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议作家廖亦武给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公开信

廖亦武给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的信

亲爱的默克尔夫人：

遥远地问候。

我叫廖亦武，中国底层作家，前不久，我的第一本德文作品《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 Chinas Gesellschaft von unten》由Fischer Verlag推出，由於深受读者和评论界推崇，卖得相当不错，Fischer Verlag正打算推出我的第二本德文作品，写监狱生活的《我的证词》。

之所以要给您写信，不仅因为您是德国总理，在国际事务中有相当的号召力，而且因为您曾经在独裁的东德生活过，也许被践踏过，羞辱过，限制过自由，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有某种感应。柏林墙倒塌时您35岁，我31岁，那年也发生了“六四”屠杀，我在当晚创作并朗诵了长诗《屠杀》，因此被捕，坐牢4年。1997年，我们创办地下文学杂志《知识分子》，首期封二和封三，刊登了两幅激动人心的图片，一是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代表德意志民族，在波兰华沙的二战无辜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认罪、忏悔；一是1989年11月9日，狂喜的人头突破了柏林墙。

作为个体，或许我们曾经在一段共同的历史中？或许您经历过的，也是我早晚、注定要经历的？上帝真的很眷顾德国人啊。

由於坚持独立的见证性写作，我多年被严禁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表一个字，更有甚者，我多年被严禁出国。我先后申请了10次护照，於2008年底，乘四川大地震的混乱之机，意外获得，却依旧出不了国门。

我有过在海关被扣押遣返的经历。

最近一次，是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作为主宾的中国，派出了100多名官方作家，1000多名各类人员的代表团，以“文化奥运”的强势亮相，却只有我一人缺席。虽然我也接到正式邀请，是总部设在柏林的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贵宾，被安排了朗读作品、发表演讲、演奏音乐的系列活动。

我的缺席──中国警方的阻止──被《南德意志报》曝光后，在德国社会激起轩然大波。感谢正直的德国读者，我叙述中国底层历史的书，被一再重印。可我高兴不起来，这么多年，难道只有通过这样“短兵相接”的方式，我，以及我的地下文学的同道们，才能突破屏蔽，被西方所知？正如我的老友、文学评论家刘晓波，难道只有通过11年的牢狱之灾，才能惊醒西方政坛、商界、知识界、汉学界与独裁大国勾勾搭搭的利益美梦？

我们有文字的美感，历史的耻感，艺术的神圣感，我们一点儿不比受中国官方推崇、又在西方大行其道的作家们差。因此在“法兰克福书展缺席事件”刚刚收场，我又接到科隆文学节的正式邀请之后，就开始与警方一次次谈判和沟通。我答应低调，答应尽可能避开当下的政治，只谈文学、记忆和历史。我在肮脏而曲折的下水道里憋了50馀年，太需要透透气，尝尝自由的滋味——到底是甜的？酸的？还是无色无味的？我充满臭气的中国肺，该不会不适应？或者挺失落？我下载了若干科隆的城市图片，包括文字介绍：

科隆文学节每年接待客人６万多人次，如今是德国最大的文学节。当被问及科隆文学节何以连续８年打破所有其他文学节的访问纪录，甚至科隆体育场内的一次读书会以1.5万名的听众人数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时，主办人克勒先生回答：“因为这个城市和地区的市民都酷爱文学。”

我还得知，我将被安排在文学节上朗诵作品、演奏音乐、与许多西方重要的作家交流和对话。特别是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塔·米勒，也有在专制政权下忍辱偷生的经历，阅读她的作品，如同阅读中国的现代精神史。我得向她请教“转述的方式”，“初次越界和逃离”的心理感受，是否在窃听或秘密监视之中，就无法写作了？自由写作和窃听下的写作，哪种更能激发变异的激情？

我还会提到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片中忧伤弥漫的《好人奏鸣曲》，真能感动地下室内的老牌特务？正如10多年前，一个叫曹建的失落的警察头目，在夜半悄悄登门，聆听我吹箫？

但是，政权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颜色。於是在前天，2010年2月3日中午，警察电话通知我，不准出国。我问为什么，警察说上级的禁令还没解除。我问上级是谁，警察说“不能告诉你”。我问上级在四川还是在北京，警察犹豫了一下，说在北京。

我闭上了嘴巴。我知道，我的祖国希望我永远闭上嘴巴，像我书中描述过的底层人，被剥夺了践踏了强暴了，还不能出声——或者出声了，人们也不会听；即使听了，也会纷纷劝你认命，劝你遵循“大家都无耻，你为什么不无耻”的潜规则。是的是的，我的祖国希望我像绝大多数官方作家，思想和肢体被剥夺了践踏了强暴了，还要努力遗忘，还要麻木地说谢谢，说这是审美的需求。因为妓女被嫖客强暴之后，只要给足了钱，再抚慰几句“以后市场更大，卖得更好”，她也会说谢谢，也会说这是审美的需求。

为了一点点强暴下残存的尊严及梦想，我给您——默克尔夫人写信。恳求您关注我被阻止前往您的祖国，恳求您领导下的德国政府，运用你们的外交途径和影响力，令我不至於继缺席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之后，再次缺席於科隆文学节。

不能再让文学因强权而蒙羞。

购买过《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 Chinas Gesellschaft von unten》的成千上万的德文读者，还期待着我应邀准时在科隆露面；准备继续推出我的第二本德文《证词》的Fischer Verlag，还期待着与我分享不自由写作和自由出版的感受。而我还期待着学习民主，学习健康地哭和笑，不再鬼头鬼脑。

所以不管警察部门禁止与否，我将去德国大使馆办理签证，然后购买机票，按时过关，为奔赴科隆作最后的努力。即使如他们事先警告过的，在海关被拦截，我也对得起我的德国读者，以及一如既往支持我的德国媒体。

如果我如愿，除了讲真话，我也不会做任何损害祖国的事。也不会利用“被禁止文学”的影响，要求政治避难。我要千方百计地返回。因为我的写作土壤和音乐耳朵在这里，在亿万中国蚁民当中。不可想像，一个作家离开母语环境还能干什么。虽然老友刘晓波在10年前就给我写信道：与这个聪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欧洲那样，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陆地就是家园。

谢谢您读完这封信。

盼望得到您的帮助。

我猜测，科隆文学节主办人、Fischer Verlag，还有亲爱的德国读者和媒体，与我的想法差不多。

作家、诗人和艺人：廖亦武
2010年2月5日於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家中

刘晓波给廖亦武的旧信

（2000年1月13日）

亲爱的胡子或秃头：

夜以继日地读你的《证词》，刘霞读得快，我读得慢。一目十行与逐字领会之间，你应该知道哪头更热吧。以后你再猪脑子，也该知道对谁应该坦荡，对谁应该暧昧了吧。

与你四年的牢狱相比，我的三次坐牢都称不上真正的灾难，第一次在秦城是单人牢房，除了一个人有时感到死寂外，生活上要比你好多了。第二次8个月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大院中，就更是特殊待遇了，除了没有自由，其它什么都有。第三次在大连教养院，也是独处一地。我这个监狱中的贵族无法面对你所遭受的一切，甚至都不敢声称自己三进三出地坐过牢。其实，在我们这个非人的地方，想有尊严只剩反抗一途，所以坐牢只是人的尊严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怕的不是坐牢，而是坐过牢之后，自以为可以向社会讨还血债，号令天下。

我一直知道“六四”后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这样的风云人物重，狱中的条件之恶劣，非常人所能想像。但在没有看到你的《证词》之前，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证词》才使我能够真实地触摸到“六四”悲剧的真正受难者的心跳。我的羞愧是无法形诸於文字的，所以，在我的后半生，只能为亡灵，为那些无名的受难者活着。什么都可以过去，但无辜者的血泪是我心中永远的石头。沉重，冰凉，有尖利的棱角。

《安魂》是一首真正的诗，比《屠杀》还好。

在《证词》中对周围的人，你有许多批判的审视，但有时这些东西与抱怨难以区分，可能是因为距离不够，你个人的隐痛还在左右你的笔，这些地方需要再好好想想。还原生活只是一种奢望，但我们的文字必须有无限地接近这种还原的内在力量。

与其它共产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们都称不上真正的硬汉子。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不受权力的任意强制），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二千年前那个生於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範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例如方励之能走出美国大使馆，或赵紫阳能够在下台后仍然主动抗争，或某某某不出国。“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人的善良和坚韧是可以想像的，但人的邪恶与懦弱是无法想像的，每当大悲剧发生之时，我都被人的邪恶与懦弱所震惊。反而对善良与坚韧的缺乏平静待之。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为了在一片黑暗中让真实闪光，美是真实的凝聚点。而喧嚣、华丽只会遮蔽真实。与这个聪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欧洲那样，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陆地就是家园了。我们是靠生命中仅存的心痛的感觉才活着，心痛是一种最盲目也是最清醒的状态。它盲目，就是在所有人都麻木时，它仍然不识时务地喊痛；它清醒，就是在所有人都失忆时，它记住那把泣血的刀。我曾有一首写给刘霞的诗：“一只蚂蚁的哭泣留住了你的脚步。”

我没见过你的姐姐飞飞，她该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你的笔使我爱上了她。与亡灵或失败者共舞，才是生命之舞。如果可能，你去扫墓时，代我献上一束花。

晓波於公元二千年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