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转型即政治体系的民主化，一般遵循威权政体的崩溃、民主政体的创设、民主政体的巩固三个序列阶段。韩国政治转型较为完整地遵循了这样一个民主化的序列范式。经由民主化转型而实现民主的韩国，其民主政体的巩固正处于由消极巩固向积极巩固的转进过程中，这期间既要求宪政结构的优化，更要求建构起对新的民主制度起支撑作用的政治文化。市民社会可以提供这样一种介于并融通个人与国家两个政治主体的中间阶层和文化支持。

政治转型是一个涉及起点和结局的有关制度变迁的过程，即政治体制形态由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经由民主化转型而实现民主的韩国，其现行的民主政治只是一种“权宜性的制度妥协”（contingent institutional compromise），确立并实现一种能够长效维持和保证政治精英的基本权益的制度化（宪政结构）安排是未来一段时期韩国必须克服的国是难题。

一、威权政体的发生及其自由化

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是介于极权政体（totalitarian regime）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较温和的专政体制。当代威权政体分为军人官僚威权体制、动员式威权体制和后极权式威权体制三种类型，其中军人官僚威权体制最常见。[1]奥唐奈运用“历史结构分析”（historical structural analysis）提出了官僚威权主义的“发生模式”。他认为，当传统官僚无力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瓶颈，而此时不满的社会阶级高度动员，当政府对社会容忍所要付出的成本提升到明显高于压制成本时，以“压制阶级，提升政府能力”为号召的官僚威权政体就会出现。[2]朴正熙政府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发展经济的渴望以及对腐败低效的文人政权的不满是其政变主因。朴正熙上台后确立了权威统治的政治模式和“经济第一”的发展战略，国家资源被全部调动并集中于产值增长和出口扩张。在“理性、效率、安定”的诉求下，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在韩国应运而生。

自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后的30余年中，除崔圭夏的短暂统治（1979－1980）外，韩国一直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掌权。军队成为不仅有效控制其内部体系，也对国家机构中非军事领域保有强大影响，甚至足以形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权力主体，军人干预习以为常。这是典型的军人官僚威权体制。韩国的军人官僚威权体制展示了一个“政治高压，经济成长”的新的发展模型，其逻辑是：威权政府的强力控制，能够牵制现代化所引起的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制造稳定的政治环境；政治稳定可以抑制工会任意抬高工资水平，以保持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吸引外资进入，故有利于经济成长。[3]奥唐奈认为，这是由军人官僚威权体制的特征决定的：国家的社会基础是上层资产阶级，他们具有强烈的寡头和跨国性格；强有力的专家和经济官僚在制度上举足轻重；极力追求国际化的经济成长和吸引外资模式，不惜以高压维持秩序和扭曲资源分配；政治上具有极端的“排他性”，即剥夺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的基本公民权，经济上排斥大众部门；把政经议题“非政治化”，强调以中立、客观的“技术”和“理性”标准来处理问题，任何诉诸“阶级”或“正义”的要求都被视为不合理，有害秩序与经济规范化；关闭民主表达路径，只向军人或企业寡头开放。[4]这种权威统治使韩国推动经济成长和社会转型的同时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与政治的非均衡和不协调成为此后其政治危机乃至当前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

韩国权威统治自由化的声音可以追溯到1979年10月朴正熙的遇刺身亡。由于军队强硬派的干预以及权威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致使权威统治的自由化一度搁浅。1985年2月举行的第12届国会议员选举，使新韩民主党一跃成为最大的在野党。选举之后，权威统治集团就大选结果和执政党（民主正义党）的前途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这加速了党内顽固派与改革派的分裂。新韩民主党的崛起使朝野间由原有的强力与顺从转变为直接的对抗关系。

1986年9月朝野协议改宪陷入僵局，反对派举行的集会和游行演变为全斗焕上台以来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时间最久的一次政治斗争，史称“六月抗争”。这成为推动韩国从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直接导线。随着民主化运动的高涨，权威统治当局的压制成本开始超过其承载能力，美国的支持使改革派的地位逐渐稳固，采取主动作为的安全系数大增。1987年6月29日，执政党中改革派代表卢泰愚发表著名的“八点民主化宣言”，通过满足反对派的要求制止了民众运动。朝野势力的联合最终导致韩国威权体制的崩溃，由此扣动了韩国政治转型的引擎。

二、民主制度的创设与政治妥协

韩国政治转型是以威权体制内部改革派的全面妥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也称为“逃避型的民主化”。[5]它首先以“民主化宣言”放弃权威主义统治，进而通过朝野谈判与协商建立新的民主体制，主要是修改宪法和规范选举。[6]

（一）修改宪法

韩国成立后，虽制定了“一部自由色彩很浓的民主宪法”，其中包括广泛的公民权利条款，并实行三权制衡，但由美国移植到韩国的民主制度很快步入畸形发展，始于1948年的“民主试验”最终失败。1987年10月，韩国国会通过了新宪法修正案。这是第一部在朝野间达成正式协议的基础上修改的宪法。新宪法除在序言中强调民主建国的理念外，其最大变化是规定总统由直选产生，任期五年，不得连选连任，并取消了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和解散国会的权力。另外，新宪法恢复了国会的国情监查权，并赋予其对大法院院长和大法官任命的批准权；进一步扩大公民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包括建立政党和选举的自由等。新宪法的颁布为政治转型中的韩国创设新的宪政体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

（二）规范选举

通俗的理解，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自由和定期的选举产生，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1987年12月16日举行的第13届总统选举实现了战后韩国政治上政权的首次和平交替，这表明韩国的政治转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大选中，参选各党不得不体现出鲜明的民主取向，大都通过公平、合法和正当的途径宣传政治纲领；各种暴力和舞弊事件大大减少，投票率甚至达到80%，这在韩国是空前的。[7]

1988年4月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民主正义党成为战后韩国第一个执政的少数党。这次选举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选民的制衡意识逐渐成熟，希望国会对制约总统发挥一定的作用；二是国会的作用能够得到较充分的发挥，“朝小野大”的格局有助于在转型时期培养民主政治所必须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素质；三是加快了清除权威主义的步伐，三金（金泳三、金大中和金钟泌）及其领导的反对党在国会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消除全斗焕及其亲信对新政权的影响；四是促进了新生代政治家的成长，这为韩国政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培植了民主巩固的基因。[8]

三、宪政结构的优化与政治文化诉求

一般说来，民主的巩固（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就是将在威权政体崩溃以及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临时性政治安排、审慎的规则和随机的解决问题方式，转变为政治家与公民自愿接受和信赖并日常践行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的过程。普里德汉姆把民主的巩固区分为消极巩固和积极巩固。消极巩固是解决转型阶段的遗留问题，消除、抑制或降低对民主化的严峻挑战。当反体制（anti-system）的集团与个体的存在和影响在数量上或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时，也就实现了消极巩固。积极巩固更强调“态度”——民主价值在精英与大众层次的灌输，这要求重构对新的民主制度起支撑作用的政治文化。[9]

韩国的民主巩固在卢泰愚继任总统后得到了推进，历经金泳三和金大中两届文人民主政权，转型阶段遗留的大部分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从卢武铉开始，民主巩固步入由消极巩固向积极巩固的转进。宪政结构的优化问题日益突显。

韩国宪法自1948年7月颁布实施以来，前后修改多达9次，每次修宪的中心主题都是关于明确宪政体制，即究竟是建立总统中心制还是责任内阁制的问题。宪政体制不稳一直是韩国民主政治中的突出问题。在第一部宪法草拟期间，起草委员会的初衷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迫于李承晚“个人要求”的压力，不得不删除有关内阁制的所有条文，代以总统制。这部宪法赋予了总统无上、广泛的权力，就此埋下政体争论的伏笔。1987年10月“第六共和国”宪法通过后，修改宪法以实行责任内阁制的要求也从未停止，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

金大中曾提出相当细致的“修改宪法，改革政体，完成由总统制向内阁制的过渡”的施政举措，其轮廓是：总统是国家的象征，经与多数党代表协商指定首相候选人，对首相和大法院院长行使程序上的任命权，对主要公务员的任命行使确认权；在第15届国会任期内，总统选举由直选改为间接选举；首相是行政首脑，决定国家政策方针，有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解散下院、任命公务员等权力，同时是三军统帅；国会由上下两院组成，上院议员按市、道选举产生，任期5年，在下院解散时，应首相要求召开会议；下院议员分小选区议员和比例议员，任期4年，有选举首相及提出不信任案的权力；国会拥有立法权、预算审决权、缔约权、宣战权、国政调查权、弹劾权。这一构想限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卢武铉恢复总统权力后选择李海瓒出任总理，可谓隐有推行分权型责任内阁制的意含，李海瓒也以前所未有的“实权型”总理形象临政，协助卢武铉度过“第二执政期”。客观的讲，这种政体上的重大变革短期内尚难行通。韩国学者金浩镇认为，虽然理论上内阁制比总统制更好，但从韩国国情的适合程度来看，至少在目前，总统中心制是理想与现实、民主性与效率性能够取得调和的最好的政府形态。金泳三认为，对处于南北紧张和对立状况的韩国说，总统制最为合适，它能发挥高效的指导力。实行内阁制可能导致政经勾结、腐败复燃，“派阀政治”会造成民主主义的严重倒退。

有学者将当前的韩国民主政治称为“委任制民主”，即核心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在通过委任产生的政治领导人手中。政党和国会只是整个权力体系中的次要部分。这是一种仍残留着权威主义影响的“发育不全的民主主义”。而韩国政党存在数量众多、变化频繁，个人化程度高、制度化程度低，地域色彩浓厚、国家主义淡漠等先天缺陷。卢武铉上台后，大力推行“市民社会”运动，就是希望以此革除韩国政党政治的陋习。其实，政党和公民团体正是参与甚至是决定未来韩国宪政体制选择的关键角色。

当前，韩国创设的只是基本的民主体制框架，而民主政治的成熟和完善必然包括民主价值和民主原则在精英与大众层次的灌输，并体现于整个政治过程及公民的日常政治行为中。市民社会（citizen society）可以提供一种介于并融通个人与国家两个政治主体的中间管理阶层。在市民社会中，存在许多身份和利益各不相同，并对国家（甚至政党）保持独立性的社会单元，它们能够限制统治者的武断专横行为，也不会让决策者承载更多的要求而使整个体制难以管理，同时在客观上发展出一种庞大、特殊的民主表达和干预机制。这不仅能够自下而上的推动韩国宪政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也有利于形成一种新的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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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胡安·林兹。极权与威权政体[A].政治科学大全（第三卷）[C].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398.

[2] Guillermo O‘Donnell.Modernization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M].Berkeley：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3.p89－90.

[3]孙代尧。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J].政治学，2004，（1）：62.

[4] Guillermo O‘Donnell.Tensions in the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State and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A].David Collier，eds.。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C].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292－293.

[5]（日）武田康裕。政治民主化的决定与构造[J].（日）亚洲研究，1996，（42）：19.

[6]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1－122.

[7]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4－131.

[8]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31－135.

[9]欧阳景根。民主巩固的序列分析模式[J].社会科学，2004，（3）：43.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