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英国史学家通常称1840年6月28日——1842年8月的冲突为“中英战争”或“通商战争”，中国史家则称之为“鸦片战争”。无庸置疑，重评近代所发生的中英之战会拉扯起历史的创伤，更令许多中国人感到无以言加的悲怆和痛苦。但无论怎样讲，正是这场贸易之战使得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争取民主与法治的宪政道路。中英战争所昭示的不仅是“自由”与“专制”两种价值体系的较量，而且也是中国宪政化认识的一个起点。今天，我们从民间的角度分析和总结中英之战的经验教训，从中也可看出《零八宪章》运动的时势与挑战。
一、以《自由大宪章》立国的英国
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军事统帅恺撒征服高卢之后两次进入不列颠。之后，又通过克劳狄的征服，英格兰从而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罗马人在长达四百多年的统治期间，基本上是让不列颠人自我管理，一切均按原有的传统自由进行。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败，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进入不列颠，从而取代了罗马人的统治。这一时期，不列颠的文化土壤是肥沃丰盛的，其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宪政思想开始萌芽。公元1066年，威廉公爵带领诺曼人进入不列颠。这一征服事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改变了过去不列颠封建自治的历史，把权力集中于国王之手，史称“诺曼征服”。到13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会、贵族阶层和普通民众要求限制君王权力呼声日益增长。1215年，以约翰王收复失地战役为导火索，民众在基督教会和贵族阶层的带领下，迫使约翰在伦敦城外的沼泽地上签署了《自由宪章》（亦称《自由大宪章》）。《自由大宪章》是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伟大成果和结晶，被公认为世界宪政史、人权史上里程碑式的一个文件，各国的《宪法》即由此衍生出来。
其后，亨利三世又三次颁布《自由在宪章》，从而被称作“英国的查士丁尼”。爱德华三世也对《自由在宪章》进行了三次确认。1225年第二次颁布的《自由宪章》被描述为承认“人民和大众”与贵族享有同等的自由权。《自由大宪章》第61条所确认的25贵族会议，到亨利三世时，演变成了两个重要的法律文件：这便是《牛津条例》（1258年10月）和《威斯敏斯特条例》（1259年10月）。它们确认了一个宪政性的步骤，即限制国王手中的权力而把一些权力移交给选举所产生的议会。这个时候，由于各界民众的加入，议会也由一个单纯的议政机构，逐渐转变成拥有立法权——发布各项法令、法规，司法权和财政权——批准国王征税的全国立法机关。
1297年，爱德华一世在“确认书”中命令所有的法官、郡长、市长和其他大臣，以及凡是执掌王国法律的人，在处理所有诉讼中，要将《自由大宪章》当作普通法来对待。任何审判若与《自由大宪章》相违背，都归于无效。1354年，爱德华三世又将第39条的人身权利扩展到“任何人，无论其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如何……”。在《自由大宪章》精神的指引下，英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潮、经济理念、科学技术是日新月异：1558年，弗兰西斯•培根发表了政治哲学；威廉•莎士比亚、克利斯托弗•马洛和班祖明•约翰逊、桂冠诗人爱德蒙•史宾沙写出了伟大的文学作品；弗朗西斯•德瑞克成为第一个环航地球的英国人；沃尔特•罗利和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开拓了新的领地。
1679年，查理二世签署“人权保护法”。詹姆斯二世（1685年——1688年）时，一场伟大的非暴力民权运动在英国爆发，由于没有造成太大的流血和伤亡，史称“光荣革命”。也就在这一时期，洛克写出了著名的《人类理解论》、《政府论》、《论宽容》等宪政书籍，其理论引导英国人进入了“辉格党”与“托利党”相互争雄的政党政治时代。科学技术上，牛顿在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描述。他通过论证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与引力理论间的一致性，展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为太阳中心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从而改写了人们对宇宙的认识。1701年，Jethro Tull发明播种机，拉开英国农业机械化的序幕。1709年，A•达比采用焦炭取代木炭炼铁，获得成功。1733年 兰开夏郡的下层钟表匠凯伊发明织布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效率。1750年，亨茨曼发明坩埚炼钢工艺，这一先进的炼钢技术使得英国的“钢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1764年，兰开夏郡的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提高了纺纱效率。1765年，英国开始在煤矿使用铁轨。1767年 兰开夏郡的理查•阿尔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实现了家庭生产方式到工厂的巨大飞跃。1769年，詹姆斯•瓦特根据前人的成果，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蒸气机，从而引发了制造、运输等领域的技术革新。1776年 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确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体系。1782年瓦特制造出双向蒸汽机，推动工业大改革。1785年 瓦特在诺丁汉郡建立第一个蒸汽纺纱厂。1788年 英国架设铁桥。其后，史蒂芬逊的第一辆客运火车在斯托克顿至达林顿的铁路上试车成功。1811年，英国开始仿制汽船。1814年 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并在奇林沃兹煤矿运煤。
1819年，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印度女皇”名号称呼的君王。英国早期思想家不仅为不列颠人提供了破解独裁专制的《自由大宪章》的思想武器，而且也为君主立宪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英国从1714年乔治一世兼任英国国王起，政务基本上是由一名大臣主持，为首相制度的开端。到维多利亚女王时，她几乎把所有政务都交由“议会”和“首相”去处理，这一“君主立宪制”的放权使得英国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中心、思想文化中心、金融贸易中心和军事强国。《自由大宪章》作为英国的政治磐石后，其综合国力是蒸蒸日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中英战争”正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初期发生。
二、固步自封且专制独裁的明、清王朝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极权”大帝国起，经汉武、隋炀、永乐之流暴君的轮流专制，在经元、清外来族夷的篡政独裁，中华国力在明中期就已经走上了衰落的下坡路。其实，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伟大的思想家和精神导师，但是，把持政权的皇帝们不但听不进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等民间先知者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反而关闭起国门，做起了天朝大国的美梦！入关僭夺华夏政权的满清政权：对内，施行中央极权一家专制的君王独裁；对外，承袭起历史暴君们的闭关锁国政策。顺治十三年（1656年）时，清王朝就下谕说，“海氛未靖，必有奸民暗通线索，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何由廓清？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秦闻处斩……凡沿海地方口子，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76，《刑部》，《兵律•关津》）。康熙四年、六年、七年、九年、十四年、十五年，清王朝接连颁布一系列“迁海令”，强迫沿海民众向内地迁徙五十里，烧毁沿海的城镇村寨并划定了很多军事禁区。这一时期，民众若有敢于下海捕鱼、海边耕种、与外商买卖茶叶、丝绸及手工艺品的立斩不赦。清王朝不准许沿海民众造大型海船和向国外订造船只。其中就规定：海船桅杆不能超过两桅，梁头不能超过一丈八尺，载重量不得超过五百石，舵手、水手不准超过二十八人。另外，还要求小船制造者必须向政府部门申请、具结，取得审批手续，舵工、水手要连环保结；租船于人或租用他人之船，均所不容。
面对着清王朝闭关锁国的高压政策，沿海民众不断冒着杀头的危险进行民间“走私”，从而撕开了清政府这一“海禁”铁幕。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王朝在民意的迫使下打开了一些贸易缝隙，允许“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等省民人情愿在海上贸易、捕鱼者，许令乘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来行走”（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130页）。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南怀仁、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带着基督教义和民主宪政思想进入了中国。传教士们带进的民主宪政、自由经济、普世价值观受到了清王朝的敌视。
雍正篡位夺权后，开始杀传教士穆经远，关闭教堂并将其它传教士赶到澳门，重新关上国门。1724年7月，清政府向天主教士巴多明等发出驱逐令：“汝等欲中国人人为天主教徒，此为汝教之宗旨，朕所稔知。果尔，则朕等将为何种人，将为汝国君之臣耶？汝等所劝化之教徒，目中唯有汝等，一旦有事，彼等唯汝言是听。朕知今日无所惧，然洋船千百沓至，必将生事”（《启示和奇妙信札》第三卷，第364页，1877年巴黎法文版）。海关起初只是限制机械、军器、火药、硝磺等战略物资的进出口，后来禁运的物资是越列越长，从粮食、铁器、丝绸、茶叶、图书……等都一概视为禁运之列。然而，无论清王朝如何禁止，沿海百姓仍然私下对外进行着“买卖”和“交通”。
到了乾隆王朝时，面对着屡禁不止的民间走私，清政权不得不在奥东的澳门、广州、福建漳州府、浙江宁波府、江南之方台山相继开放了“四埠”。但是，到1757年时，清政府又关闭了三埠，把所有对外贸易都集中在广东“一埠”买卖。在唯一的广州口岸，清政权还设置了许多贸易壁垒，在提高了“关税”的同时用“行商”（“行商”相当于今天人们所说的“国营官商”）来控制着对外贸易。对于那些与外商直接买卖的商人，清政府则视为通敌卖国，除了货物没收外，还要治其重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辉率领英国船队来到中国。他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信函，这一正当的通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又以祝寿的名义，派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但是，清王朝却要英使行“三拜九叩”之礼，拒绝“下跪”之后，马嘎尔尼得到了“断不可行”的外交答复。
各位，乾隆朝的傲慢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贸易往来，更使得中国错失一次改革政治和发展经济的机会。我个人认为，康、雍、乾三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后来的“中英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根本原因就出在这三朝上。当代电视剧中所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完全是中共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胡吹、瞎吹出来的！
到了1816年的8月，当英国又派阿美士德作为通商使臣再次来到中国时，对西方世界懵然无知的嘉庆皇帝不仅奚落英人所带“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清仁宗实录》卷55），还在要求阿美士德行“跪拜”之礼。在遭到英人的拒绝后，竟然也把阿美士德赶走。昏庸无能的嘉庆皇帝这样下旨：“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清代外交史料》）。
三、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的成因？
革命史学家们不仅不从中国落后的专制制度和闭关锁国政策上去解释战争为什么会爆发？中国为什么会失败？反而把挑起战争的责任一味地推卸到西方商人身上，说英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实际上，把中英之间的这场“通商冲突”定性为“鸦片战争”就有失历史的本来面目，鸦片战争的说法也经不起后世学人的质问。
我们知道，人若不主动吸食鸦片，谁也不会强按着你的头，强扳开你的嘴巴往里送。一句话，买卖是双方的愿意，你不买，卖也就不存在。隋唐时期，在丝绸之路上，阿拉伯商人、中国商人除了进行茶叶、丝绸、瓷器……的交易外，还有一项最大的买卖就是“鸦片”。也就是说，在隋唐至清末的千余年中，罂粟炼膏及吸食就被中国人所使用。鸦片是什么？鸦片作为一种上好药材，是治疗头痛、失眠、咳嗽、痢疾的特效药。例如：开元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一书中，就谈到了罂粟的形状，“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本典》）。文宗时，郭橐陀在《种树书》中也说：“莺罂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晚唐诗人雍陶的《西归斜谷》诗中，就有“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的句子。
在我们宋、元的一些典籍中，罂粟则被当做一种补品和香料来使用。如唐宋八大家的苏氏父子就在诗中对鸦片作了一番描述。苏轼说：“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苏辙讲：“罂粟可储，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由东坡的诗中可见，当时修身养性的仙家道人也在用鸦片来煮粥。老人如有气衰，不思饮食等等症状，郎中就在石钵里把鸦片捣烂，用以调肺养胃，而厨师们则用来卤制食品、煲汤和煮粥，号御米。各位朋友，在我们经常吃的贵阳火锅、重庆火锅中，老板们就放有鸦片烟果，让你喜欢吃和上瘾。我们知道，中国仙家道人在炼丹、熬膏之中发现鸦片有“延年益寿”及“保健”的药用价值（称阿芙蓉、万寿膏），他们是化学提炼鸦片方法的最早者。鸦片虽然被仙家道人、郎中、厨师作为补品和药材来使用，但长期食用会成瘾，其毒性已为当时的人们所察觉。如元代朱震亨在文章中就指出：鸦片有“杀人如剑，宜深戒之”（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3）。
明人王玺在《医林集要》中记载：“鸦片治久痢不止，罂粟花花御壳三五日，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内，阴干，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温水化下，忌葱蒜姜水，如热渴以蜜水解之。”李时珍也在其所著的《本草纲目》中说：“阿芙蓉是罂粟花津液，其结苞时，午后以针刺青皮，勿损其里皮，刺三五处，次早津出，以竹刀刮入瓷器阴干。据说，明神宗皇帝晚年长期不上朝、三十年不理朝政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皇宫中吸食鸦片膏之类的提取物。明万历十七（1615）年间，明王朝在《陆饷货物税则例》中就规定，鸦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明朝中后期，政府的税收政策使得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商人把暹罗、爪哇、印度等地化学提炼的鸦片大量带入中国。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中说：“在1624——1662年，荷兰人盘踞台湾时，他们从爪哇把那里所盛行的烟草与鸦片拌合的方法，介绍到台湾，这种习惯又经由……厦门传入到中国大陆”。中国地方史志及四川、陕西、甘肃、贵州等地均有鸦片种植和使用的记载。1368年（洪武元年），地理学家、旅游学者徐霞客在云贵地区看到漫山遍野的罂粟花十分好看，于是就在《游记》中写下了：“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盛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
清人入关后，鸦片的种植和买卖是合法的。也就是说，清王朝是鸦片泛滥成灾的初始涌者：1662年的康熙朝就规定鸦片每百斤征税银三两，又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1723年的雍正王朝时，曾经下过鸦片种植和买卖的禁令，鸦片作为财政的一大收入，可说是明禁暗放；1736年的乾隆朝，王公大臣、后宫嫔妃、太监、官员、官太太和一些富裕商人们的公开带头下，民间百姓开始吸食鸦片；1796年的嘉庆王朝，清政府停征了鸦片税；1821年，身为鸦片瘾君子的道光执政后，颁布过禁烟令，但收效甚微。据李圭《鸦片事略》中记载：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是越来越多，“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这一时期，皇室、中下层官员不仅与不法烟贩暗中勾结，而且还武装保护和参与走私买卖鸦片。如广东总督李鸿宾的巡逻船“每月受规银36，000两，”然后就“放私入口”。更为严重的是，不法中外商人夹带进中国的鸦片也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每年白银外流高达六百万两。清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鸦片战争》第一册、第414页）。
1838年（道光十七年），西方各国的洋布、洋灯、洋火、洋车、洋机器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可以说，这些物美价廉的新产品冲击着中国的原有小生产市场，使得清王朝当初的“贸易顺差”逐渐变为“贸易逆差”。这一贸易逆差的改变，使得清王朝的中央财政大幅度减少。这时，社会上是银贵钱贱，每两银子大约可换制钱1000文左右。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各业萧条、市场凋敝，更给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道光皇帝如果这个时候学习英国人，在政治制度进行“君主立宪”的先期改革，也许能渡过危机。但是，清王朝上层却认为改革开放会加速“家天下”政权的倒台。正是出于维持家天下的私心，也正是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道光皇帝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鸿胪寺卿黄爵滋、湖广总督林则徐、广东提督丁保桢等分别密谋之后，开始以“禁烟”之名掀起了一场“闭关锁国”的排外运动。
四、中英冲突的导火索
在关闭国门、禁止贸易的问题上，首席军机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一职）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和伊里布……等大臣都主张继续开放国门，反对借“禁烟”断绝正常贸易。如太常寺卿许乃济在“驰禁策”里这样说；若取消双方的正常贸易，“虽绝粤海之互市，而不止私货之不来”，而且鸦片走私禁不绝，是“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鸦片战争》第一册，第450页）。许乃济为此提出：一、鸦片贸易合法，课征关税。具体办法是“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二，禁官不禁民。即主张对“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治染恶习”，“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清予斥革”，“该官上司及保结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三，准许内地种烟，以土烟敌洋烟。许乃济的主张遭到道光支持的顽固派攻击。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呈递了《严塞漏厄以培国本疏》。他在奏章中提出“重治吸食”鸦片的人，过期不戒者，平民则处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道光阅过这篇奏折后，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省督抚们讨论回奏。结果复奏的二十八份奏折中，全力支持黄爵滋的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等少数八人，各地方督抚对残酷无情的对内杀戮、对外关闭的政策都表示出强烈反对。
道光与强硬派借鸦片来切断“对外贸易”的作法对中国长远发展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民间士人也看出了清政府“闭关锁国”将要带来的战争危险。如林则徐很要好的朋友魏源就指出：清政府“激（夷）变绝不由缴烟，而由于停贸易”，“观禁烟令初颁，各国遵令，即英国新到货船，亦遵例具结，……惟恐卸货之不早，骛（务）利之不先，何暇抗文法，争体制，何至开兵炮”（《海国图志o筹海篇四o议款》卷二）。道光无视朝中众多大臣和民间的强烈反对，再次招见林则徐，要他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到广东查禁“鸦片”的同时，更要断绝“贸易”和赶走各国商人。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下令卡断广东所有出海口，派兵把各国商行包围起来，断绝了“十三行”的交通和粮食进出。当时，在中国的外国商人大约有三百五十人左右，里面虽然也有一些鸦片贩子，但大部分是守法贸易的商人。在英国驻华商务领事懿律的劝说下，各国鸦片商交出了二万多箱鸦片，合计二百三十万斤。6月3日到25日，林则徐将各国商贩上缴的鸦片当众销毁。销毁的方法是在海滩上挖了个大池子，把鸦片浸泡在盐卤水中，再投入石灰，最后冲入海中，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虎门销烟”。
林则徐“虎门销烟”是利国得民的好事。照理说，禁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那就应该回京复命。但是，他没有走，却在广州寻找机会执行道光皇帝闭关锁国的密令。1839年7月，英国水兵在醉酒后打死九龙尖沙咀村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把人交给他处理，懿律根据英国律法惩判了水兵。8月15日，林则徐借这件事，中断了双方的贸易，清军开始炮轰英国商船。9月30日，英国三十九家公司、厂商联名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要求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鸦片战争》第二册，第634页）。10月1日，英内阁讨论有关中国的“商贸”问题。强硬的帕麦斯顿主张立即派出军舰保护英商在华利益，陆军大臣更赞同采取军事行动，用武力迫使清王朝放弃封闭国门的政策。
1840年1月5日，清政府正式宣布封港，完全断绝了与西方各国的贸易。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表示关注英人在华利益及国家尊严。4月，英议会经激烈辩论后，以 271票对262票通过了对华战争议案，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的决定（《鸦片战争史论专集》第49页）。6月中旬，懿律率40余艘战舰，4000多名士兵到达南中国海。7月，懿律北上福建、浙江，攻占了定海。定海被英军占领之后，道光急调云、贵、川、湘、陕甘军队增援，并下令各省督抚勤王京城，但各省督抚们以军饷、钱粮不足的借口而按兵不动。8月8日，英军抵达天津白河口，摆出直接攻打京城的阵式。道光急了，赶紧派琦善与英军接触和周旋。这个时候，英军提出了战争赔款，开放更多口岸和惩治以林则徐为首的顽固派。面对着强大的军事压力，以及沿海民众的强烈反对和各省督抚们的不支持，道光斥责林“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把林则徐作为“替罪羊”给抛了出去，将林则徐流放新疆、邓廷桢革职查办之后，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
在革命史学家的“狼奶”灌输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凡是“主战”和“排外”的都是爱国者或民族英雄；凡是“主和”的都是民族败类和汉奸？正是基于这种偏见的史观，林则徐被革命史家们放大到民族英雄的“高、大、全”形象，而穆彰阿、琦善、伊里布等则被丑化为投降派、卖国贼。那西方人是怎么看待林则徐这个人呢？美国人海斯、穆恩、韦兰在其所著的《世界史》中这样评论中英贸易之战：“西方各国被一个傲慢官吏的态度所激怒”，傲慢的官吏指的就是林则徐。史学家蒋廷黻是这样评论这件事的：“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今天，我们回顾和反思这场战争，就会得出自己独立的结论，明白“排外”运动的策划者是道光皇帝，而林则徐只是闭关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琦善到达广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了商贸禁令，允许各国商人自由贸易。但对于英国人租借“香港”一事，琦善按道光意愿拖延回答，没有即时签停战协议。 1841年1月8日，英军又攻陷珠江口的大角、沙角炮台。在军事接连失利之后，琦善在《穿鼻条约》草案上签字并同意租借香港，赔款战争费用600万元。但是，当英军撤兵后，道光又开始反悔。1月27日，清王朝将琦善革职查办， “下诏”对英宣战，贸易冲突上升为国家与国家的正式战争。
道光任命姪儿奕山为靖逆将军，调动1.7万清军与英军对阵。2月下旬，英军攻陷珠江口的虎门炮台，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和数百名将士阵亡。3月6日，英军攻下广州一座城门。5月21日夜11时，清军袭击珠江上的英国船舰，英军反攻陷广州炮台、要塞多座。5月27日，奕山开始与英军谈判，同意缴纳赎城费600万元及向领馆、商行赔偿战争损失费30万元，英军撒退到广州60英里以外的地方。但是，签署的这个《广州和约》草案没有生效。8月26日，英军摧毁厦门所有炮台，次日攻占该城。10月1日，英军再陷定海，总兵葛云飞等人阵亡。10月中旬，英军又占镇海和宁波，两江总督裕谦城破后投水自尽。10月18日，清王朝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前往浙江接战。
1842年2月，奕军被英军击败，丢慈溪。5月，英军放弃宁波、镇海两地，进兵江浙海防重镇乍浦。6月上旬，英军陷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阵中。7月26日，英军连占宝山、上海，紧接着又占领镇江。道光朝的御史黎吉云在日记中记录镇江之战：“尔时英夷无意入镇城，意欲直入大江，而镇江副都统海龄，日杀无辜，民不聊生，往夷船请之入城。”镇江人所作的《草间日记》则这样记载：“都统令旗兵满城捉汉奸，旗兵遇他县人在城者，及居人只行，或夜出者，见即追而杀之。至是捕城内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当时的民谣这样传唱：“夷人一自入圌山，直向长江左右环，城中人民忙欲走，谁知初八四门关”、“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费正清等人主编的《剑桥晚清史》说：“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它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城。”
中国当时有四亿民众和上百万的军队，却被几千英军打得四处奔逃，双方士兵的伤亡比是100:1。从中英之战中，我们可看出清军祸害民众和腐败无能！镇江战役中鲜为人知的一个史实是：当两军激烈交战时，成群结堆的老百姓就站在远处看热闹，一些民众还向英军出售粮食、水果、畜禽和淡水，而另一些民众则为英军带路和干活。可以说，不是老百姓没有国家和民族观念，而是清王朝本身就是中央极权的专制帝国，而非一个近现代意义上民心所支持的宪政国家。
英国政府召义律回国，改派璞鼎查为全权谈判代表。这时，道光也同意议和，地点就定在南京。8月12日，中英双方开始谈判，19日清王朝接受英方要求。8月29日，双方正式订立《南京条约》，又于10月8日在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在双方签订的条约中：中国赔款白银二千一百万两，租借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国内编印的教科书说香港是“割让”给英国，实际是“租借”，香港97期满回归既是明证。
五、中国人对宪政认识
从表面上看，中英战争是因“鸦片”而起？实际上，这是一场“开放改革”与“锁国闭关”的贸易之战；是“民主宪政”与“专制独裁”的制度较量。战争前，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帝王专制国度，战后，满清皇室被迫全面打开国门，科学技术和宪政思想得以进入：一、政治上，中国人开始对制约君权的宪政制度有了一个新认识；二、经济上，落后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新的工矿企业增加到200多家，工人有10多万，资本总额达5004万元。三、交通运输上，铁路从无到有，京奉铁路天津至山海关段共364公里。轮船运输公司约有20多家，拥有大小轮船约300艘，总吨位约10万吨；四、邮政上、电报通讯畅达各省。五、外国在华的银行保险业已近20家，包括总行设在中国、资金较为雄厚的英国汇丰银行。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于1897年设立，旧式钱庄、典当行业纷纷退出市场。
正因为中英这场战争的痛楚，魏源、姚莹、徐继畲、冯桂芬……等反思了中国二千年来的君主制度，他们在介绍西方宪政制度的同时，先后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借法富强”、“制械练兵”、“倡西学”、“制洋器”等改良声音。可以这么说，中英战争不仅让中国思想界知道了《自由大宪章》普世价值，也动摇和撼动了秦始皇以来的中央极权专制制度，更是人们对宪政化认识的一个起始点。从这个起始点上，中国走上了全面开放的“洋务”之路，也为康、梁等人要求君主立宪的“公车上书”奠定了思想基础。
现代，毛泽东承袭了历史上暴君们的中央极权及个人专制独裁，施行的也是奴役民众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史学家之所以把中英冲突的结果上升为“侵略”、“殖民统治”之类的政治说教？其实质都是在为其“愚民”和“奴役”统治，以及“反帝”和“排外”宣传找到一个历史借口。实践证明，闭关锁国和一党专制是无法继续在中国统治下去的。正是有了闭关锁国搞不好经济的这一认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在“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矛盾心理下，打开了国门。就事论事，邓小平屠杀学生有罪，但此人也做了一生中唯一的好事，那就是在民意的推动下，施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从而把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引向了正确的道路。
可以说，捷克哈维尔等人发起的《77宪章》，中国303名各界人士一年前参与签署和发布的《零八宪章》，都是在继承和发扬了英国《自由大宪章》的普世精神。但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当今还魂幽灵们又意图掀起一场反普世价值的黑潮，不！是开历史倒车的赤潮！！一、政治上，掌权的顽固派在政治上拒不履行已经签署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继续抓捕持不同政见者和判处《零八宪章》起草者、签署者刘晓波重刑；二、经济上又在搞什么“国进民退”这类垃圾玩意；三、文化上收紧了思想、言论上的尺度；四、网络上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绿霸、谷歌等排外事件，并打着“扫黄打非”幌子关闭了许多网站；五、外交与贸易上，中国与欧美之间的贸易纷争不断，欧美联手态势愈加明显。以上所有发生的这一切，均与道光王朝“闭关锁国”的行为极为相似！！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2月3日表示，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放开人民币汇率，并确保中国对美国及各国开放市场。美国《纽约时报》就直接指出，“如今，是奥巴马政府开始反击的时候了”，对台军售就是在中美间最敏感问题上对中国发动的直接打击。我在这里告戒及提醒国人，美国已从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完成撒兵，可以说，“外交是内政的需要，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从短期看，贸易冲突会对中国刚刚成长起来的新兴企业造成重大打击。从长期看，贸易冲突如果继续扩大为军事冲突，就有可能引发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全面战争。现在，中国最好的道路就是《零八宪章》所倡导的宪政改革，关闭国门和任用林则徐之类的好战分子就意味着把国家拉入战争之中。
2010年1月28日于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