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访问是一个很市场化的行为。随着都市化的深入，这种行为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了。一接到旅游、保险一类的电话，平时温驯的我就马上变得凶巴巴地，好像本能地给自己穿上了铠甲，去防护去战斗。当然，越来越离群索居的我天然地属于自闭症患者、抑郁症患者、社交恐惧症患者，在云南隐居两年后回到首善之区，我发现自己既不属于这个都市，也不属于日新月异的时事。终于有一天，我跟几个朋友吃饭，我主动说起我对现代交往的恐惧，我说曾有一段时间，一听见电话铃、手机声响起，我就心惊肉跳……我因此希望人们能编写一个手机礼仪软件，我自己还制定了手机礼仪的若干内容……这一说不要紧，在座的朋友纷纷揭发自己的亚健康或忧郁，原来大家都是病人。有人在家里不能出门，超过了预期，早上起来牙就肿了；有人被关在家里一周，压抑得直想皈依信个什么教；有人则像上了马达的机器，不敢让自己停下来……我说，狂躁也是抑郁或病人的一种表现，大家哄然。我说，这个加速变态的市场化如此罪恶，很少人能不被裹挟其中，只不过看大家承不承认而已，就连胡哥等精英要人，也一脸浮肿，怎么能把少数个人的感觉以及个人对整体的幻想当作真实呢？
因此要在这个时代寻求真正精神性的创造是难的。因为大家都被自己的病纠缠得狼狈不堪，对国内外政客们的活动、新出炉的图书影视、以及人道灾难，做一些评点，多半勉为其难、麻木或敷衍了事。我们好在人多，虽然有人沉下去了，但总会有新人冒出来。这样一个空前市场化或传媒化的社会，大家经常互相传播：梁文道不错，陈冠中的报告小说写出了大陆人的感觉，韩寒成长起来了，……但真正的精神创造一般是不属于这样近于流言的口耳相传的，真正的精神创造多半是个人性地接受，由心灵击中了心灵，或说如左手触碰了右手，新鲜、激烈又温情。
当朋友在圣诞后两天告诉我崔卫平做了电话访问的时候，我们一下子沉默下来。崔卫平电话采访了若干她的知识界同行，询问他们对圣诞日的北京审判的看法。对判刑的罪犯或判刑事件说说话。一句话而已。其实大家说的话无甚高论，不过是申述自己的认知和立场。有人说，只有崔卫平适合做这一角色。这让我想起，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传播的时候，一个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曾嫉羡地说，只有李慎之有那个位势来写那篇文章。这当然说得通，但重要的是，是李慎之、崔卫平等人站了出来。因此，他们击中了我们的精神。
10多天后，我看到了崔卫平采访120多位知识分子的内容。我现在很爱用产品一词，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精神产品。虽然有人对浮在面上的文化人的评价不高，就像我一看到堵车，除了骂有关部门外就是想到我的类人孩们还不会走路；听到争得热烈讨论得动情的话题，除了骂言论管制外就是想到我的类人孩们还不会说话，但我们只有通过多走多说才能把类似走路权、说话权一类的公民权利享用充分。也许正因为文化人平时表达得不够，才有这样的一个电话访问来检验我们当代国民的立场和认知。
我看到的受访者们多在采访时突然回到了常识，甚至回到了情感，这就是我所说的国人多有幽忧之疾了。这个时代，大家都在想上天入地，原来常识问题还没搞定。用鲁迅当年非议先天不足的西化派的话，我们还在萌芽呢，人家已经收获了。我当年非议罗尔斯，以为他的正义说陈义过高，同情才是我们社会最大的正义时；有人以为我要挑战政治学，只有少数人理解我挑战的不是政治学，而是人们的生存状态。因为从那时到现在，这种正义都没有了，人生的深刻或研究的高深或理性探索的成就似乎只是屠龙术而已，只是扯蛋。比如网民列入的那种官员学者话语，比如孙东东郭跳跳王羡鬼余含泪，我看了那种冷漠凶残总是全身凉透。在“中国农民工为何以死抗争”的研究中，学者们说，“农民工的行为可视为既定条件下经成本与收益权衡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当行为人认为悲惨境遇不可改变、自杀效用高于生存效用时，就会选择自杀。”这样断章取义当然不对，但一个走投无路者自杀是出于理性选择吗？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果用他老人家的激愤语，用当代的事实来骂他，真是彼何人哉？
认识问题在踏入社会之前，在学生时代就应该完成的任务；立场问题则依据各人赖以生存的秩序或体制而各有不同，但在我们社会里却应以正义为价值的标杆。假如一个成年人在认识上很傻很天真，政府、传媒、以及社会话事人等等组成的法律、道德和社会救济网络应该把这个人送回到他应该呆的位置；假如一个成年人的立场处于敌人、异端的位置，我们也应该在他不伤及人的情况给他自由。这样的话说来容易，但落实太难。
大家对已判处的罪犯表示了同情，人们回忆起跟罪犯做朋友的美好时光；重要的是，大家回到了常识，审判一个罪犯是维护还是玷污了宪法。这次电话访问使得受访者们像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样知道手举宪法，这是好事；虽然这只是一次电话访问，跟刘一样更像完成了一次行为艺术表演。因为“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各人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的。国家主席的行为艺术在历史长河里仍是惊心动魄的，一如我们学者的行为艺术在都市化信息里随即会被掩埋。
当然，这个电话访问堪称当代社会的一个精神产品，还在于它集中检验了学人的立场，它检验了作家的品质，知识分子的风骨。那些能做最精到文本分析的学者，可以从中逐字逐句地分析出受访问者的心理、动机、胸怀、气局……这些我国当代最优秀的文化人，这些一盘散沙的文化人，他们的认同在哪里呢，他们还是一个阶层吗，他们还有阶层、身份的自尊吗，他们属于文化传统中的道统的捍卫者吗，属于文化中国的看家者吗，属于现代性以来的文明中的知识分子和文明象征一样的仁人志士吗？……他们是奴役国度的好臣民，还是通向公民之路的煞有其事的搭便车者？
崔卫平的电话访问不同于市场推销人员，她推销的是一种国民常识。但如前说，我们社会的病人如此之多，一遇到电话推销就措手不及，暴露了他们的病症、品质。一个事件需要一个学者来从事电话访问，可见这个事件及其社会的严重程度。我们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呢？我们活在什么样的话语思维中呢？我甚至多次引用曾金燕的话，她曾经给中国的母亲和妻子们劝告说：“要努力学习英语，因为没有用英语表达的事情，世界上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它发生过。”崔卫平用中文采访，也是希望汉语世界能够知道它自己发生过的事情，能够如鲁迅说立此存照一样记下一个结绳记事般的时代。起有趣的史家于地下，或者会记下如下数字：和谐七年，圣诞，京师宣判，举世侧目，士人交头接耳……
但崔卫平做的却是关乎言论、说话一类的大事。这一次行为，如果能称得上行为艺术的话，要比当代社会的行为艺术家们的作品更残酷，更有民族精神，更有文明含量。我的心在先秦，在佛道，在耶稣，在风花雪月，在媒体或平台的生存……一类的说辞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活在当下，活在天地君亲师陌生异己的社会里，我们随时可能被审判，被回炉，被屏蔽，被蒸发……崔卫平的电话采访，几乎是在启动一种社会固有的防御或保卫机制。这种机制，在传统中国或文明社会，有着各界力量的参与，比如我强调的范文正骄傲于“仲淹三贬而光”，人们给予的荣光使忧患的大臣和全社会成就的道统能够对抗邪恶，是的，那种全社会的“一家有难，八方支援”给予了圣贤、诤臣、仁人志士及其亲友安慰和救助。但在今天，我们最多能给予口惠而已。而在崔卫平的精神检测里，不少人口惠都不曾给予。
崔卫平无意成全的精神产品不同于我们常见的电视街头采访，因为街头采访都是群众。这里的受访人多半是我们良心、灵魂工程师、家园的守望者……但温良恭俭让的学者也会凶巴巴地，也会顾左右而言他，也会滑头，怯懦，……甚至再也没有深刻、杰出一类的外衣，较好者，也不过站在群众的行列，复述宪法ABC一类的真言。比起老托尔斯泰给两国元首写信的教训语，我们做天问的学者相比之下也是太柔驯了。由此可见，任何自己的探索、私人写作或个性研究，都不足以填补常识缺席带来的空白和精神损失，都不足以填补良心、情感和正义缺失带来的人道灾难、社会危机和生命耻辱。用黑格尔恶毒的语言，我们什么也没有错过，我们什么也没有学到。
在从上到下都病得不轻都high得可观的社会里，一个这样的电话采访有如魔鬼对自强不息的文化人说的，你真美啊，请停一会儿吧。请停下来说说我们这个社会，说说你的同情心、你的认知。一个这样的电话采访有如皇帝新衣中的成年人，对身边人私语，你说你说，他穿衣没有？一个这样的电话采访就像是不顾说紧了冷了的对天气时事自作多情者，而要求你说一些今天天气哈哈哈……是的，我们经常说，最近更紧更冷……但是，亲爱的，只要你这里不紧，你这里不冷，只要你不传播冷了紧了的话，只要你顶挡过严寒，只要你守住了你。
穆旦当年曾说：“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
我在北大读书时，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复灵，正义的来复灵，一定要把你们杀死，杀死，杀死！
崔卫平的电话访问需要一篇前言，但除了罪犯，谁配写这篇前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