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庄又出书了，我们都羡慕不已。为安慰我，谢庄嘱我作序。某虽不才，也知能“序”者都为名家方士，轮不到我等棒棒军，不免犹豫。架不住老谢穷追猛打，情急之下慌不择路，只好鬼画“逃”符，避实就虚避重就轻，说些关于身体之类的“大话”来交差。

       大而“话”之，是为了在大帽子下面开小差，顺便搭车走私贩“独”——兜售独创的精神产品，与序无关。愿谢庄和读者诸君见谅。不是为序。
       这些大话，汇总为“五句话”，话又长又大，又烫又冷……
　　　　
       第一句话：大话“贪心”

       年近花甲仍笔耕不辍的人不少，但耕出一块园地的人很少，耕成一片风景的人更少，因耕耘而成为“现象”的人少之又少。所以，被人称为“谢庄现象”，当是“现象”宿主的意外惊喜。然而谢庄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他反而更加沉重起来，《负重者》就是重量的证明。

       都成“现象”了还在继续背，有人说这是贪心——只是此贪非彼贪，此心非彼心。

       贪心没什么不好，“贪”的内容也许更重要。别人可以贪赃贪贿贪财贪污，贪色贪杯贪玩贪嘴，你谢庄只贪一点“心”——这思想意志情感精神的容器，“贪”它更大一点，多装一点，多拉快跑，公益私利，没什么不对。

       贪“心”之人，贪的是精神。不是今天就要拿钱，而是今天就要出书。当今之世，99%的人以为“贝”就是钱，这自然正确。也有1%的人坚持认为“贝”是一种书，一种被称为贝叶或贝多的讲道理的书，与精神文明和信仰有些关系。据说贝多树只开一次花，只结一次果，结果后树木死亡，贝叶用来作纸写经文，或者作扇驱蚊蝇。这两件事，正是谢庄和谢庄们喜欢干的事情。所以谢庄们，包括从《野草》到《文化人》的老中青三代人，集体成为写字和打蚊子的志愿者，合情合理。

       贪心当然对，但也不全对。干过装御工的谢庄应该知道，只装不御，越来越重，生命承受不起。即使是精神产品，也是质量重量兼而有之，更何况，你谢庄装御的是谢庄和谢庄们的集体劳动果实，包括众多独立知识分子及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口水和公共墨水。你海绵似的兼收并蓄就必然会既多且重，你还要“整合资源”，带头拉上坡，你不负重谁负重？或者压垮或者解脱，你的肩膀为此而生。 

       你担当了生命必须承受之重，将得到并非人人可得的生命之轻。所以你应该贪心。与肩膀宽度无关，担当就是一种贪心。

       “贪”的邻居是“贫”。不贪要贫，多贪也要贫，分贪还是要贫。不同的是：分钱之后众生喜悦；而分书之后，众生皆成风景，施予者则成为景中之景。这时你的名字叫作者，你的身份是说者，说大话讲小话只是一种工具的选择，实质是你在表达与输出，传销你的精神。

       所以谢庄今生今世你只能越来越“贪”，并因此而越来越“贫”，越来越轻，最后因“贫嘴”而得到解脱，在别处成为别人的风景。
　　　　
       第二句话：大话“风景”

       能够成为风景，就是一种价值。无论你裸着裹着抱着背着哑着喊着，无论拿出话语还是贡献身体，只要出场，就成为风景，成为聊胜于无的存在，胜过缺席。不过有时候，缺席成为另一种风景，比如良心缺席，使罪恶成为风景。而等不来的戈多，使等待也成为风景。

       当下，大话成灾是一种风景，言论缺席是另一种风景；权力美学是一种风景，闭目思过是另一种风景；舆论监督是一种风景，监督舆论是另一种风景；讲政治是一种风景，权变钱是另一种风景；抢芝麻是一种风景，丢西瓜是另一种风景；稳定是一种风景，绝望是另一种风景；景气是一种风景，气紧是另一种风景；真是一种风景，假是另一种风景，中国足球成为中国政治的缩影，更是世界奇景。

       说到风景，也许谁也不会注意到东非高原上走失过一只草原豹，在那里它并不是风景。只有海明威在眺望乞力马扎罗雪山的方形山巅，他看到非洲第一峰基玻峰的背风处，这只因觅食而走失而冻死的豹子成为冰雪雕塑的风景。这是一只既挑嘴又贫嘴的豹子，它与卡夫卡埋在稻草中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绝食艺人一样，都找不到自己爱吃的东西。然而人们忘不了这道并非源于物质短缺的风景。

       在这风景短缺的郁闷时代，海明威们把手一次又一次地伸到限度以外去，萨特们把手一次又一次地伸进粪便和血污，甚至自比作恶多端集天下大恶于一身的苍蝇，想带走罪恶飞出地球去。我不下地狱谁下？我不领罪谁领？公共知识分子的意义之一，就是殉道、试错，以身报国。

       国人也贪大求“高”，求大义，存大仁，向往崇高，求死也要“举大名”（嘲笑道德解构崇高是近几年少数人的阳谋，然而上当和假装上当者不在少数）。所以介入，所以扩张，所以干预，以攻为守，夺回权利，决不放弃，同样是一道绝好风景。所以当有人教化国人要苦中作乐要甘当苦主，而且可以一边痛一边快乐时，我认为是在作贱中国人民精神人格的尊严，是典型的汉奸理论。汉奸者，为了自己当下发财而背弃和出卖国家民族的未来者。汉奸多是时间的睹徒，只睹这一把，不管下一回，他抗拒并仇恨未来。

       汉奷主义与专制主义是一对双胞胎，在高度默契之中结伴而行，成为中国社会环境的头号公害，头号顽疾和历史垃圾堆中的憧憧鬼影。

       盛世逆境，这是大多数人的生存写照，末世盛景，又成为少数人的心得体会。一国已经两制并且两治，盛世因此显得可疑，大多数人也因此而迟疑。谢庄没有迟疑。谢庄从八十年代开始搞“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断断续续，寻寻觅觅，时而高唱，时而低吟，正如那只迷路的豹子，一路寻到山顶，那里没有食物，没有墓地，只有风景。

       这些风景之一，是去年创刊的《文化人》杂志。在谢庄主持下的《文化人》杂志，也是一本口说“大话”的杂志，它让各种各样的大话都发出声音，就像曾经的《感慨交响曲》一样，搜罗汇聚大材小用的各色人等，在一个平面上搞立体的声音，成为从平民百姓到专家学者的“杂种派对”，成为自由表达的精神会餐和责任言论的短暂节日。

       自《文化人》始，我的“变蝶”也在开始。当我这个用脚写字而且不写文字只写数字的步行者，开始学习用嘴说话用笔表达时，我就立马变成一个手足并用，言行并重，低头看天，抬头看地的怪物杂种。

       何谓“杂种”？吃得杂，听得多，看得透，想得明白，走得艰辛。活得“有种”。杂种可以披狼皮、羊皮、狗皮、兔皮，但他说人话，或者不说话也决不说狗话做狗事。《文化人》负责传播“杂种精神”，使之成为多元文化的景观和节日。
　　　　
       第三句话：大话“精神”

       野狗在林子里，土狗在院子里，家狗在屋子里，而宠物狗，不在桌上就在床上，偶尔在桌子下面体验生活，决不贸然出击。

       在“人治”时代，野狗拿来打靶，土狗拿来吃肉，家狗拿来剥皮，而宠物狗成为商品被买来卖去，或者作为狗的代表向人示范，宣传饿有食堂，病有医院，老有墓地的集体幸福生活，同时负责传播“吃饭的不准说话，说话的不准吃饭”的公共食堂的小秘密。

       谢庄不如狗代表。他没有医保没有劳保没有社保没有低保，没有单位没有档案没有工资没有补助。谢庄，你的名字就叫“没有”，你既贪又贫，无产而不“阶级”。别人穷到只有钱，你把自己穷成“精神”。

       谢庄有“精神”。这一点，世界人民都同意。从马老李老卢老林老，到马加静轩天河建军，认识不认识的说到谢庄，肯定先说“精神”。这就够了。作人而有“精神”，甚至可以为“精神”冠名，夫何求哉！

       我极愿意为我这个湖南老乡冠这个名。我还有一位只有主义、思想和别的什么东西惟独没有精神的老乡，他长得太象菩萨而不是菩萨，面慈心不慈，没有胡须，所以即使是江康者流，也不认可“毛泽东精神”。另一位小老乡个头1.55米，被集体决定追封为“雷锋精神”后死而后己，似乎符合精品原理。而年过六旬的谢庄，在这集体失忆失语的环境中拒绝遗忘而不拒绝宽恕，大胆直说而不胡言乱语，仅仅靠着一双不停跑动的腿和一张不停鼓动的嘴，忽悠着精神的文明，传销着希望的热情，煽动着生活的真诚，讨伐着社会的惰性。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谢庄精神——一种以勤奋和顽强而著称的精神。

       可敬的静轩老人说，这是“一颗高昂的头，一张呐喊的嘴，一个滴血的灵魂”，重点全在上三路，在脖子上面。

       比起“谢庄现象”来，“谢庄精神”更加具有精品的意义。

       有个精当的描述说，王怡的出现，标志七十年代获得表达。而我要说：谢庄的存在，表明1957年还在延续。

       承蒙谢庄错爱，称我们为“两个躯壳一个灵魂”。这是一个夸张，夸到失真。谢庄57年就因言获罪，而我从80年代才开始苏醒，中间有三十多年时代背景的差异。作为文化人的谢庄竟然看不出这些差异，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谢庄太专注于精神的认同，对精神之外的东西一概不认；另一个可能性有点悲哀，那就是时代变了，时代背景的实质性变化小到看不出来，或者可以忽略不计。
　　　　
       第四句话：大话“背景”

       背景即环境的一个部份，本是身外之物，单说“精神”时确实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中国，大多数人以背景为生并生为背景，大话背景，等于大话中国。这种风险大于猛虎——虎不吃人，而大中国2216年来言路不通（所以才痛），屠刀未干，书禁未开，灰坑未冷——460个儒生正站在坑中作证。

       为文最难的就是“背景”，对我也不例外。不是因为我自命高雅，以风花雪月为武器；也不是我做作虚伪，以春秋之笔来矫情；更不是我胆小怕事，不敢说出真象与事实；而是因为，为人作序，不该坏人好事。如果因为我的按捺不住的“恶攻”，让谢庄的书被“枪毙”，那还不如直接枪毙坑害我自己。既然对中国不能“说不”，所以我决定嘴巴上锁，本节不予展开，而以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来代替。跳过这一节，同时给宣传新闻出版主官们记下这一笔：一个进攻型的脏手知识分子在此欲言又止，不是害怕——仅仅是为了友情。

       虽然我忍住不说全部背景，但也忍不住说点局部消息。限于篇幅，只透露一点小秘密；多年来宣传部们实行的思想专制文化专制言论控制和新闻出版管制政策，“贪污”新闻，“手渎”言论，压制媒体，欺辱政府职能部门，搞党文化党喉舌吞没社会的正义声音，原因之一是，还有人要继续藏身于那些主义的烂尾楼中，理直气壮地公权私用和瞒产私分。

       属于非政府职能部门的宣传部们，君权自授，君临一切，一贯正确，从不负责，阴阳颠倒，乖张暴戾，却要自立牌坊，粉刷包装，丫头子打粉，花和尚念经，粉成一头让世人侧目让子女蒙羞的集体怪兽，让人恶心。
　　　　
       第五句：大话“大话”

       大话，本是源于真实又“高于真大于话”的失真之话，不管来自脑袋还是身体，它都是真话注水掺假夸张变形的变体和假体。它天真无邪，如泡沫美丽而脆弱；它用心险恶，如毒药高效而猛烈。它可以是胆小鬼进招，也可以是大白天点灯，可以是真话好话，也可以是假话坏话胡话昏话废话屁话。

       大话是一种态度，它调动语言表情来表达精神品质；大语是一种语境，它透支语言张力来逃避已所不欲；大话是一种风光，它坚挺语言思想来刺穿冷漠平庸；所以大话是一种另类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值得发掘。

       大话推崇公开性而摈弃私密性。说大话就是为了暴露（或者掩饰）大话话主的行为身份。无论你是“缺陷好人”还是“优秀坏人”，无论你用头脑思考还是用身体写作，无论你在用心表达还是用嘴放屁，大话说完，立马现形。所以，大话只能站着说或者侧着说，而不能趴着说蹲着说跪着说坐着说，这是大话较之小话的优秀之处。

       大话又是无大不话，无话不大，无大无话。大而言之谓之大话。如果不想大，不敢大，不能大，脖子以下“有”，脖子以上“无”，则无话，无语，无言，无论，无趣，无聊，无耻，无有，无无。

       两极相通，大与无竟在一念之差，分界线是身首联结之处。

       据说，阿尔卑斯山的峰顶，刻着一个大字：不。这是一句天大的大话。

       中国也可以而且应该说“不”。不是对世界而是对自己——对自己说“不”才能自救。对世界说“不”等于在联合国投反对票。在世界上专门以投反对票为政治立场和处世态度的，不是阿Q就是萨达姆，或者对世界心存敌意，或者对中国人民的公共财政资金乱打歪主意。

       星儿“港”大话是为了脱贫逃单逃避耳光和缴吹牛皮税，所以斜着眼歪着嘴勾着背夹着腿，边“港”边开溜。文人的语言暴力是为了引人注意，以便挤进书本去领取到天堂的通行证来对抗人间的经济暴力，所以望着天忘了地经常摔得没脾气。政客制造大话是为了升官发财骗取资金，转移视线拐骗人心，所以喜欢用排泄器官说话，下面出来上面进去，有盐还有味。

       你说，除去天鹅绒暴力，这大话价值在哪里？

       但我还是说了，不是为了得救，也不是怕再当哑巴被人卖。我怕我不说，自己也成为背不动的“负重者”。所以我说宏大，发牢骚，说大话。当我说XXX我日你先人板板——明明知道她和她母亲和她先人的名字而不说出来时，就是我在说大话。在背阴处压低声音，把腹诽肚谤变成口诛笔伐的耳语和“暗骂”，也是一种大话。有利于心情和健康而不利于皮肉和肠胃的，多半是大话。想说“中国我对你说”却又不敢说的，肯定是大话。

       我们活在大话中国，活得累说得也累，不如痛快说完早点睡。然而出局入局并不由你，中国牌局规则行反，正邪易位，赢家不开口，你输家就不准走，看你能有几多愁！
       老谢背得太重活得太累。我把话头作为肩头递给他，为了让他知道，喜欢说话的人并不孤单，有人说，就有人“和”；说得明白，才有“和谐”。

       我理解和谐的首义就是“人人有口饭吃和人人皆可发言”，建设和谐社会，是为了使“吃饭”与“说话”摆脱人为的对立而和平相处，人人皆可得之。因此，和谐社会的理想值得期待，目标值得努力。

       我相信普天之下，一定有一个专说“大话”而不用“西游”的大话联盟在尊严之中存在，从过去走到现在，从我们的脖子以上走向未来。

       让我们站着说话，哪怕腰酸背痛脖子冷，也决不把话头缩回去。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