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期《探索》的发售成功使得我们有些飘飘然，我们决定第三期印量迅速增加到两千份。资金与技术上都可以保证其完成。
我们每期都在改进，每期都在提高。第一期印刷质量极差，第二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用蜡笔刻字要花费很多时间，随着印量的增加，刻字的工作量也会加大，刻字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刻浅了印出来的字迹不清楚，刻深了印不了几张蜡纸就破，一个专业刻字员，一张蜡纸也只可以印刷一百张左右，两千份探索每一页所需蜡纸就要二十张，第三期约二十页，总共所需蜡纸四百张。这样大的工作量，马文都一人显然无法完成，即便他当时已经具有了相当专业的水准也无法胜任如此大的工作量。马文都建议我们可以买一种可以用圆珠笔代替刻笔的蜡纸，它的使用非常简单，只要像写字一样写在蜡纸上就可以印刷，只不过每张的蜡纸要比一般蜡纸稍稍贵些。经过商议决定：双管齐下，使用两种蜡纸印刷。我承揽了一部分可以用圆珠笔写字的蜡纸的准备工作，不过我没有自己去做，而是交给了我的一个同事朱蔼茹，她的仿宋体写的很好。我考虑到可能的危险会伤害她，也练了几天仿宋体，在进去后始终没有说出她的名字，只承认是自己写的，好在提审也相信了。马文都为第三期的出版发挥了很大作用，版面的设计是他完成的，他的设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
第三期的内容丰富了许多，探索以外作者的文章也出现了，可惜手头没有资料，具体作者是谁及文章的内容也没有了印象，只残存，模糊的记住了魏京生的一篇《二十世纪巴士底狱——秦城一号监狱》及\”大赦国际对海峡两岸做的一份调查报告\”。说明记忆的模糊就是不敢确定以上两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第三期上，也许是第二期发表的。
参与第三期印刷的人也多了起来，除了探索的魏、杨、路、刘外还有于义、马文都、青岛某理发馆的一个女士等人参与。青岛的那位女士多才多艺，除了热衷于\”革命\”，还经常谱曲作歌。记得有段歌词叫作“彼岸”。当年还有不少人传唱。由于她经常出入魏京生家，提审问起我：\”他们什么关系？\”我答：\”魏京生有女朋友，他们只是一般关系。\”私下，我暗道：我怎么知道他们什么关系？当然，也有莫名其妙的人光顾魏京生家，有一个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就十分可疑，他自称工作单位就在魏京生家不远的一个厂里上班，魏京生私下说，那个厂子有熟人，一定要查查他的底细。也许魏京生太忙，也许因为不久魏京生就进了监狱，反正那个\”可疑的人\”没了下文。
《探索》第三期的发售很令人失望，两天只卖出不到五百份，哄抢的局面似乎在一瞬间消失，让我们有些反应不过来，摸不清头脑，找不着北。第一期，人家反应文字不清，我们改了，第二期人家反应印量少，我们改了，第三期我们自以为做得完美，为何却卖不出去？看着厚厚的一摞杂志，我的心在滴血，为了它，魏京生没了工作；为了它，我失去了恋人；为了它，我们没日没夜的苦战了一个星期；为了它，会让青春逝去，可它似乎根本不理会我们的付出，冰冷的给予我们当头一击。许多年来我一直思考这是为什么，想来，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多数人是现实的，不会长时间的追随\”新奇\”。更何况这种追求需要成本。在生存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不会花钱买精神。其二，几十年的压抑已在近一段时间得到释放，仇视也得到了某种程度得到舒缓，\”文革\”的记忆让人心有余悸，不再希望为了一个终极目标而\”乱\”。再加上邓小平的\”长工资\”，\”发奖金\”成为现实，民众选择中庸也是必然。这不能怪民众，几千年的历史不断的警示民众：老实点可以得到利益，可以满足基本需要，可以苟延残喘，活着，是多数人的首选，要求多数人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真理或未来不过是理想者的一厢情愿。
我的心在滴血，但是，滴血的心恰好说明的是：我的行为不是基于无私，我的付出需要回报！只不过在当年，精神层面的回报由于优雅的外表常常被人们误解——以为是无私。这也是我与魏京生最大的不同，魏京生对自己付出一切没有怨言，我则总抱怨\”苍天不公\”——精神上备受摧残，来自亲人，来自朋友，十几年的刑期也不能证明什么，物质上一贫如洗，没了固定收入，没了住所，想在五十多岁补偿一下\”醉人的时光\”，却无奈漫天的秽语与经济的重压。英雄做不成，小人也做不成，只剩虚度年华，若不是我胆子太小，早该化为一缕尘埃。妈妈对我的评价没有一丝怜悯，精辟道：\”自找！\”是呀，也许，我的自私的秉性决定我：不该选择这番事业。可我后悔吗？如果有来生，我想我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哪怕我会再一次经历无数磨难——我抱怨磨难，也感谢磨难，磨难让我心灰意冷，也会让我逐渐的坚强、成熟起来。也许，我的人格是冲突的，我的理性是矛盾的，但，这就是我，一个真实的我。
《探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北京卖的很慢，我们想到了去外地看看。经过商议，我们决定去趟天津，\”如果你能借到车就开车去，借不到就坐火车去。\”魏京生的这话真是完美，怎么去，你刘京生看着办——还真不太指着你。如果是今天，我还就顺坡下驴，这车我还真不去\”借\”，可当时年轻，总有愧疚的心里，我要不做些\”文章\”以外的事，也没脸在\”文人堆\”里混下去。说借就借，拉着于义就去了前门大街，在一个商场的停车场里\”借\”了一辆，部队的车，于义在我\”借\”车时躲得老远，等我开着车接他时，他面部的表情比我还紧张，嘴里不断重复一句话：\”真是偷的？\”我想，他的思维被吓得不太正常了，否则，怎么问出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对他讲：\”你愿意说自己知道车偷车，你就是同案犯，你说不知道车是偷的，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进了看守所，他还真不愿意做偷车人的同案犯，法院认定是我一个人的行为。回到魏京生处，我就换上地方的牌子，把偷来的车大摇大摆的变成了《探索》的专车。那时的假牌子制作可没有如今专业，需要先偷一副真牌，偷的时候要选择好改的号码，0，3，6，8，都是好改的数字，白字的8，最简单，只需砸扁一角，抹上蓝漆就改成3，3补上一点腻子就可改成8，0可以改成3或8，6可以改做0，工具也很简单只需：腻子（油腻子振动后容易脱落，水腻子牢固）油漆，砂纸和一把小刀。进了看守所我才知道，这辆军车正好是天津部队的，我们又开着它去了天津，当然，不是去还车，而是带着一千多份探索，去寻找新的希望与寄托。我们有些肆无忌惮——想把理想与信念向更多的人传播！我们做的也许不好，我们做的也许不够，我们本人也许有很多的不足与缺陷，可我们做了，做的不易。
危险在不知不觉中临近，可我却浑然不知，我还沉浸在理想状态之中。
刘京生2007，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