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被判刑之后，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询问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行对刘晓波被判刑11年有什么看法；然后，基于受访者的同意，将他们的回复发表在崔卫平自己的博客上，并把这组文字命名为《我们不放弃》。
有人对这种做法不高兴，说这是“逼问”，是“搞文革式的当众表态、人人过关”。我认为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正如崔卫平所说，她“只是问问而已”，怎么答复、答不答复都随你的便。这怎么谈得上“逼问”呢？再有，崔卫平只是一名学者，手中并不掌握任何可以控制你生存条件的资源。这和文革中的权势者要求你当众表态，人人过关毫无共同之处。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崔卫平的这一做法都是无可非议的。
不过，我倒也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感到不高兴。想想看，假如崔卫平不是问“你对刘晓波被判刑怎么看”，而是问“你对今年的春节晚会怎么看”，这些人还会这么不高兴吗？因为刘晓波案件是一目了然的因言治罪。多年以来，我们很多人已经习惯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采取回避态度，假装没看见，以此换得良心的安宁。一旦有人把这些丑恶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打破了这种虚假的安宁。其实，这些人多半都是好人。他们有正义感。他们知道对刘晓波案件应该说不，可是他们害怕当局给自己找麻烦；不说吧，又未免显得自己很怯懦，很窝囊。这就让他们左右为难，尴尬得很，所以就不高兴了。
到1月11日为止，崔卫平已经在她的博客上公布了138份回复。在这138份回复中，只有7、8个人说不知道，不了解，而未置可否；其他人，或直接或间接，或强烈或委婉，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想来一定还有不少人收到过崔卫平的询问。也许有人作了回复，但不同意发表，还有些人则没有回复。
我们有理由认为，那几个不置可否的人实际上也是持反对态度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支持当局对刘晓波判刑，当局自然不会和你过不去，那你为什么不肯讲出来呢？除非是你心里发虚，知道自己不占理，当众讲出来太不光彩。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推测，在那些没有公开表态的人中，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实际上也都是持反对态度的。
在刘晓波问题上公开表态支持当局的文化人也不是一个都没有。去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有记者向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打听刘晓波的下落时，铁凝说，她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作者的名字。她还说，既然中国把某人抓起来了，那么这人肯定是触犯了中国的法律。铁凝这个谎撒得很拙劣。同样是50年代出生、80年代于文坛崭露头角，铁凝怎么可能从来没听说过刘晓波的名字？至于说，因为政府抓了谁，那必定是谁犯了法，这更是令人作呕的假天真。或许，铁凝也是在为自己留后路。日后她可以辩解说，当年她只是过分地相信政府，并不是支持因言治罪。
尽管说在今日中国，也有不少知识份子为专制辩护，但是他们通常都不敢公开地否认言论自由。可以说，在今日中国，言论自由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统治者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一旦他们侵犯了言论权利，一定会遭到广泛的坚决反对。由于这种反对，主要关系到权力应不应该镇压言论，而与那种面临取缔的言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它比较容易守住自己的立场。换句话，你完全可以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说法的风险是很小的，我们应该承受得起。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连这点风险都不敢冒，言论自由的实现就遥遥无期了。
向崔卫平致敬。向一切为言论自由不懈抗争的人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