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过较长时间的人，很难知道叫做“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机构在什么地方办公，就连坚持数十年说道北京官场故事的“老北京”也难以找到这个机构。党系的中组部比政系的国安部还要神秘，国安部对外还有个牌子，但中组部却连个牌子都不挂。
久谙北京官场的人士开玩笑说：“中组部负责给人戴官帽，而中纪委专门给人摘官帽。”此一谑语，从一个侧面上说明中组部的权重，也就是说它的威力远在中纪委之上。尽管中组部的最高长官是政治局委员，而中纪委的最高长官是政治局常委。自从李源潮入主中组部之后，这个神秘的机构屡有声音发出，并每每与“储君”习近平的调门一致。如此，就更增加其神秘性与权威性。
李源潮对媒体大动肝火
二○○九年十一月末，中共对省部级干部大调整，胡春华与孙政才分别由省长与部长晋升为省委书记，此为最大看点。但是，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书记处书记孙春兰调去福建任省委书记，给全总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空间。全总作为群众团体本身就是个权力怪胎：一方面，全总主席由中共政治局委员出任，因此民间俗称全总为“副国级单位”；另一方面，这个“副国级单位”的权力实体独设的书记处，其第一书记是正部级；还有，全总副主席虽不是正部级，但一般也是中共派驻全总的党组成员之一。正是这个複杂的权力结构屡屡表现出怪异之举，广州大报《南方周末》（以下简称“南周”）以预测口吻报道：“据瞭解，全总第一书记，则可能由兼任全总副主席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接任。”
不料，此消息一出，让李源潮大为恼怒，认为媒体在干预中共的组织程序，更认为孙宝树凭王兆国的背景而搞“非组织活动”。就在南周报道的当日，十二月三日的新华网也刊发了简短得不能再简短的新闻：“据记者询问中组部新闻发言人：南方某报十二月三日关於全总第一书记接替人选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报道的题目则为《中组部发言人斥责媒体误报高层人事变动》。
南周对此严厉斥责并未作出任何回应，因为它并不是误报而只是称“据瞭解”，也是不确定的意思。此者，并没有违背媒体的工作流程，也未抵触职业道德，倒是李源潮暨中组部的过分举动让外界感到蹊跷难解。而知情人士则说：“李源潮巴不得有个批判媒体的机会，以显示其权威。”另外，中共对媒体的新一轮打压正在展开，如最高法院厉言：若对审理中的案件作负面报道，媒体将受到处罚。
中组部工作不好干
至於孙宝树个人，他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他虽然由全总副主席转任人社部副部长之后仍兼原职，并在二○○七年打击山西“黑砖？”过程中以联合调查组组长身份为王兆国卖了力气，但是，正是由於此举破坏了官场潜规则，他成了被排挤对象。人社部正部长尹蔚民是曾庆红系人马，比他年轻三岁，而在他与尹之间由河北省省长转任人事部副部长的季允石是正部级待遇。人事与劳动两部合成人社部，季排名当然在他之前。即便季允石因年龄界限在二○一○年九月退下，孙宝树出任该部正部长的希望仍然不大。
与习近平同岁的尹蔚民要在“十八大”时上一个台阶，必然要於近两年内去地方完整资历（到目前为止，其全部从政经历均在中央国家机关），如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并得政治局委员之衔。目前，这是一个较为流传的版本，因为现任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到二○一○年十一月届年退下；湖北是个大省，其书记有任政治局委员的先例，而湖北省委书记要升任政治局委员，又必以湖南省委书记卸掉政治局委员为先决条件。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进“十八大”常委概率非常大，但是时间要等到二○一三年初。
许多高官希望仕途“善终”
像尹蔚民这样的部级高官无不希望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给个好机会，毕竟李身有政治局委员与书记处书记的两个“副国级”职衔。而那些从地方实权位子退下来的高官，更希望能得到好的去处。据传湖北的书记罗清泉已经几次寻找与李源潮沟通的管道，希望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果真如此安排，罗则可以还有五到十年官重任轻的仕途“善终”期。
当然，对於高官的调整节奏不会是按部就班式的，急速调整是李源潮的一贯思路。他的主张得到了政治盟友令计划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胡锦涛与习近平的首肯。中办於二○○九年十二月初发出的《关於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意见》这份文件，就是由李源潮亲自起草、与令计划共同敲定后下发的。该文件“要加强对不胜任、不称职干部的组织调整”。此意味着有相当一批高官会不得“善终”，即卸任现职后不会有转任闲职的机会。
据悉，“南北二人”的政治败绩已被中组部列为重点解析对象──白恩培因云南屡发群体事件与迭曝执法丑闻，在年度考核中列为倒第一；张云川因河北毒奶事件有明显社会后遗症，在年度考核中列为倒第二。
组织权力向党外扩张
对於孙宝树任职传言之斥责突显出中共组织系统的控制力之强大，因为按照工会是群众组织之性质，其机构成员应由内部选举产生，中共能干涉的只是如何委派党组成员。过去，党控工会的情形一般是对外闪烁其词，亦不多涉及其人事变动。但是，李源潮是个重实体而不重程序的人，尽管他有法学博士学位。
中共的组织权力完全控制了工会这样的机构。李源潮主掌的中组部还要把权力向民营企业扩张，在江浙一带搞起了“富二代”培训，其中尤以他起家的江苏省搞得最欢，并且实施机构就是江苏省委组织部。对於培训规模达到千人的此次举措，社会舆论除了质问其必要性外，更有论者认为“富二代”收买了江苏省委组织部。亦有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并非是中共组织系统要收买“富二代”，恰恰相反，中共组织系统要通过此种方式敛财，实行变相卖官──经过培训后的“富二代”将被选送进地方党委或更高级的党委。换言之：李源潮的战略是将资本与权力的交换予以合法化包装。
江苏地方官员则辩解说：江苏大部分民企由国企改制而来，企业家对中共感情深厚，在此基础上要对“富二代”进行政治感情培养，云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富二代”并没有进入中共党委系统的愿望，因为他们弄不清当局是否会通过这种方式剥夺他们的财产。另一方面，经济领域大规模的“国进民退”更让民企后人对中共抱以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