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到美国留学还不到一个月，在生活、学习和思想上，出现了两大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在生活和学习方面，没想到他适应和转变得这样快，把英语学的这样好；第二个没想到的是：原来，他过去的21年，过的是那样的压抑，他的所思所想，原来是那样的深刻，有档次，用党话来说，也就是他的思想，原来也是“很反动”的。而第二个没想到，是促成第一个没想到的思想基础。
自从坐过两年中共文字大狱之后，不少人半调侃、半认真地叫我是“反革命”或“反动派”。我的回答往往是：在反文明、反进步的一党专制制度之下，反革命、反动派才是好人。所以，我的看法，反动是个中性词，反谬误而动，你就是站在正义立场，是对的；站在谬误立场，反真理而动，你就是站在邪恶立场，是错的。正因为如此，只有敌视民主和自由，敌视文明和进步的人或组织，才会不根据具体情况，对一切反自己而动的思想和言论都持贬斥的态度。
产生反动思想和言论的原因很多很多，不是本文想要叙说的话题。本文只想就事论事，根据我孩子出国留学这段时间以来的思想和言论，并套用毛语录论证：人的反动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特务政治催生的。
我儿子生在所谓的“新中国”，长在所谓的“红旗下”，他的爷爷和妈妈都是党员，并非生来就有反骨，就具备了反动言论和思想的基因。读小学的时候，他戴过无数无辜的中国人鲜血染红的红领巾，算是当过中共政治童工；初读高中的时候，他对我说，他想入团。我当时的态度是：我李元龙的儿子加入共产党儿孙组织，显得我口是心非，是我的耻辱。可是，儿子还是悄悄的入团了。也即说，到了高中阶段，儿子还是个中共眼中又红又专的“正动”份子。
可是，继之而来的特务政治，或曰特务的卑鄙龌龊，让我孩子看清了“伟光正”党的真实面目。
2005年秋季，仅仅因为《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四篇文章，中共豢养的特务——国安将我抓捕入狱，后来还判我两年刑。我刚被投入监狱的时候，或在家中，或将我孩子带到别处，特务们对正在进行高考最后阶段冲刺的孩子进行威胁、欺骗，将所有龌龊手段都用尽了。更伤害孩子，也让孩子更加清楚中共公检法卑鄙无耻，见识特务政治下作下流的是，中共毕节地区中级法院在判决我有罪的判决书中，竟然将特务威胁、欺骗到的“口供”，作为孩子的父亲我有罪的“证据”公然写进判决书。这让孩子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肯定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孩子的思想因此急转直下，萌发了中共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的反动思想。从初中阶段开始，孩子就动笔写魔幻小说，可是，那时的小说纯粹是消遣性的。我出事后，孩子在其小说中加入了一些现实内容，说白了，国安的形象成了孩子小说里的反面角色。当初，我想让孩子远离中共的想法，没想到如今由特务政治帮我实现了。
对于孩子的这段恐怖而又屈辱的经历，我曾经起过问问他、以便为特务政治“树碑立传”的念头，但是，后来，我完全打消了这个念头。是的，我希望他尽快忘记那恐怖、屈辱的一幕幕，而不能再一次伤害他。
当年，在网上得知我的事情后，山东律师李建强来到贵州毕节，为我提供法律援助。来到毕节后，李律师即陷入特务政治的汪洋大海。他的言行受到特务严密监控，第一次与他一张桌子吃饭的，有假装成毕节某律师同学的女国安，开庭那天，女国安就坐在国安席。第二次与他陪饭的，表面身份是某某的同学、好友，实则身份可疑的好几个大汉。李律师在某人的配合下，被“请”去洗桑拿，其间，他被迫与电脑分开足足三四个小时，电脑拿回来的时候，已经上不成网，许多资料不翼而飞。凡此种种，孩子都是耳闻目睹的。再对特务下作手段痛恨的同时，他的反动思想，肯定因此得到了升华。
我出事后，录有孩子小说的电脑被国安抢走。快要出狱的时候，张国安和另一个国安来看守所威胁我的那天，我要求两个国安归还我的电脑。国安说那是“作案工具”，归还的可能性很小。我说，电脑不能还，将电脑里硬盘取出还我也行，因为里面有我孩子写的小说。张国安说可以。出狱后的一天，我到毕节地区国安处去索要我的电脑、日记本等物，谁知张国安竟然给我看一份据说是省国安厅下发的“文件”，他很特务地将文件的上半部遮住，指着露出来的那一条给我看，说：“上面有文件，电脑是作案工具，不仅不能还给你，连里面的硬盘我们也不能还给你——我们要保持电脑的完整性和原始性。”我当即质问张国安等：“你们摸着你们的良心说说，我的电脑在你们手里，哪个地方你们没有打开看过？连我学习电脑操作下载到的有关六四的图像，我不知道下载在什么地方，你们也找出来了，还说什么保持电脑的原始性。”
后来，我给孩子讲了这件事情。气愤之余，他说：“我过去存在那台电脑里的小说，要不要已经无所谓，因为，后来我重写了这部小说，现在，我还准备将你被他们关起来这两年的事情揉合进去。”
由于特务政治的迫害，孩子学习大受影响，最终没有考取他心仪的外语学院。出狱后，我已经不是多少有些办法的人民记者，而是人民敌人了，以孩子就读的三本学校，毕业后我完全不可能给他找个工作。去年三、四月份，被特务政治破釜沉舟的我，萌动了让孩子到美国留学的念头。我和孩子曾经分析：留学，我们最大的困难，一是美国方面的学校录取孩子与否，二是录取之后有无特务阻挠？
孩子被录取了，签证到手了，历尽千辛万苦，孩子和我于去年12月24日从成都赶回家乡毕节那天，刚一进门，妻子就说：“国保正在到处打听：听说李元龙的孩子要出国留学去了，国际航班上怎么不见他孩子的名字啊，他孩子是否还有另外的名字？”
我一听，当即改变了原先让孩子向亲友道别的打算：这几天就不要出门了，也不要在电话里、电脑上和任何人提到留学的事情。那本《在未知的中国》——百年前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石门坎的传教士写的书——也别带去了，免得海关说这里面有国家机密。能在机场少呆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
我乘飞机从贵阳送孩子到上海的打算，也只好放弃，我去了，可能会引起特务更多的关注。我还一再告诫孩子，如果在上海机场被特务拦下，不要和这些家伙争吵，没有用的。我会和他们谈判，他们提什么要求，我都会暂时答应下来，至于“承诺”会否兑现，你走了再说。
从孩子12月27日晚上12点到达上海机场后，直到30日上午8点，中间整整56个小时，没有孩子的一点消息。如果不是中国的特务政治，我只要没在网上看到空难消息，那我就不用担惊受怕，但是，胡思乱想中的我认为：有可能，孩子被“绝对忠诚于党”的人拦截下来了！
我们不怕外国人，我们怕的是自己的“同胞”！
后来证明，这是一场虚惊。
孩子出国不到一个月，几乎每天一篇文章，有时候一天两三篇。是的，这几年，被特务制度压抑得太久的他，现在终于可以大口呼吸，大声说话了。孩子远比我想象的有思想，有深度得多，这让我连连感叹我对孩子的了解太少了。更让我吃惊的是，孩子所写的内容和语句，有不少是特务政治不待见的，可谓“准异见作者”。 近一个月以来，儿子已经两次走进美国教堂，他不仅发出了“信仰什么不重要，关键是要有信仰”等感悟，在一篇文章里，在谈到连沙特人也知道、会用facebook时，儿子感叹道：“下课以后我还是难过。沙特人，我们曾经瞧不起的沙特人，男的包头巾，女的裹面巾。但是至少人家言论比我们自由——人家可以用facebook而我们不可以；人家只是自己遮住自己面部，我们却被人将信息的国门遮挡起来。这到底算什么？”
在另一篇文章里，儿子写下了如此深刻的文字：
小学时老师说我聪明，很有个性；中学老师说我成绩退步，少做点其它事，多学点教科书；高中几乎是一塌糊涂，老师说我懒，根本不花心思在教科书上。我讨厌教科书！我想读文学名著，我想在奥林匹斯山诸神的世界里遨游；我不想再呆在这个地方了，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不适合在这里生存。我想打棒球，在方形的土地里打出全垒打；我想写小说，倾注我所有的想象力，写个天荒地老，写个天昏地暗，从早上写到晚上，再继续到第二天早上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知道什么是疲倦。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让化学和数学见鬼去吧！让政治见鬼去吧！让语文书上魏巍的作品见鬼去吧！让那些红色的课文见鬼去吧！让被篡改过的历史书见鬼去吧！
在以自己两年半在中国的大学生活为蓝本，长达近十万言的中篇小说《行走》里，孩子写到：
如果我在中国这个三本学院没有一次又一次的被强X和潜规则的话，如果在中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用有什么顾虑的话，如果我没有走过这条充满坎坷的通往机会之国的路的话，……我何必离开我的家乡半个地球之远；我何必离开爱我的人，我爱的人半个地球之远；我何必离开我喜欢的中国菜，去尝试那我不习惯的西餐；我的笔下何必丢弃我写了15年的方块字，去写那弯弯拐拐的西文；我的父亲和继母何必卖房子，也要把我送到美国！
我想去美国留学，可是我之所以想去美国留学，多半是被国安逼去美国的！……
天哪，上帝啊，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啊！拿到签证之前，我一直不敢告诉大家我要去留学，就是因为怕国安。现在我拿到签证了，可以去留学了，他们还是可以阻止我。说到底，飞机离开地面之前，我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丝毫都不能不畏惧他们，他们的威力实在太大了！
我已经退学了，要是被他们阻拦了，美国我去不成，中国这边我也没有了退路。如果他们真的插一手，我到底怎么办？
对了，去年12月24日获得签证后在他就读的大学办理退学手续时，曾有个“教师”问孩子：你的“团籍”是转到哪里，还是保留在学校？孩子不假思索地说：不转也不保留，我退团！
过后，孩子对我说起这事，开心地说：在我们的学校里，肯定，我是第一个主动公开退团的人！
我在监狱期间，特务们不止一次问过我：你把你的思想灌输给你的孩子没有？我说，思想不是“灌输”得了的，他要入团，我表明了不愿意他入的愿望，但他还是入了，我也没说什么。而今，孩子却以能够主动弃团如敝履为赏心乐事，在为孩子的言行感到欣慰的同时，我为生养自己的国土感到悲哀：如果不是视民主、自由为洪水猛兽，如果不是无孔不入、不择手段的特务政治，我的孩子，千千万万个孩子，何以会活得这样的憋闷，活得这样的沉重。
我也为曾经出现过陈独秀、瞿秋白的中共感到悲哀。欺骗和谎言，特务和监狱是达不到目的的。对于毛泽东这样的“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也要“革命”，哪怕上百万人、上千万人死亡也要“出政权”的铁杆颠覆国家政权的家伙，你依法把他抓进监狱，甚至枪毙了，都可以理解。像李元龙这样的人，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没有什么“鸿鹄之志”，只是不愿意唯党首是瞻，不愿意被党卖了还要帮党数钱的人，他只是写了几篇说真话、心里话的文章，你们把他抓起来，他也按照你们的要求保证，如果保住饭碗，他就不再写反动文章的人，你们技巧些，心胸稍稍宽广些，放了他，于你们没什么损失，于他的一家老小，可是非同小可，何乐不为。
张国安等不止一次威胁我，出来后不要写文章，不要和贵阳，以及其他省份的反动分子来往。我说，你们不判我的刑，你叫我写，我还和你没完。如今，我没有收入了，我又没有其他谋生手段，你说，我不写文章赚几个活命钱，我怎么生存？
近日，中国网上有篇文章，标题就叫《法治社会与“特务政治”水火不相容》。由此看来，连喉舌网也间接否认了当下社会是法治社会了。中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国保大队，是六四后为了更好掌控、镇压民间不同声音，消弭异端思想而成立的。明代的锦衣卫和苏联的克格勃当初何等威风，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保住它们的江山永不变色。是的，再清楚不过：是特务政治、特务手段，是不会、也不可能“绝对忠诚于党”的特务们成就了如今的“异议作家”李元龙，催生了我儿子今天这些文章和他的“反动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