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不免预测政局走向。对中国政治而言，人们总是关心政局是否会有突变。充斥着目前中国局势评估的方法都是从一些宏观经济社会指标出发，或者从中国尚无明显致命的挑战出发，或者从目前没有主要强势集团强烈地改变现状出发，从而预测二○一○年中国政局会继续保持稳定。然而，政治大变局从来不是对社会经济形势的静态分析和现有政局的趋势外推可以预测的。政治变革是在一定的社会危机情势下促进变革的力量与反对变革的力量之间的较量和冲突。把握二○一○年的政局走向，需要梳理中国总体政治形势和朝野政治冲突的态势及其发展趋势。
总体局势：政治冲突加剧
专家都知道，中国经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然而，一个威权政体可以採取各种方式在危机加深的同时推迟危机的爆发。如果没有恶性通货膨胀，即使发生房市崩塌，二○一○年不会因为经济引发政治危机。从金融危机中走出的中国经济会继续保持高增长率。
然而，在一个不好的政治体制下，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均衡增长会演变成社会不满和政治冲突的根源。二○○八年的奥运会是中国政治的转折点，邓小平模式带给中国的红利达到顶峰。其后，快速发展不再能抵消其造成日益增多的问题和痛苦。即使在奥运会前人们最乐观的时候，拉萨流血冲突、汶川地震和杨佳袭警案已经暴露出民心开始转折的迹象。二○○九年邓小平模式的畸形发展效应更加明显。一方面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上的所有问题继续恶化，民众更加不满，乌鲁木齐暴力事件、石首事件、邓玉娇事件、通钢事件，都是政治局势的重大指标事件。
可以说，中国政治是在暴力冲突的频率、程度和规模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进入二○一○年的。
执政当局：权力斗争激化
二○○九年，围绕中共十八大，官场上权争趋於恶化。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未能按惯例进入军委，突显胡锦涛不喜欢江泽民和曾庆红退休前的接班安排，并且可以主导十八大人事的日程表和佈局。接着，在以大阅兵为核心的六十周年国庆纪念活动中，江泽民整日站立胡锦涛旁边，力图稳住自己阵营，防止出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
十七大之后被贬到重庆的薄熙来为抢滩十八大，违反官场规则，操纵舆论营造个人形象，高调唱红突破改革开放所否定的旧意识形态，以公安打黑方式建立区域中的绝对权威，直接冲击中共原有的十八大人事佈局。
尽管后来中共高层紧急协商，共同採取措施补救外界印象，二○一○年各种明争暗斗将会更加激烈和阴毒。
民间运动：政治日趋成熟
八十年代的自由民主派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及随后的政治清洗中遭到沉重损失，不仅党政系统而且民间社会中的领军人物都被镇压，整个九十年代，中共执政当局几乎没有面对什么有威胁的政治反对运动。海外民主运动走向低潮的同时，大陆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尚未发展起来就被镇压和控制住了。一些经济改革中受到损害的底层民众的反抗运动虽然激烈，但并没有与政治挂？。
二十一世纪之初，为解决日益严重的问题，各种独立的民间运动出现，如维权运动、地下教会运动、环保运动、独立中文笔会运动、党内异议运动、基层选举运动、底层民间抗暴运动、信访运动、网络公民运动等。这些民间运动最初都採取政治脱敏化的策略，不仅是躲避政治迫害，而且他们大都认为，中国需要专业活动进行渐进政治改革。他们认为民主运动主张直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太激进，不现实。然而，数年来专业努力，不仅没能通过专业活动推进政治改革，而且专业尊严和规范甚至专业人员的安全都不能得到尊重。这些民间运动的领军人物逐渐认识到，没有宪政民主制度平台，专业活动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二○○八年年底，三百零三位来自各领域的领军人物联合发表《○八宪章》，呼籲中国进行宪政改革。这表明，中国民间运动在一个政治纲领下联合起来。《○八宪章》发佈前夕，中国政府抓捕主要负责人之一刘晓波和张祖桦，并以各种形式问讯所有第一批签名者。二○○九年，中国政府与《○八宪章》群体展开一场博弈。中国政府的镇压姿态没有威慑住《○八宪章》群体，没有一个人在威吓下宣佈退出。而且，签名者在○九年岁末已突破万人。终於，中国政府在二○○九年圣诞节判处刘晓波十一年有期徒刑。这一举措立即激怒了整个民间运动。
二○一○年初，后八九中国民间运动政治上已经成熟，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有自己的政治领袖。此后，将会更积极地推动中国政治改革。
结束语：大变前夕
人类政治转型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告诉我们，民间运动高涨会加剧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一斗争迫使某些派别有意识地打开体制，动员民众支持，这会诱发民间大规模政治风潮。在其压力下，高层会分裂，政治转型将会出现。二○一○年将是酝酿转型的关键年份。这是走向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关键一年。今日的中国呈现出类似清末的複杂政局，大变前夕，各种力量异常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