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零八宪章》发布已经有一年有余了，中国民主尚遥遥无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民主中国》上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给人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参考和建议。在《民主中国》上撰文的人大多是闻名已久的民主人士，他们学识丰富，见解深刻，其文章或饱含激情、或冷静探索，读之常能使人受益非浅。

中国的“八九”“六四”，“墙里开花墙外香”，虽未能冲开中国的专制，却直接促使东欧一夜之间发生巨变，为何如此呢，有人指出，这是因为东欧多信仰基督教的原因。由于信仰基督教，东欧人都知道尊重生命，军队士兵也懂得生命的可贵，在士兵们的眼里，游行示威的群众学生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都是他们的“弟兄姊妹”，用自己手中冰冷的武器杀死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他们心中不能不产生犹豫，这也是为何有的国家无法调动军队屠杀游行群众，前苏联叶利钦振臂一呼，军队随之倒戈的原因。

不错，“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但这是一个省略句，军人的天职应该是服从那些不是反人类性质的命令，对于那些明显具有反人类性质的命令，一个有良知的军人，理所当然的应该予以拒绝。这在受过基督文化熏陶的东欧士兵来说，是很容易想到的。

其次，在有信仰的士兵内心里，不杀无辜者，也是源于一种恐惧，一种死后会下地狱的恐惧，他们并不是不受惩罚的，也许这些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并不能惩罚他们，但神是公义的，他们逃脱不了末日的审批。不一定每个士兵都有这种信仰，但在西方，几乎每个人都是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做恶必被惩罚”，谁也不能不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于是，在关键时刻，军队不是保持中立就是倒戈站在了正义一方。

而在我国，由于人们普遍缺乏信仰，缺少对生命的尊重，缺少对残害无辜生命而会受到惩罚的恐惧，我们的文化更多的是告诉人们“好人没好报”，“不作恶不成活”， 由于长期受种姓文化的影响，士兵们面对的不是“弟兄姊妹”，完全是陌生人，于是，在关键时刻，血腥屠杀就上演了，民主进程从中折断，留下了“历史的伤口”。

经过以上简单对比可以看出，为何我国在历史的岔路口滑向了专制的深渊，归根结底还是信仰和文化的原因，尤其是建国以后至今的六十年现当代文化，更是充满了漠视生命、漠视人性的特征，充满了反基督教、反佛教、反道教、也反儒家良知的特征。

六十年现当代文化，既割裂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又未引进西方的基督文化，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文化，又见不到唯物主义中的理性之光，说是辩证唯物主义，却又充满了逻辑混乱，不允许人们自由辩证，最后完全变成了唯恶主义文化，变成了一片文化沙漠……在一片文化荒漠中，又怎能开出璀璨的民主之花？又怎能结出丰硕的宪政之果？

1989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信仰的重要性，基督教在国内蓬勃兴起，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国人对基督教有了更多的认识，不再像过去一样对基督教一无所知或者充满抵触心理。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信仰基督教的人士目前已有上亿人。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尤其是对很多民主人士来说，似乎看到了中国和平转型的希望，看到了民主的希望。

可是，似乎希望还比较渺茫……即以08宪章来说，签署08宪章的基督徒还不到信仰人数的万分之一。固然签署者当中有很多基督徒，可这些人大多是在信仰基督教之前就对民主有所认知，信仰基督教之后而对公义有所追求者，人数比例小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的事实是，信仰基督教对很多人并未产生改变……诚然，信仰改变了很多人，但更多的是停留在一些狭隘范围内的改变，而对公平正义等，很多人似乎避而不谈。固然这是因为国内对基督教限制比较严，绝大多数牧师传道人并不想把信仰和民主连到一起，所以，他们在讲道的时候故意语焉不详，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牧师传道人自己对此也不甚了了，不大关心，他们缺少社会责任感，只关心十一税。真正的基督教牧师是呵护群羊的牧师，帮群羊找草吃，而假的基督教牧师，他们并不帮群羊找水草丰美之地，而更多的想的是怎么吃涮羊肉、吃羊肉串。很多人对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源于对公义的追求，而更多的是因为心灵的饥渴，人们分不清信基督还是信牧师之间的区别，而很多牧师也不培养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多基督徒的少儿化、乖宝宝化现象严重……

国内已经有了上亿的基督徒，可是依旧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基督徒们并没有对社会的进步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如果说民主是敏感的，那么还有很多不是很敏感的地方，人们也没有听到基督徒们作为一个整体发出的声音。确实有一些基督徒在发声，但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发声。

他们还在沉睡。为什么？

某些人企图“垄断”对《圣经》的解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别人把《圣经》解释歪了，可见《圣经》虽是神鲜明活泼的话语，却也容易产生歧义。国内已经有了无数的家庭教会，却还没有一家可以独立自主发行的报纸杂志，可见，文化比信仰更敏感，由此也不难推出，文化比信仰更“重要”。因为信仰可以含混，人们不容易分辨，文化却更容易分辨。而我们对文化的重视却严重不足。

“等到国内基督徒发展到三个亿左右，中国可能自然就和平转型了。”这种论调我们常听到，固然这里面既有无奈，也是一种对广传福音的渴望，是值得称许的，可是难道没人担心等到“基督徒”发展到三个亿，专制却更稳固了吗？没人担心群羊们被领入歧途吗？

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是一种瘸腿的改革，没有基督文化的信仰也是一种瘸腿的信仰，瘸腿的信仰很难牢固的。信仰坚定的基督徒多是对文化有所了解的，盲目的信仰是不足取的，科学的信仰才是我们应该推崇的。

公民维权运动的蓬勃兴起，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可是也同样存在问题。维权运动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这种方式旨在唤醒民众的权益意识，假如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形式取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可是放在热兵器时代，成功的可能性就很渺茫了。现在的维权运动，大多基本停留在派出所级别，虽偶尔也有上升到县市级别的，但上升到省级别的少之又少，更不要说上升到国家级别的了。这并不是否定维权运动，只是想指出维权和政治无关仅限个人利益的时候，它更多的属于人道范畴，而不是民主范畴。像艾未未谭作人冉云飞老虎庙等这样具有普世价值高度的维权是非常稀少的。而且，维权使民众和政府形成对立，现在这种对立情绪已经基本形成，一方是有枪有军队组织严密的党和政府，一方是赤手空拳基本无组织的老百姓，胜负形式很明显。另外维权使专制者提高了警惕，时刻绷着弦，这使和平演变几乎失去可能了。

当然，维权拓展了民主的空间，把当局弄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使得没有行动的关于民主的纯理论探讨变成了不那么敏感的事，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但目前的维权形式多是单一的律法维权，是和当局的直接碰撞，在中国根本没有法律的大环境下，普通百姓直接采用打官司的形式和当局对撼，这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事实也是如此，近年来虽然维权蓬勃兴起，可是在专制的铁幕下取胜的案例却很少。所以，维权既然已经形成现在的状况，一方面维权运动固然应该继续下去，另一方面也应在维权的形式上更多样化一些，比如除律法维权之外更应加大文化维权、艺术维权的力度。
目前的维权主要是自下而上的，是律法维权，指向法院，文化维权则更多是为自上而下开辟空间，指向人心，只有改变了执政者的人心、人性，官司才有打赢的可能。否则，律师说的再有道理，法官不听也是没办法的。也只有改变了执政者的人心、人性，才有自上而下改革的可能，才有和平转型的可能。

要想实现转型正义，首先人心中得有正义，人心中没有正义，实现转型正义基本是不可能的。

我们和你讲法律，法律是你制定的，你总该遵守吧？然而现实是他们并不遵守。我们和你讲道理，道理你总该明白吧？然而他们装聋作哑伪装不明白。除了这两种方式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呢？事实是还有，就是我们给你讲故事，故事人人都喜欢听，就像好莱坞大片人人都喜欢看一样，虽然外国的东西，他们看起来有点隔，但它并不分专制民主，即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有些是非善恶是人人都能分清的。

讲法律讲道理，由于涉及执政者切身利益，所以我们还未开口，他们就已产生抵触心理、严阵以待，然而讲故事并不和他们利益直接相关，他们就相对容易听得进去，听的故事多了，心中有了善恶，兽性一面慢慢消退，人性一面就会渐渐苏醒。

好故事并不容易讲，尤其是要讲一个人人爱听又对中国实现民主有帮助的故事。像杨恒均《致命追杀》这样的故事也不是一般人能讲得出来、敢讲得出来的，即使讲出来，在国内也是很难出版的，至于想在香港出版，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杨恒均那样有人脉。不能就业的专业就不是好专业，不能兑换的思想就不是有价值的思想，不能出版的故事有否还有人愿意讲，也是一个问题。

有讲法律的，有讲道理的，还要有讲故事的，这些年，我们对讲故事重视明显不足。其实并不缺讲故事的人，缺的是讲故事的文化市场。关心民主的，有一成是学理工，剩下九成都是学文的，学文的里面两成是学法律的，剩下差不多八成都是文学历史专业的。

《民主中国》上关于民主的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尽管观点也不尽相同，毕竟丰富了民主的理论。美中不足的是关于文化方面的重视略有不足，但这不是她的事，她做了自己该做的。俗话说美国国会拨多少款，中国民主就迈多大步。国际上的支援不足，才是限制中国民主进程加快的瓶颈。当然，这不止是美国的事。如何说服国际上加大对中国民主的支援力度，尤其是对中国民主文化的支援力度，是一些真正关心中国民主的人士应该考虑的。

假如说民主理论是土壤，那么民主文化就是花朵、是路径，没有路径和花朵就无法达到宪政民主的目标、结出宪政民主的果实。

201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