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日晚，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生张灵飞在笔者的博客中国专栏（http://vip.bokee.com/name/zhangyaojie）留言：“泣血控诉：父亲惨遭杀害19年，杀人凶手逍遥法外且成百万富翁，招摇过市。占用一点您的时间和空间，请指点。”

看到留言及控诉材料后，笔者立即通过电子邮件与张灵飞取得联系。从这位相差16岁的河南小同乡身上，笔者再一次感触到中原文化的野蛮邪恶，以及政府当局渎职枉法不作为的政治生态。

一、19年前的杀人血案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为仰韶、龙山文化发源地之一。在漫长的地质时代，经历了海洋、陆地、浅海、冰川、海湾、内陆湖沼、陆地等沧海桑田的变化，形成了两山（伏牛、嵩山）夹一川、汝水流中间的地理格局。早在100万年前，这里就有了先人活动的踪迹，是中国大陆仅次于云南元谋人的最为古老的人类遗址所在地。

据历史传说，三皇五帝时期，汝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轩辕黄帝在新郑称帝后，曾带人两次到汝州西部的崆峒山，向广成子求教治国和养生的道理，并且把当时最富饶的汝河流域，封给他和正妃嫘祖的第二个儿子昌意。昌意的儿子高阳，在黄帝死后继承帝位，就是五帝的第一帝颛顼。颛顼死后，让位给大伯玄嚣的孙子高辛，为帝喾。喾死后传位于儿子尧，尧继位后打算让位给贤人许由，许由避让至汝州北部的箕山下。尧之后让位给颛顼的后人舜。到了夏朝后期，建都于今汝州杨楼樊古城一带的霍国强大起来，成为夏西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汝州也因此成为霍姓发源地。在商汤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革夏朝之天命的过程中，霍候站在了商汤一边，霍国西南部的高士伊尹成为商朝宰相，为商朝的改朝换代立下汗马功劳。

临汝镇位于汝州城西约30公里处，因临近北汝河而得名。境内有古迹崆峒山、广成阁遗址（即为广成子修道之处），矿产资源主要有煤、温泉、铝矿石、石灰石等。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和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并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丰衣足食、安乐祥和的幸福生活。以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神圣名义一个轮回接一个轮回逐鹿中原的改朝换代和暴力革命，反而铸就了河南人欺强凌弱、欺软怕硬地热衷于内斗内耗的变态人格。于是，在1988年3月8日，汝州市临汝镇彦张村发生了一起同姓之间血腥打斗的杀人血案。

张廷义一家和张福禄一家，都是彦张村人多势众的大户，世代相邻积累下来的不单单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乡情，同时还有因生活琐事而酿成的长期积怨。这一天上午，张福禄的大儿子张未有和三儿子张三有，未经张廷义的二儿子张京章同意，擅自在张京章宅基地内刨挖树木，张廷义的四儿子张虽章上前阻拦，双方因此发生口角并进行撕打，被闻讯赶来的张廷义及旁人及时劝阻。

当天中午，张福禄从菜园村找回次子张现有，接着带领四个儿子张未有、张现有、张三有、张群有，在张廷义的大儿子张进章的家门前叫骂。张虽章闻讯后，摆脱妻子马八鸽的阻拦再次上阵。张福禄手持砍刀高声喝令四个儿子：“打吧，打死人我抵命！”一场群体斗殴由此开场。

打斗过程中，先是张三有用匕首把恰好路过的张廷义的三儿子张三章刺伤。接下来，张现有、张未有及张现有之妻梅娃扑向张虽章，张虽章被打倒在地后，张未有按住他的头，张现有之妻按住他的腿，张现有用膝盖压住他，用从张三有手里拿来的匕首猛刺张虽章的腰部。等到众人将他们拉开，张虽章已经满脸冒汗、面色苍白。家人将他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二、公权力的渎职枉法

诸如此类的民间争斗，在聚族而居的中国乡村时有发生，在河南农村更为残酷。我的朋友郭宇宽，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以“咬同类却不咬人类”的比特犬来形容国人：“为什么中国人的性格如比特犬一样难于琢磨？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在外人面前承认，我们常常表现地懦弱而又野蛮，聪敏而又麻木不仁，自私而又缺乏主见，要面子而又无耻，凡此种种不可理喻之处，前贤之述备矣。但是什么力量使中国人成为这样？当今中国几乎一切的问题往根子上看，都是政府的问题，但为什么这样的政府能够一统天下，那就是国民性的问题，究竟是这样的政府塑造了这样的人民，还是这样的人民成就了这样的政府，则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近代以来有识之士从郭嵩焘到鲁迅无不意识到国民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认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兴盛要靠国民的觉悟和奋起，但他们的认识中把国民的劣根性归于后天的教育培养和社会熏陶。而我观察研究比特犬所获得的启发，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思考却告诉我，这种劣根也许已经嵌入这个民族的基因，仅仅是想到这个念头便让我自己都觉得恐惧。”

需要说明的是，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乡村社会里，尽管总是发生“兄弟阋于墙”的内斗内耗，自有乡绅和族长出面调解以寻求妥协。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摧毁打倒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力量，而代之以一党专政的党支部绝对控制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却从来不提供积极主动的公共服务。即使在号称村民自治的村委会成立之后，村委会也习惯于对村一级的党支部和更高一级的乡镇党委承担责任并提供服务，而不习惯于为弱势村民提供公共服务。

笔者于1964年出生于离汝州市100公里左右的河南省禹州市农村，尽管笔者父亲的死于车祸与张灵飞父亲的死于凶杀略有不同，笔者所遭受的苦难与相差16岁的张灵飞所遭受的苦难，完全是如出一辙。在笔者的童年记忆里，除了挨饿挨冻、饥寒交迫之外，最为刻骨铭心的事情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或批斗一群“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大会，或批斗某一个“地、富、反、坏、右”的小会。这些遭受批斗的“地、富、反、坏、右”中，总会有笔者的伯父、因为中共当局镇压一贯道宗教案而被判处过死刑的张文义的身影。在小会上领头呼喊“打倒张文义”之类政治口号的，又总是笔者的大伯父的儿子、生产队会计张玉申。在那个年代里，由一党专政的公共强权直接操纵的人斗人、人咬人、人吃人的“阶级斗争”，成为所谓的“人民公社”最为重大的政治使命。

张灵飞虽然出生于已经不再天天讲“阶级斗争”的1980年，河南人恃强凌弱、欺软怕硬的内斗内耗，以及一党专政的公共强权不提供公共服务的政治生态，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据张灵飞回忆：“父亲是名矿工，他特别爱干净爱劳动，家里有他的时候总是干干净净的，水缸总是满满的。父亲力气特别大，能吃苦，干活不惜体力。父亲节俭是出了名的，到农田里干活总是赤脚干，怕磨坏鞋子。父亲对长辈特别尊敬，对小孩特别爱护，经常帮孤寡老人挑水，别人家需要帮忙只要叫到他，他马上放下自家的活去帮别人。父亲为人直爽、仗义，爱帮弱者打抱不平，村里有人受欺负也会找他调解。……由于父母乐于助人，村里人和我们关系都很好。连杀害我父亲的仇人第一次外出做生意的钱都是向我父亲借的。”

话虽这样说，张虽章在家族纷争中不是诉诸于谈判妥协而只是诉诸于暴力打斗，足以证明他的不文明和不理性。张现有杀死张虽章，其实只是在丧失理智的颠狂状态下的过失杀人，而不是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笔者是坚决不同意对于民间斗殴中的杀人凶手实施以命抵命的极端惩罚的。问题的关键是，惨案发生后，应该通过公共权力的积极介入，为受害人及其家属提供公平公正的法律正义和人道救济。然而，在张廷义一家和张福禄一家的打斗过程中，代表公共权力的汝州市临汝镇彦张村的村委会和党支部，并没有适时出现并且发挥作用。汝州市公安局人员接到报案后，虽然赶到现场将张三有的匕首、张现有被张虽章扯掉的纽扣及毛发等证物取走，并将张福禄、杀人凶手张现有抓获。他们随后所表现出的，却是有权钱交易之嫌疑的渎职枉法不作为：五天后张福禄被释放。十五天后，杀人凶手张现有也被释放。

张虽章的妻子马八鸽，为此找到时任汝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陈双林。陈双林先是说畏罪潜逃的张三有是杀人凶手。面对马八鸽一再声明张现有是杀人真凶，他又改口说：“把真凶张现有和主谋张福禄放回去。是为了让他们去找逃犯张三有！”

1988年6月，三位自称平顶山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找到马八鸽，将带来的回访表念给她听。当念到张未有搂住头，现有搂住腰，三有用刀子捅时，马八鸽立即纠正说：“用刀子捅死我丈夫的是张现有！不是张三有!”念回访表的人解释说：“这不要紧，谁是谁不是，不做决定，上级下个通辑令，将张三有抓住，如果不是他杀的，照样枪毙张现有，你如果不签字，不按指印，上级就无法解决。你按了指印就能解决。”

马八鸽是个文盲，一听说按上手印就可以解决问题，流着眼泪用颤抖的手按了指印。这样一来，畏罪潜逃的张三有便顶替张现有成为凶手。五年之后，离家避逃的张三有回到彦张村，汝州市公安局并没来把他绳之以法。同样参与凶杀案的张未有，更是一直逍遥法外。按照张灵飞的说法：“陈双林放走杀人凶手张现有后，我家人问陈双林：‘你们为什么把凶手放了？’陈双林欺骗我们说：‘谁说把人放了？!杀人犯谁敢放？！’我家人说我们亲眼看到凶手已被放了。陈双林恼羞成怒，大发雷霆，喝斥道：‘人是我放的，我姓陈，叫双林。你们想告可以告我，告到省里、中央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过来封信件，最后还得我来管！媒体报道我也不怕！’……有一次，我母亲，一个失去丈夫、失去依靠的农村弱妇，带领我及我弟弟妹妹去找陈双林，陈不但不同情，竟丧心病狂地说：‘以后到我这来不许带孩子，带孩子不接见，再带孩子来，我就对你们不客气！！！’”

三、张灵飞的苦难人生

父亲的突然死亡，带给张灵飞一家的是灭顶之灾。8岁丧父的张灵飞，在《我的辛酸史(父亲被杀带给我家人的苦难和辛酸)》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苦难人生，现予摘录：

父亲被杀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所有的幸福生活都成了记忆中的往事。我们家不仅吃不到白面了，很多时候连顿饱饭都吃不到；不要说吃猪油了，连盐巴钱有时候都是借的；不要说新衣服了，破旧的衣服连冬天的寒风都抵挡不住；不要说电视机了，连照明灯都舍不得用。房屋年久失修掉下的土经常会砸到人。碰到村里的老爷爷老奶奶们时，他们总是一句话，没爹的孩子太可怜了，孩子呀，好好上学呀，上成学就行了！

小学在家吃饭，还可以不挨饿。永远都是玉米粥，硬的像石头的馒头，蔬菜是我全家过节时候才能吃到的。衣服没有一件是新的，都是亲戚们看我们可怜送给我们的。冬天的时候，我最渴望得到的就是一件毛衣，小学的时候我没有毛衣穿，初中的时候我没有毛衣穿，高中的时候我终于有了一件表姐送给我妈的上面织着葡萄的女式毛衣，直到上大学我才有了一件自己的十几块钱的毛衣。脚上穿得永远都是那双露着脚趾的破靴子，有一段时间我晚上睡觉老是觉得脚痒，再后来就是脱鞋的时候疼，疼得脱不下来的时候就干脆穿着靴子睡觉。后来妈妈发现了，就强行脱我的靴子和袜子，结果，脚上冻坏的肉带着血都下来了，可能是麻木了，我竟然不太疼。妈妈看到这情形又到我父亲的坟上大声痛哭了一场。

上初中的时候，我离开了村子，到镇上读书。由于我身小力薄，脾气倔强，独来独往，尽量不和别人说话，本以为没人打我了，可想不到的是，偶尔竟然也有人故意找茬欺负我，打我。我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我没有靠山，没有人保护我，我也不敢告诉母亲，只好独自一个人在黑夜里，找个没人的地方声嘶力竭地呼喊我那永远也见不到面的爸爸，毫无顾及地放声痛哭。初中食堂的伙食永远都是开水煮面条，唯一的调味料就是盐巴，偶尔也会有酱油。但就是这样的伙食，吃饱也是我的奢望，因为我只有那点可怜的粮票。初中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同学们刚从家里回来的那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有些同学会从家里带些咸菜。一般情况，在吃饭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吃，尽量避开有咸菜的同学。但有时候也会碰到他们，这时他们会热情地让我一块吃，我禁不住诱惑，挡不住同学的盛情，会微笑着开心地吃一点。

为我上高中付出代价最大的是我的妹妹，由于家里穷，妹妹初中就辍学了。妹妹小小年纪就出去打工。从妹妹十几岁出去打工一直到我考上博士，妹妹一直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在这里我要深怀愧疚地感谢我的妹妹，她牺牲了自己的前途从而成全了我。

97年我考上了昆明理工大学。当时每年要交2000元的学费，虽然有我妹妹打工挣钱支持我读书，但毕竟她的工资很低，家里实在太困难。后来，我弟弟也辍学了。弟弟妹妹的辍学给我的打击很大，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辍学就意味着这一辈子完了，没什么前途了。

我在大学里做过家教，做过送货员，做过宣传员，做过派发员（我派发过宝洁公司的很多东西，包括现在市场上卖的香皂，洗澡用具等）。我跑遍了昆明的大街小巷，昆明大多数的小区我都进去过，有时候大中午又累又渴又热又饿，但不舍得在外面吃饭，不舍得在外面吃一块西瓜，不舍得在外面喝一瓶矿泉水，甚至有时候干活的时候一天也只吃一顿饭，因为我的钱是有限的，我花钱得计划着花，免得哪几天没钱买饭吃挨饿，我实在是饿怕了。

听同学们说，云南某大学的杀害几个同学的马家爵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监狱里的囚服是他一辈子最新的衣服；监狱工作人员给他喝的可乐是他那一辈子第一次喝的可乐；一年中大多数的时间都穿着拖鞋；甚至一年中只穿一套衣服，有时候没衣服穿就不去上课；早上尽量起床起得晚些，一天就可以只吃两顿饭，省下一顿饭的钱；一年到头，甚至冬天0度左右的气温都洗冷水澡，不是觉得洗冷水澡舒服，不是本身就喜欢洗冷水澡，不是觉得洗冷水澡可以锻炼身体所以要洗，不是不知道洗热水澡比洗冷水澡舒服，说白了，就是洗冷水澡不要钱；尽量不出去逛街，因为没有体面的衣服穿，也没多余的钱去买衣服；尽量不去打球，因为打球会扯坏衣服，会磨坏鞋子，会让人饿得快；尽量不和女生说话，不和女生交往，见到女生就脸红，为什么？难道我们不是男生，我们没有跟女生交流的愿望！不是不想，是害羞，是自卑，是不敢。衣服都没得穿，还想干什么！所以我26岁以前从没牵过女生的手。马家爵的事情有些人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我相信，因为这样的生活除了监狱里的我都亲身经历过，我也看到我的同学像我这样生活过，甚至现在像我这样生活着的人还有不少。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一个字，穷！！！

四、博士生控诉杀父血案

张灵飞于1997年考取昆明理工大学，2001年获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学士，2004年获计算机应用专业硕士，2005年起攻读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学位。他在谈到马家爵时，也谈到了自己不幸中的侥幸：“我的幸运在于在我走过的这条路上我碰上了足够多的给我关爱的老师、家人、同学和朋友；我的幸运在于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国家、政府、学校给过我许多经济上的帮助，我获得过多次国家助学贷款，红河贫困助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等；我的幸运在于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是公费，不交学费，不交住宿费，每月还发218元生活费；我的幸运在于我碰到了很好的导师。如果没有这些无私的帮助我也走不到今天。”

2005年8月10日，刚读博士半年的张灵飞，利用暑假向当地公安机关反映被拖了近18年的杀父凶案。时任汝州市公安局长的冻小东，在接到控告状后批示道：“请张局长、刘主席安排，查清案底，依法查办。”

张灵飞找到刘亚哲主席，刘安排刑侦队长肖治国负责办案，他们当时的态度都很积极。然而，张灵飞半年后再次找到刘亚哲时，刘告诉他案件已转到副局长张建国手中。张灵飞找到张建国，张建国召集肖治国等6人听取张灵飞介绍案件情况，他一方面嘱咐张灵飞注意保密，一方面当众让肖治国马上抓人。肖治国说：“卷宗都找不到，怎么抓人？”张局长重复道，“抓人，赶快抓人再说！”

几个星期后，张灵飞打电话给肖治国，肖依然在强调：“卷宗都找不到，怎么抓人？”张灵飞问：“啥什么时候能找到？”肖说：“哪不好说。”张又问：“哪怎么办？”肖说：“啥时候找到啥时候再说。”

2006年8月，张灵飞再次利用暑假来到汝州长市公安局，公安局长已经换成温局长。温局长说：“以前公安局办的案，你不能怨我们呀。”

温让张灵飞到控申科写信访材料，说三个月内给书面答复。三个月后，张灵飞打电话给肖治国，肖回答说：“控申科没让我写书面答复。”张灵飞说：“控申科科长打电话给你让你写书面答复时，我就在他旁边。”肖说：“卷宗都找不到，咋写书面答复！”

张灵飞请肖治国队长重新立案，肖说：“没有证据没法立案，光凭你们说的没法立案。”张说：“哪你们就去找证据呀。”肖说：“怎么找呀？这么多年前的事了。”

事情至此再一次陷入公共权力渎职枉法不作为的死结与僵局之中。这其中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张现有已经成为百万富翁的权钱交易！2007-4-6 上午11:11，张灵飞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时表白说：“我连我们哈工大校长都找了，他写了两封信给河南省领导。正等回音呢。我父亲被杀这事，我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捅大，这事关我将来一辈子能不能抬起头来的问题。再说句大言不惭的话，这事跟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不完善有关，跟中国的司法不独立、（不）公正、（不）公平、（不）正义有关。我现在是有后顾之忧呀，家有老母，弟弟，妹妹，要不然我早豁出去了，也不会拒绝国外媒体的采访了。我压抑了19年了呀，特别是这几年心里特难受。我尽量讲策略，尽量用常规手段去办这事。”

正是为了把事情“捅大”以寻求“尽量用常规手段去办这事”，病急乱投医的张灵飞，于2007年3月12日在博客中国开设“飞宇博客专栏”（http://nickzhlf.vip.bokee.com），在新浪网开设“飞宇的BLOG”（http://blog.sina.com.cn/u/1281969942），先后贴出《哈工大博士生之父被百万富翁杀害，河南汝州公安19年不抓凶手，请关注！》、《求教，给温家宝总理写信的地址该怎么写？》、《想写给公安部长、厅长的信，请指正！》之类的网络文章。

虽然张灵飞的博客专栏访问量很小，却也赢得了一些善良人的回应和声援。楚天舒先生于2007-03-24 21:58:15留言说：“深表同情，也特别的愤慨！你一定要加紧申诉，20年的期限前只要公安、检察立案了就不会过期的。早些写一个正规的申诉书送检察院和公安局。还有尽量多与媒体记者接触，国内国外的其实都不是问题，只要事实清楚就行，现在全球化了，不要怕什么。我有些记者朋友，会尽量要他们关注，新京报和南方周末都有熟人。我也会一直关注些案，祝你成功。”“李振平博客专栏”于2007-04-01 22:54:26留言说：“我转载了你的呼吁书，希望能够帮助你赢得公正。”笔者也通过电子邮箱，把张灵飞的相关材料转发给了许多媒体记者和维权律师。

从现在算起，距离2008年3月的20年诉讼时效只剩下11个月的时间。在笔者看来，张灵飞一家能不能够在这11个月里，从政府当局渎职枉法不作为的公共权力那里讨回一点人权与公道，首先应该取决于国际社会的人道声援和舆论压力。

2007-4-18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