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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胡适的著述可谓多也，可是胡适先生一生留下的大量照片、书法及其它有关他的影像制品（包括演讲录音），却似乎没有人做过像样子的研究——孙郁有一本《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大多近于图片说明，或者完全与此无关的自我发挥，没有集中解释胡适的照片为何常以笑容示人的原因——我手上的照片、书法等有限，没有什么独得之秘，只是大家都能看到的寻常之物。真要做个像样子的研究，当然应该在台北胡适纪念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地方，查阅大量的图片和资料，方能有一点初步的成就。鉴于这个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故不揣不剪陋，率先贡献一些意见，算作引玉之砖。

欧洲艺术史学家帕诺夫斯基把图像学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描述”，复次是“分析”，最后是“解释”。用平实的大白话来说就是：看图说话。其实图像研究早已逸出艺术史的范畴，而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了。举了商业广告、路牌标识、建筑物外观、电视电影影像、摄影照片等，无不可拿来作为图像研究的底本。像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和美术史论专家米歇尔不仅写有《图像理论》等专著，而且还用《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从美国九一一到伊拉克虐囚》来解释战争中图像的传播效果及其放大作用，从而使图像研究不再是凝固的描述和阐释，进入了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使我们得以知晓图片功能许多此前不曾注意到的意蕴。这给我分析胡适图片的传播，以及对民众的影响带来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指引作用。

 

一：像由心生

众所周知，像由心生。有什么样的内心，就会有什么样的面相示人。口蜜腹剑者故意扭曲面相，自然让你不好辨认，但这样的故意扭曲要看清其本质也只是需要一点智慧和时间而已。艺术家陈丹青说，他刚到纽约，看到纽约街上行走的人民都长着一张不曾受人欺负过的脸。这就是艺术家在纽约看到的众生脸谱——人像，而这样的人像令对图像特别敏感的艺术家感到震撼而记忆深刻。为什么会如此呢？那就是纽约的人民权利受到完好的保护、对当下生活比较满足、对未来的生活有着良好理性的预期，人们脸上写满阳光、自信甚至不乏骄傲，因此才会在众多行人身上显示出一张未曾受人欺负，也不准备欺负他人的脸。

胡适早年的照片，笑容不多，大多坚毅含蓄。1909年十八岁时，他穿的中式立领对襟，头型却是比较犯忌的、刚剪掉辩子的清朝普通民众的样式。眼神坚定，嘴唇紧闭，幼年丧父的好强写在脸上。五年过后，1914年他赠送给女友韦莲司的像片，已是风度翩翩，西装革履，笑意含蓄，虽仔细辨析才能感觉出，表明他与周围世不再处于那种防范的紧张状态。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其中有一张身穿对襟、戴着眼镜、理着平头、托腮作思考状的照片，其间的笑意特别显明，自信而不放肆。自然，当他刚始当爸爸时，蓄着有点俏皮的八字小胡子，抱着有点愁怨眼神的大儿子胡祖望，或许由于没有做父亲的经验，也没有笑意，甚惑有点茫然，这倒了合了他早年所谓“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心态。过了几年，大约胡祖望六七岁的时候，他的笑意就很自然了，这就像他曾经写文章讨论“我的儿子”，主张要对儿子负责，但绝不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恩，更反对市恩一样，是其思想和照片可谓一脉相承。到了晚年他抱着孙子胡复时那种笑意，就更显承欢绕膝乐了。

胡适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人，但他与江冬秀的婚姻，是父母之命的旧式婚姻。幼年丧父，母亲抚养不易，使得胡适无法从情感上去违拗母亲之意，因此不管在理念上与他多么不合拍，他还是与江冬秀厮守了一辈子。那些颇有性情的个人主义者或许会觉得他假，太委屈自己，但胡适与众不同的地方正在此，他知道人生的大限，正如他晚年说“不自由也就自由了”一样，要用心才能好好理解。你当然可以说他这样的选择未必不是苦涩的，但没有苦涩的人生又去哪里找呢？1914胡适在送女友韦莲司一张照片时，更送了一张他的“室中读书图”，让江冬秀对他放心对他的期许，这种差别已显示出他把韦莲司当朋友，而视江冬秀为未来太太的微妙心态。照片的胡适自信、俊朗，旁边题有“万里送行役，轩车履复期。传神入图画，凭汝寄相思。”他与江冬秀固然说不上在学问及心灵深处有多么契合——正如胡适调侃性的“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只是具有些生活趣味——但这样的情愫还是感人的。1917胡适学成归国与江冬秀完婚，从照片上虽没看出什么欣喜，但在矜持中还是有一种难得的平和。1946年胡适执掌北大，夫妇俩合照于东厂胡同，两人的笑容，步调可谓一致，显得非常融洽。而1961年胡适去机场接妻子回台，则是夫妻所剩不多的欢娱了，不过那样惬合的笑容还是相当令人感动。

胡适的照片中，有愁眉不展的时候，这都是比较少的。至于说那种金刚怒目式的照片，则我一张也未见，难道他一生真的没有愤怒吗？那倒未必。只不过他生活比较满意的时候不少，更与母亲对他的教育和个人的期许有关。人的许多行为和相貌，都是那人内心理念和价值观念外化，这和心理学的镜像作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你所看到的世界，你的喜怒哀乐，固有外界对你的刺激，但未尝不是你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化。

 

               二：自我期许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他从小看到母亲以后母身份维持一个大家庭的艰难，无能的大嫂和能干的二嫂都喜欢将难看的脸色拿别人看，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因此“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过于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如此有切肤之痛的感受，这样近距离的观察，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经验，使得他坚信“世间最下流的事莫过于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胡适待人的诚挚，给人留有余地，不把一张难看的脸拿给别人看，不是一个人的所见，也不是一个人的心得，而是那些时代与他有交往的人之普遍感受。史学家曾何炳棣曾在其回忆录《阅世读史六十年》中说道：“某日上午九时左右，我刚要进城，厨子向胡先生递上一张名片，胡先生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当我走出门时正听见胡先生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有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连说带笑的声音。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馀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做不到的。”（广西师大版319页）

或许讲究个性的人，觉得胡适待人未免过于做人，但真有人生阅历的人才知道如此并不容易。这样做并不是世故，世故是油滑，而不是宽容。胡适因了对宽容的理解，对自由的认知，因了早年家庭经验，不拿一张难看的脸给别人看，所以你在胡适的照片中几乎找不到一张愤怒到失态的、难看的脸，道理正在于此。胡适在老境渐至的时候，拿了自己的一张照片与母亲的照片比对，认为有几分神似。由这样的神似，再回忆起母亲对他教益来，令他感动万分，他忍不住在《先母行述》里述及自己的痛苦：“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此种泣血之痛，自不仅因他与其母亲形貌之相似，实因情感永不能忘之故。胡适有次为《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题词，得知别人的母亲高寿，不免想起自己的母亲来：“小人有母，亦廿三岁而守节，积半世之苦辛，未能享一日之娱悦。执笔作颂，拊心凄绝。” 使我每见不忍，弥增对他的敬重和亲近。

对胡适一生稍有所知的人，都知道胡适有开风气的心态，有做圣的自我期许，所以他为人处世，对自己要求相当严。从做学问、记日记到待人接物，无不充溢谨严与秩序。有的人自己也相当严谨，甚至于己苛酷，拿此来对待自己的朋友乃至世间所有的人，这就是将自我期许，施之于众，缺少对他人应有的宽怀。也就是说，缺少在自我积极自由的同时，对他人有不做什么的“消极自由”的体认，这是一种有缺陷的自由。人在有做人底线和做圣人之高线之间的广阔地带，有完全的自我选择自由，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是对自由的精义还缺乏更深的了解。所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看似容易，其实于大多数人来讲，可谓悬的过高，胡适的一生这样实实在在走过来的。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反对白话文，与胡适可谓论敌。但1925年胡适到上海与他会面，一起照了张相，胡先骕严肃，而胡适而充满笑容，并在照片背后题词“我们是两个反对的朋友”，可见其对不同意见的宽怀，直接影响他做人，以及他以微笑的面貌示人。

我曾在《一位微笑的反对者》中专门拿一节“道不同亦相为谋”来展现胡适与陈独秀异乎寻常的友谊。1919年后，陈独秀逐渐左倾，组建共产党，甚至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与主张渐进改良的胡适，其言论、行为之相左，那是不言自明的。胡、陈极不寻常的友谊拿对今天不管是非、只管立场的意识形态教育出来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只要有做人的底线，意见乃至道路不同都不是敌人，依然可以做朋友，自然也可以光明坦荡地批评。1925北京晨报馆被烧，陈独秀大肆赞扬，这回胡适觉得他这样的说法不能认可，于是专门给陈独秀写封信批评他，其中有言曰：“你我曾共同发表过《争自由》宣言。争自由的惟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陈独秀多次危急时刻，乃至去世后，胡适都还伸出援出之手，这样的友谊，从胡、陈的照片里亦可见出，哪是如今动辄决裂的人可以梦见的？

 

三：他者与自我

    正因为有自我期许，所以胡适也很注重社会及他人对他的评价。从一般意义上讲，太注重社会和他人评价，会磨损自己的锐气，会变得八面玲珑，世故圆滑。但在强大如胡适身上并不如此表现，他宽容但并不纵容，他体谅他人但并非没有原则，他看重社会和他人的评价，但并不曲己逢迎。这是因为他内心对于自己相当自信，容纳异见是他对民主自由理念认同的结果，亦是他认为做人之必须。

就我目前所知晓的资料来看，胡适一生有两张照片，非常值得拿出来一说。一是他在日本讲中国文学革命，紧闭双唇，目光坚定，右手夹烟，左手伸出大指姆的动作，很有一种必胜信念的味道，大抵是日本凌侵中国的缘故。他一生唯一的从政经历，就是国家板荡的抗战时期当中国驻美大使，或许他这张照片是他比较有节制的民族情绪的表现。另外一张便是他激动地在中央研究院上讲话时“心有不甘”的表情，这在他是少有的近乎发怒的表情。但即便这样两张与他常规表现算是“出格”的照片，在我看来也不乏宽怀和节制。

我们都知道，胡适是个知识分子， 同时也算是公众人物，那么他必然注重照片的公共传播效果，即那些不利于他形象的照片一般不会拿出来传播。但问题在于，他可以控制自己的亲朋好友给他拍摄的照片，好者拿出来传播，不好的便不拿出来，而报纸、杂志所摄照片，则无从干涉。这也就是说，胡适留传世间的这些照片，并不完全是他自己所能主宰和确定的。其传播的源头、传播效果、意义阐释，他都并不能完全控制，那么可以说他众多的充满笑容、亲切内敛、庄重平和的照片，完全是他自己修为的结果。他的修为就是修辞立其诚，为人宽和，笑口常开。有人或许会说他做作，但一个人能坚持一辈子的“做作”，这就是一种他人难以做到的修为。当然报刊杂志图片的传播一方面因胡适是大名人，另一方面也慑于新闻伦理，也会对照片加以选择，使其在传播过程大致符合胡适一惯的为人理路。二者互相叠合，自然使胡适在大众传媒和世俗民众中的形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正面展示。

胡适一生写了许多书法，也算是他留在世间的“图像”之一种。他不算真正的书家，若是也顶多算是文人书法的一种。他写字一丝不苟，端庄典丽，在规矩和法度之中有一种潇洒的风神，和他做人如天然般契合。如他传播得相当广远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深入人心的思想加上典丽潇洒的书法，使得这样的理念和人格力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从而与他自身富有亲和力的形象，造成再度传播的叠加效果。

 

四：招牌式微笑

微笑可以说是胡适一生招牌，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在大多数时刻做到不拿一张难看的脸给世人看。除了他自身的个性、家庭的教养、人生的领悟、不俗的成就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他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一说起乐观主义者且不可救药，有许多人就会觉得这样的人对人生的黑暗缺乏洞察力。其实不然，像胡适这样的乐观主义者，其实对人的局限是有深刻的体察的，正是因为看透了人的局限，才对人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和深刻的悲悯，也才有一种他人所不具备的宽容。对人之局限认识深透的宽容，再加上民主自由所浸透而来的制度上的宽容，共同发酵，互相发力，才造就了胡适对宽容异于常人的深刻理解和切实践行。

收入孙郁《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一书七十三张胡适单人、双人和多人照，胡适大多是轻微笑意或者笑容满面。五十年代他的晚年是颇不惬意的，一方面是大陆花巨大的人力来批判他的思想，老朋友、史学家如陈垣写公开信望他迷途知返，甚至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也写信与他决裂；另一方面是台湾的情治系统连篇累牍批判他，出版了《胡适与国运》等书，似乎众叛亲离。不特此也，胡适晚年收入微薄，不愿迁就，所以难免有落寞之感，对此他晚年的弟子唐德刚有比较生动的描述。但唐德刚先生的宗教感明显不如胡适，所以他似乎看不到其间坚持的肃穆感，以及他一如既往地乐观态度，这一点才是胡适异于常人的地方。“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日拱一卒、功不唐捐，在胡适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踏实践行的动力。他一生没有见到自己的祖国实现民主自由，但坚持民主自由必然到来，今天台湾实现了民主自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胡适的老朋友、名史学家陈寅恪在1954年所写的一首《无题》诗中咏及官方批判胡适的运动，起首的两句即为：“世人欲杀一轩渠，弄墨燃脂作计疏”。意谓官方大肆号召知识分子挑灯夜战写批判胡适的文章，真起把一个亲和微笑的胡适杀了才解恨，可见胡适招牌式的微笑和他的思想对极权政府来说是一个挥之难去的威胁。对于争取民主自由的人来说，没有比微笑理性地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更能让专制惧怕的。专制者不害怕你像他一样仇恨、残暴，因为比这些你永远不是他们的对手。胡适留在世间永恒的、坚毅的微笑，永远是激励人们去争取民主自由最好的动力。

现在我找一点晚近的例子来给胡适的“微笑与自由”作些注释，以便我们更好地明了微笑的力量。1990年2月11日被囚禁长达27年的曼德拉出狱，他踏出监狱之门的那一霎时的笑容，感动了全世界——“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曼德拉这句话是对他笑容最好的说明文字——甚至感动了一位正在秦城监狱服刑的中国囚犯王丹。今年初王丹还在《纽约时报》写一篇英文文章谈及“曼德拉笑容”对他的激励和震撼效果。事实也正是如此，《王丹狱中回忆录》（台湾新新闻1997年版）中多次提到他“在对方（指审讯人员和狱方）面前永远保持微笑”的自励性话语，保持微笑是对极权政府最大的轻蔑。最近冯正虎露宿东京成田机场，争取回国权利，与外界接触，非常注重仪表，不卑不亢，保持平和的心态，十分令人敬佩。经过九十二天的抗争，冯正虎回国登机的一刹那的笑容，令人难忘，感动了千千万万争取民主自由的中国人。


2010年2月18至20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