的“国家利益”，往往不是中国民众的利益，而是当权者自身的利益。他们经常把“国家”与“政府”概念混为一谈，又把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就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他们说“国家机关”，就是“政府机关”；“国家干部”，就是“政府干部”；“国家安排”，就是“政府安排”；等等。
事实上，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其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越是一致；文明程度越低的国家，其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越是背道而驰。所以，所谓“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可怕，不仅体现美国民众的利益，与人类的方向也大抵一致；而所谓“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现阶段，它就是特权集团的既得利益，不仅与人类利益有诸多冲突，而且往往与中国民众的利益相背离。特权集团出于一党之私，拒绝民主化改革，纵容权钱交易，听任腐败横行，垄断经济资源，这不仅严重损害中国民众的根本利益，而且破坏了全球市场交易规则，自然会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全球经济发展。
当然，特权集团所谓的“国家利益”并非与普通的中国人毫无关系，事实上每当特权集团的“国家利益”争取到更多的时候，普通的国人有时候也能分得“一杯羹”，这正是“国家利益”诱人的一面，很多青年的迷乱正在于此。应该说，特权集团给普通国人争得每一份利益都是应该受到欢迎的。但是，必须搞明白，我们普通国人之所以能分得“一杯羹”，是因为人家愿意施舍而已，当人家不愿意施舍的时候，在风调雨顺的年代也会饿死几千万人。这些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再比如，中国大陆援助给北朝鲜的粮食很多，但金家王朝并不施舍给北朝鲜人民，北朝鲜人民几十年来就挣扎在饥饿中，死亡无数。
073、中国距文明世界有多远？
如何定义“文化”，这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但是中国文字之字义的奇妙往往能为人们打开心窍。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人类生活的文字化或者文明化，文字的意义越丰富就越有文化，文明的程度越高就越有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应该是人类生活之痕迹的总和。留在纸上的是文化，留在地上的也是文化。文化是人类整个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过程的符号表现，其核心内涵是价值和意义。文化的存在取决于人类创造、使用符号的能力，价值的判断是人们评判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与行为的标准。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举例言之：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工打磨，便注入了人的价值观念和劳动技能，从而进入“文化”范畴。因此，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凡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人的自然化”也是文化。由此可见，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人类文化的一角。
一个人有没有文化，要看他所受教育的程度，这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就可以看出来，一样的道理，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的文化程度有多高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看出来。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和代表人物等都是文化，它由这个群体的活动所辐射出来。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是人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她包含了各种信仰和思想，是人们对伦理、道德和秩序的认定与遵循，是人们生活生存的方式方法与准则。信仰和思想是文化的核心、灵魂，没有信仰思想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有一种或多种信仰和思想，生存的方式和方法。对文化的结构解剖，有两分说，即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有四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有六大子系统说，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
就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而言，中国大陆这几十年似乎得到了很大提高，这里面特权集团分得了多少，普通国人又分得了多少，自不必言，因为“人人心中有杆秤”。就单说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本身吧，以技术、管理和效益等综合指标而论，中国落后西方国家，至少五十年。这是一些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也许不足为全信，但值得国人深思。但是，文化领域，文明程度，精神面貌等方面，中国距离当今主流民主国家确实有一些差距。美国人说，一个人连红灯都敢闯，还有什么不敢干？中国人说，连红灯都不敢闯还能干什么？这两个问题有些极端，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美两国的差异。
中国人民为什么在文化领域，文明程度，精神面貌等方面精神领域与主流世界有所差距呢？就是因为实行专制制度。制度是文化的核心，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利益取舍，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在一个权力社会，权力中心的各种现象极易向周围的全社会复制，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搞独裁，很多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个“小毛泽东”；邓小平搞专制，每个中国人的心里也有个“小邓小平”。中国的政治中心如果太黑暗了，全中国都是黑暗的。仅就一般意义上的观念而言，中国的落后都十分明显，主要是领导人观念的落后，他们的言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对国人误导极大。美国总统布什在就职连任的演说中，誓言向全世界推广民主，认为：一个更加自由的外部世界，将使美国更安全。同一时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号召学习古巴、朝鲜，声称：古巴、朝鲜虽然经济困难，但政治上一贯正确。
2004年底，南亚发生海啸，28万人丧生。几天后即为新年，各国纷纷宣布元旦日为哀悼日，中共当局却在中南海举行盛大晚会，“张灯结彩，笑语欢声，鼓乐阵阵，丝管悠扬。”中共领导人的兴高采烈，与全世界的巨大悲痛形成鲜明对照。这让外界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何以严重滞后。
从唐山大地震，数十万民众丧生，到新世纪之交，天灾人祸频仍，如陕西矿难，大量工人死伤；江西火灾，数百小学生被烧死；非典蔓延，无数国人遭殃；贫困子弟因交不起学费，频频传出自杀悲剧；这么多灾难中国大陆政府之前都不曾宣布全国哀悼，甚至蓄意隐瞒真相。中国发生512大地震后，是其他国家首先为中国死难者举行全国哀悼，才迫使中国开了为普通人全国哀悼的先河。众所周知的毒奶粉事件殃及数千万国人健康，中共政府刻意隐瞒，并打压维权家长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一事件是新西兰领导人首先要求公开真相的，然后中共政权才迫不得已在奥运前夕公开了事件的严重性。
一个连本国民众都不愿善待的政府，又如何能善待人类，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有人说，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道德等精神领域综合而言，中国落后民主国家，至少一百年。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
074、如何看待西方国家的“不完美”？
美、英、法、德、日等国家，是举世公认的民主国家、文明世界：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社会开放、文化多元、宗教自由。即便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依然存在各种问题：依然有人犯罪，尽管比例很低；依然有人歧视，尽管并非理直气壮；依然有人渎职，尽管不太嚣张；甚至在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上，依然有社会不公。总之，民主社会并非圣洁无瑕的天堂。有人据此认为，既然西方国家也有“不好的地方”，而中国也有“好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差不多”，“什么民主不民主，还不是一样？”，“中国和美国，也没什么区别！”
臂如两筐苹果，其中一筐，大多数是好苹果，仅有几个烂苹果；另一筐，大多数是烂苹果，仅有几个好苹果。既然前一筐也有烂苹果，后一筐也有好苹果，我们能否据此得出结论：两筐苹果“都差不多”？“没什么区别”？这种结论，显然不能成立。道理很简单：好坏的数量显著不同，量变带来质变。
如果说美国官场还有腐败，那是偶尔的和零星的，占官僚比例不及1%；而中国官场，官员腐败的比例，高达95%以上。美国官场的零星腐败，是人性的腐败，即人性弱点的残存表现。互相监督和彼此制衡的民主制度，对此构成最大的制约。而中国官场的腐败，不仅是人性的腐败，更是制度的腐败。不受监督和制衡的一党专制体制，本身就是腐败得以滋长蔓延的温床。
民主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制度是万万不能的。说到底，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有天壤之别。世界上只有相对的完美，而没有绝对的完美。西方国家的“不完美”，恰恰说明，人类的进化和进步，永无止境。百病染体的中国正处于贫富分化、吏治腐败、垄断横行、矛盾重重之际，又岂能夜郎自大、浑噩不觉？
075、中国人还不能沾沾自喜？
不容否认，我们所处的世界里有一个大国格局。二战以前有一段时间是美苏德日等大国主导世界，二战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美苏主导世界，这就是大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力量决定地位，地位也意味着责任。西方学者提出“中美国”概念，以China和America这两个词构成Chimerica，这正是现在人们热议的G2，或叫“中美共治”。于是乎，关于话题甚嚣尘上，很快成为舆论焦点，也使部分国人的盲目自大有了更充足的底气。甚至有美国人表示出一些担心：中国实力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做为一个怀有百年强国梦想的中国人面对这些话题，首先要问问自己：中国真的强大到这样的程度了吗？
可以肯定的是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自主创造力，使国力发展甚为迅猛。现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十年前的三倍多，外汇储备超过三万亿美元，这不是三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所能比拟的，这样的发展也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但是中国巨大发展的背后依然是党国体制，发展是权力对人民进行有限的松绑之后实现的。权力如果不能对人民彻底松绑，中国社会的发展必然还是隐患重重，一方面，这种发展会随着保证权力的需要而被减缓；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只能是更加向权力倾斜，注定是不均衡的。
人们观察到的中国发展也是这样。政治发展了，但是多数人并没有从政治的巨大发展中获得更多受益。官员们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最好，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的官员们确实在利用权力而享受世界上最好的人权。言论的权利，出国的权利，选举的权利，游行示威的权利，这些东西对多数人来说仍然在空置。经济发展了，但发展的是太子党们的经济，是权贵们的经济，是各级大小官员们用来寻租的经济。还有更多的人失地了，失业了，失学了，他们在“蜗居”中无奈地挣扎。文化发展了，新的视听效果叫人们耳目一新，但满眼辫子戏歌颂的依然是帝王将相，暗示着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人民，依然被强制灌输所洗脑，只是为了叫他们在顺从中麻木不仁。
这样一种严重倾斜的发展，它的权力分配是不均衡的，权利分配也是不均衡的，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将是非常严重的。官场的贪污腐败遍布权力体系并深入权力中枢，已经无可救药，电影《建国大业》也说了：不反腐败将亡国，反腐败将亡党。群体性事件由2000年的每年一万余起，发展到目前的每年十万余起，当局对这些群体性事件只有强硬的应对措施，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案。社会矛盾积累得已经够多了，但还在积累，高压锅持续加温后的后果非常可怕。既得利益者自说自话，罔顾他人死活，而不得利益者似乎又在准备着什么，这样的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权利之争背后都有利益之争。失去平衡的利益机制是由目前的党国体制确立的，中国社会所呈现的各种弊端和矛盾都是由社会制度所造成的。这个党国体制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的僵化体制了，这个社会制度也该淘汰了。正如经济发展有一个“可持续”的概念一样，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也有一个是否“可持续”的问题。权利分配不均衡，利益分配不均衡，这样的社会即便快速发展也只能是倾斜式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倾斜式发展之所以没有可持续性是因为它缺少自我调整的能力，于是，发展得越快，往往是崩盘来得也越快。
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正处于一种对压状态，这种对压状态实际上是为崩盘积累能量。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外，在超规格的高速公路外，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外，一切繁华中都预示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面临着崩盘的风险。如果要规避这样的风险，中国只有改变这种倾斜式的发展，停止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发掘。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发掘必然导致对权利和自由的侵犯，当一个社会对权利和自由进行不可遏制的侵犯时，它改变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在一定意义上说，希特勒德国的发展是成功的，但它的日子不长，斯大林苏联的发展也是成功的，但它的日子也不长。
不言而喻，当局在用经济发展来为自己解决合法性问题，因为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已经成了中国的核心问题，也成了中共的核心问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钟哲明教授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富强。什么叫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这就是！”钟哲明教授这个说法根本没有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的思想，也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秦朝做到了周朝都做不到的富强，人们为什么要推翻它？清朝也做到了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富强，人们为什么要推翻它？可见，经济的发展并不能彻底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政权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人民通过正当程序赋予的合法授权，这样的政权才是安全的，才是没有后顾之忧的，才是可持续的。如果不能通过人民的合法授权来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也就永远摆脱不了朝代轮替的噩运。
中国的有志之士呼吁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公民社会，正是表国人之所愿，言公民之欲言。中国的问题只有使权利成长起来，把权力限制起来，这样才能找到希望。也只有这样，才能用良心建立社会的主流道德，才能用公正建立社会的法治体系。中国社会只有通过这样的自我颠覆才能重新确立公民的人格，就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人格和健全的人格。只有人格的重新确立，这个社会才有性格，这个国家才有国格。如果国格不确立，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畸形的国家，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必然要被改变的社会。
076、中国离开了一党专政就会四分五裂吗？
为了掩盖人心的分裂，中共政权把“统一”的调子唱得很高。于是有人误会：中国共产党维持了中国的统一，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陷入四分五裂。中共政权更以此为藉口，进行政治垄断。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以制造分裂起家的，对外主张“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对内搞“武装割据”，建立“国中之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公开主张：把中国分成七块，提出湖南等省“可以独立”，并热切希望由日俄两国瓜分中国。
在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大陆政权，因为中共政权拒绝政教分离，宗教自主，这期间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遭到了政治的破坏，引发藏人起义，最高宗教领袖出走，藏人独立意识觉醒。至于新疆，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而导致部分维吾尔人掀起独立运动。中共曾经表扬蒙古族为中国的优秀少数民族，但现在连内蒙古都有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由专制引发的，但专制制度用暴力和谎言暂时压制了各种分裂倾向，这样就使得一些国人误以为没有共产党的强硬政策，中国就会分裂。
是的，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在民主转型时期分裂了，但这不是民主转型的错，而是专制制度导致人心分裂的错。前苏联好前南斯拉夫本身就是由共产党把诸多在语言、宗教、文化、地缘等背景绝然不同的国家强行绑成的，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前苏联的解体，出于人心，甚至大部分俄罗斯人欢迎前苏联的解体。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自古就以黄河与长江为轴，形成版图较大、相对统一的国家，包括大部分少数民族人民都不希望国家分裂，未来出现裂变的可能性相对小得多。
但是，如果任由专制制度在中国横行下去，未来中国裂变的可能性势必增大。道理很简单：人心的分裂，更大于领土的分裂；一旦人心的分裂达到某种临界点，领土的分裂就接踵而至；甚至于，某起重大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国家一夕崩溃，恰如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一样。所有中国的爱国人士应该努力，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惟有早日结束专制，实现民主，以人心的统一，维系领土的统一。那样的统一，才是自然的和经久的。
077、西藏问题如中共宣传所言吗？
西藏问题比较敏感，大陆各主流媒体和各网站对有关话题进行封锁，当局不喜欢人们谈论这些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现在是网络时代，传言已经不胫而走，海外媒体和邮件上有各种已经证实或未经证实的消息，在一些有政论性质的聊天工具上，人们也在传播这些消息，并进行不同层面的讨论，但总体来说，人们对这个问题比较谨慎。怎么对待西藏问题，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谈不好，或许就成了分裂祖国的帮凶，又或许成了当局的跟屁虫，又或许成了无知者无畏的胡言乱语典型。总体来说，中国历届政府和历代国人都不喜欢外部世界对西藏问题进行言语干涉，都怕触及自己权威和面子。可这是一个走向全球化的时代，而人权和利益是全球化的根基，想闭关锁国而不叫别国说点什么，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人可以对朝鲜和缅甸的问题品头论足，那别国对中国大陆说点什么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认识西藏问题，我想首先应该把握几个要点，从这几个要点开始谈，第一个要点就是西藏是历朝历届中央政府开疆拓土而来，并不天然就是属于历朝历届中央政府管辖；第二个要点就是列强在以往有过将西藏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的企图，甚至现在某些国家的政府也有这样的企图；第三个要点就是西藏是一片有强烈宗教情怀的土地，也有自己不同于内陆的独特文化；第四个要点就是西藏地方政府的藏人长期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专制统治，眼下的当局曾经允诺过西藏自治，但没有做好；第五个要点就是西藏长期属于中国，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一切问题都无外乎利益的问题，时局中的西藏问题我们也应该立足以上五个要点来进行利益的分析。
关于西藏宗教自由的问题，中国大陆根本没有宗教自由，也没有政教分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宗教事务，这不仅只西藏一地的悲哀，也是中国社会的悲哀。宗教力量是社会的一个单位，它应该和社会的其他单位在一个宪政的体制下具有平等的地位，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比如说，根据藏传佛教的传统，达*赖和班禅互为兄弟，一个死了以后，由另一个来为对方指定后身，然后交中央政府备案。可宗教事业被某党领导以后，班婵死了，达*赖为班婵指定的后身无效，某党为班婵指定的后身才有效，这是乱弹琴。大可这样换着想一下，你能为基督徒确定一位上帝吗？基督徒不造反才怪。所以，藏人认为中央政府干涉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并在一定程度上迁怒于汉人，这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的错误宗教政策。
关于西藏自治的问题，大陆政权从来没给西藏什么自治，全是假的。自治制度基本的特征是自治地区的人们有权利依照宪法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但西藏全没有这些权利。中共体制下，西藏最有权力的人是中共在西藏委派的书记，而不是西藏自选的主席，何况这个主席的选举也是有猫腻的，就凭这一点，就可以确定西藏不是什么自治。在联邦制国家里，选举出来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宪政框架下是平等的单位，中央政府只能依照宪法与地方政府进行制约与协调，而我们中国人在大一统观念的长期浸染下认为地方服从中央是天经地义的。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以前曾经有一个州的州长拒绝黑人进入白人的学校就读，而美国总统并不能命令他怎么做，只好诉求到美国最高法院来解决，这就是宪政体制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自治制度在理论上比联邦制度还有更多的自主权，可藏人的自主权在那里呢？所以，汉人应该支持西藏人争取自治的要求。
关于西藏独立的问题，我们大陆人听到的只是片面之词，真相如何，其实需要更全面的资料。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确实有少量藏人有独立的诉求，甚至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也表叙过相应的观点，好在达*赖喇嘛已经多次公开声明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这也得到过中央政府的赞同。西藏与内陆的关系应该是西藏属于全体国人，同时，全中国也属于西藏人。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必然的进程，地球上的人和国家都脱离不了这样的进程，西藏也脱离不了这样的进程。那些从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纷纷加入了欧盟，这就说明那些想独立的国家并不是真的想独立，而是要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分一杯羹，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谁也逃不过利益。你远离世界文明，不能给人家分这一杯羹，人家去别人的锅里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样，我们就应该相信，分裂并不符合多数西藏人的利益，也不是多数西藏人的愿望。有一些国人认为中央政府优待了西藏，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优待就是一种区别对待，就是一种变相的歧视。当你用户籍制度和其他制度限制人们迁徙的时候，你就限制了民族的权利，也限制了各民族的共荣共存，这也是当前民族政策的致命伤。所以，从全球化的角度讲，我们应该反对西藏独立，而反对西藏独立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反对专制，促使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并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问题。
关于达*赖喇嘛和外部势力的问题，谈西藏问题谁也绕不过达*赖喇嘛，他是西藏确定无疑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和中央政府的冲突中和西藏政府流亡海外，有过关于西藏独立的言论，后来又放弃了西藏独立，转而要求高度自治。有一些朋友说，要坚决抵制达*赖喇嘛，认为他回来以后将在西藏实行农奴制度和政教合一的政府，我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CCTV式言论。还有一些朋友抵触外部势力对此事件的反应，只要一涉及到民族情绪就什么也不顾了，干脆不分青红皂白。印度政府比较明显地支持达*赖和他的流亡政府，就有人说是印度的阴谋，说是印度嫉妒中国的国际地位才煽风点火。根据各方面数据显示，印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发展，人家做主人的会嫉妒你一群奴隶？
狂热的民族主义是狗皮膏药，贴倒哪就灵到那，对我们具有大一通国家观念的中国人，更是灵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对达*赖喇嘛和外部势力的态度要有一个全面的分析，不能CCTV说什么，也跟着说什么。我们应该希望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对话成功，在不分裂祖国的前提下，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并与中华文明一道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关于分裂与合并，只有独裁才是分裂祖国的罪魁祸首，你们看一看当今世界上那些分裂的国家，那一个不是因为独裁？所以，反分裂和反独裁是一个相关的问题。
078、多民族国家必须采用专制制度才能统一吗？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曾经发生的一件事，2009年7月5日傍晚，上万维吾尔族人在乌鲁木齐市政府前抗议，要求政府公正处理先前发生的广东韶关“维汉冲突”事件，不料局势迅速失控，很快演变成一场血腥屠杀。根据当局公布，此次重大惨案已导致184人死亡，1080人受伤，数百辆汽车被毁或被焚烧，可谓震惊。此次重大惨案发生后，中国大陆政府一反常态，组织了国内外媒体对事件进行了采访，对死伤的各族群同胞积极安排赔偿，为避免事态的继续扩大创造了先机。但是这个事件的背后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政府在社会治理结构中起着主导作用，任何重大社会冲突发生都有政府的相应责任。抛开中央政府的责任不说，酿成此次重大惨案，负责新疆事务的中共主要党政官员责无旁贷，他们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应该受到追究。新疆族群众多，族群矛盾突出，为什么不在促成各族群人民和睦方面多下功夫？为什么对此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预警和预案？为什么在处理此事件的过程中没有妥善避免事态的扩大化？
长期以来，中共各级政府打击“三股势力”可谓不遗余力，但是“三股势力”的定义应该按照文明世界的价值标准进行确立，并制定出符合联合国文献的法律条款，这样才能避免各级政府借打击“三股势力”之名，行伤害各族群利益之实。但是中国大陆当局在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时，往往是粗暴的，民主和法治没有得到应有的尊严和地位。他们制定相关法律时采用了“颠覆”、“煽动颠覆”、“卖国”等专制主义思维，这就使打击“三股势力”走样很多，激起少数族群相对广泛的对立情绪。
中国大陆各级政府、西藏当局、新疆当局和相关部门应该彻底检讨和修正长期以来采用的处理社会矛盾的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处理族群冲突的方针和政策。应该以公民权利为基点完善法治，将族群矛盾引入法治轨道，而不致法治问题误入政治轨道，以此扭转中国社会官民冲突的局面，并彻底扭转少数族群与政府长期对立、与其他族群不能和睦相处的局面。应充分尊重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各项宪法权利，包括言论、信仰、集会、游行示威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权利，为民间社会和少数族群开辟合法表达诉求的通道，为社会冲突打开减压筏，并开拓政治上的缓冲地带，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抗议事件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为解决社会稳定、族群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国人民必须寻求一种开放的政治。解决中国族群冲突的前提是平等公民权，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保证各族群同胞平等的公民权利，保证各族群同胞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保证各族群同胞通过参选公职服务族群和国家的权利，以此逐渐确立各族群同胞的中华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感，才能为国家的稳定和谐奠定塌实的根基。
解决中国族群冲突的重点真正实现地方自治，调整地方自治的权限，在此前提下依靠市场配置经济资源，杜绝权力对少数族群地区经济资源的强制性占有和垄断。同时，中国大陆还应该开放信仰、思想和言论。中国社会是一个族群和地域差异众多的社会，不应以一种信仰去规范其他信仰，不应以一种思想去指导其他思想，而应尊重各族群各地区国民的信仰自由，容纳不同的思想和言论，发挥他们的思想创造力，以此确立各族群同胞同处一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感。国家的分裂来源于人心的分裂，人心的分裂必然有制度的背景。不只是新疆和西藏的问题，也不只是国内少数族群的问题，全体国民之间因不公平政策造成的分裂以及多数国民与政府的分裂都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中国社会随时会被这种分裂推向秩序的塌陷和发展的停滞，随时会进入巨大的灾难旋涡而难以自拔。各族群和各地区的利益就是自由中华的利益，包括各少数族群和各地区的全体国民应共同努力，当以反对专制的精神反对国家的分裂。
制度的问题应该用制度的改变去解决。要解决中国的多族群矛盾，必须借鉴文明世界解决族群问题的既得经验，取消长期以来实行的官方民族识别政策，民族识别和民族划分本质上是一种族群隔离制度，它使各族群国民在认同感和归属感上与其他族群产生隔离，是一种取自前苏联的罪恶制度。把民族做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梦想做各族人民的大救星，这是任何独裁者都梦想的，但美梦终会破碎，应该坚信：只有公民才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只有公民社会才是人类的未来出路。要解决中国的多族群矛盾，必须，平等公民权，取消不合时宜的民族优抚政策，对少数族群实行的优抚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族群歧视政策。一个公民，不论他是什么族群，都不是一党一派的战利品，不需要象对待战俘一样去“优抚”。我们需要的是平等公民权，并对弱势公民进行扶助，但扶助弱势公民和实行民族“优抚”政策不是一个概念。要解决中国的多族群矛盾，必须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地方自治权限，在中华宪政框架下真正实行地方自治，激发地方的创造力，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配置各地区资源，保障各地区和各族群人民能够享有属于自己的基本利益。要解决中国的多族群矛盾，必须改革落后于文明世界已久的户籍制度，促进和鼓励各地区和各族群人民的自由迁徙和自由融合，应该让各地区和各族群人民认识到他们不仅属于他们所生活的区域，而且属于泱泱中华，应该让他们认识到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都是他们安全又自由的家。
一句话，要解决中国的多族群矛盾，必须先解决中国大陆的一党专政之问题，多民族国家不能依靠专制来统一，而必须依靠民主制度。
079、为什么说“一国两制”是台海统一的障碍？
就中国现代史而言，台湾从法理上完全属于中国，成为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部分，这要感谢中华民国政府，要感谢坚决领导抗战的蒋介石先生。就人类的自由和尊严而言，台湾为中国保留了一片自由和民主的土地，为中国人保留了一点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也避免了台湾人免受中共荼毒之苦，也证明了中国人有能力并有权力享受现代文明，这些，也要感谢中华民国政府，要感谢蒋介石先生和他的后继者。
到目前为止，公元2008年，中国台湾海峡的现状如下：1949年以后，中华民国政权割据台湾，中共政权割据其他地方；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政权长期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中共政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目前两岸在两个政权的割据下，有分裂的趋向，也有合并的趋向。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两个政权分别割据，中共政权曾经企图武力“解放”台湾，国民政府也曾经企图反攻大陆，后因各自实力和国际关系的考虑，各自在实际上又放弃了武力，其中台湾方面已经彻底放弃，中国大陆方面口头上还常出战争狂言。但总的来说，双方都在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就和平解决的途径而言，国民政府提出过一些方案，大意是以自由和民主为基础，放弃党派争端，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达成。中共方面自毛泽东开始就有“一国两制”的设想，后又邓小平公开提出，大意是说，反正谁也吃不掉谁，难下口，就干脆通过两党谈判来长期保持割据状态，各自一如既往地管辖自己的地盘，只要形成表面的统一，在国内承认中共政权是中央政权，在国际上由中共政权来代表中国。国民政府方面提出的统一方案由于大陆的言论钳制，我缺少更多的资料佐证，难以做出自己全面的评价，但大陆中共政权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已经耳濡目染很久，今天看来，完全是不可行的。
首先，“一国两制”的方案，按照中共的解释，是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资本主义。你自吹自擂说你是社会主义，这就由着你去，你有枪，别人连嘴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台湾就是资本主义，台湾也没说自己就是资本主义，人家说自己是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就社会主义的“公正”特性来看，目前的台湾更象社会主义。所以，中共用自己的“主义”给别人扣帽子，已经不对了。
其次，中共政权在国际上代表中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在国内，中国从苏维埃割据开始就一直存在着两个政权，一个是国民政府政权，另一个是中共的红色政权，至今如此。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在台湾地区行使有效治权的中华民国却是一个主权在民的独立政权。主权在民，与所谓的主权独立是两码事。有独立的军队、外交、政府、立法、司法，所缺的只不过在联合国没有一个名分而已，而这个名分并不必然就归中共政权所有。所以，中共政权想把国民政府矮化为一个省政府的“一国两制”方案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一个小集团的阴谋。
第三，在“一国两制”方案中，中共政权拒绝与国民政府进行平等谈判，认为人家是一个省政权，没资格和中央政府进行谈判，要进行什么两党谈判，这是根本错误的，是违背现代宪政常识的，也是违背民意的。大陆要想和对岸谈判，也只能和对岸的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不能是某些政党私相授予。你可以在大陆通过暴力和谎言挟持民意，强做代表，但对岸的国民政府是民选政府，没有哪一个政党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去代表对岸民意，与你进行什么谈判。比如国民党，今天在台上，明天还不知道是否在台上，怎么与你谈判？显然不能。党派毕竟是党派，党派只能就这些问题进行协商沟通，而不能强奸民意。所以，一国两制中的两党谈判方案人们应该是坚决反对的，也必然是行不通的。
第四，“一国两制”方案淆乱国政。任何一国的中央政府都应该是民选政府，而不应该是党选政府，政府中每一个位子都有民众相应的授权方式。但是，邓小平表述的“一国两制”方案中，答应给对岸几个位子，一个是国家副主席，一个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个是副总理。请问，这算什么？这些位子究竟是公民选举还是又你中共首领来分配呢？如果对岸的人来竞选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和总理，怎么办？对岸的人过几年就换一届政府，你这中央政权能把对岸换来换去的人都容纳进来？答案不说了，因为答案背后的答案简直是无耻之极。
第五，“一国两制”方案包含严重的国民歧视。“一国两制”方案一方面把国民政府矮化为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给了国民政府很多的招安优惠，这表面看是国民政府和台湾民众沾了不少便宜，其实是吃了大亏，甚至大陆民众也是吃了大亏。如果“一国两制”方案落实，国民政府和台湾民众被捆绑在中共的专制战车上，不定什么时候就因为中共的倒行逆施而自取其祸，这是其一；既然是要解决统一问题的，那么统一以后的中央政权就要由两岸民众通过选票来决定，但中共的“一国两制”方案就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没有给台湾民众一张选票，这是其二；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但“一国两制”方案就台湾问题也没有给大陆民众一张选票，形成另一歧视，这是其三。所以，“一国两制”方案既歧视国民政府，又歧视台湾民众，也歧视大陆民众，这样一个方案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第六，邓小平说“一国两制”方案如果落实，就50年不变，又说，50年以后也不需要变。究竟说什么？到底变不变？如果永远不变，何必要说50年？如果60年后邓小平的“传家人”认为有必要变一变，那怎么办？所以，邓小平关于50年不变的说法，从安全上来讲也是不可信的，完全是一种无赖的说法，根本没有保证对岸民众的自由和民主。要想统一，要想保证对岸民众的自由，那就不仅要让对岸民众有选票选择自己的地方政府，而且要让对岸民众有选票选择自己的中央政府。只有选票里出来的政府才是安全的政府，才是保证人们自由的政府。
台独是中共专制的后果，也是“一国两制”政策的后果。蒋介石一生都在为“一个中国”而奋斗，但是中共并不能容忍他，更不会感谢他，而是时刻都在想着推翻他，甚至在肉体上消灭他。民进党的诞生就是中共当年为了反对蒋介石而鼓动出来的。早年民进党的活动经费，大半都是来自中共。李登辉早年曾经是共产党员，接替蒋经国总统大位后主导下台湾于1991年5月1日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终止了动员勘乱条款，结束了两岸的战争状态。当时正值全世界惩罚中共政权屠杀民众的严酷时期，而李登辉推动台湾民主和总统直选，危及中国大陆独裁体制，而成为中共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对其极力丑化和打压。于是，主张“一个中国”的李登辉被迫提出“两国论”，并且促成把政权交到民进党的手里。
中共政权正是因为对台湾民主思潮影响的高度恐惧，才一定要把民进党推到敌人的位置上，以堵住大陆民众要求民主的悠悠众口。而要把民进党推向敌人的位置，当然不能通过直接反对台湾民主，而最冠冕堂皇的方法就是制造台独，然后以反对台独来激起大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挡住台湾民主潮流对大陆独裁政权的冲击。反对国民政府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挤压国民政府和台湾民众的国际空间，在各种国际场合侮辱国民政府和它的代表，中共政权在一天天地激发台湾民众的愤怒，在推动台独。现在的情况是：台湾民众要求独立的呼声一年比一年高昂。不仅民进党为了执政追着台独的民意跑，连国民党为了执政也追着台独的民意跑，一个要“入联公投”，一个要“返联公投”。 所以，台独的民意是中共政权制造出来的。
拒绝放弃独裁，惧怕台湾民主，顽固坚持错误的“一国两制”政策，抵触一切民主统一方案，打压国民政府和台湾民众的生存空间，时而进行战争威胁，中共政权如此下去，只会使台湾民众离心离德，渐去渐远，当台独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又有那个政党能阻止台湾独立呢？所以，只有独裁者才是祖国分裂的罪魁祸首。如果有一天，祖国未能完成统一大业，真的分裂了，那么坚持独裁和坚持“一国两制”政策的那些人迟早会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