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不仅国内舆论大声推崇，海外媒体也在帮腔。《纽约时报》肯定：中国不再是正在崛起的经济体，它已经崛起。人们在议论，中国GDP可能或已经超过日本而成为全球老二。于是，美国智囊预测：中国最早会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由此引出了所谓“中国模式”，其中隐含的深意是：中国显示了榜样的力量。美国《数字化日报》甚至断言：俄罗斯正在复制“中国模式”。这个判断使人几乎分不清东西南北，“中国道路”也因此成为热门话题。有些人头脑冷静，呼吁理性地对待这场热捧。但是，在议论纷纷的高潮中，要求客观评价所谓“中国模式”、慎重对待所谓“中国道路”，是不容易做到的。执政当局已经接连向国际社会抛出中国已经“崛起”的傲岸不羁的信号，警告奥巴马，惩戒萨科齐，扰乱哥本哈根会议等等。追随最高权力的学者自然群起跟风，吹捧“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成了最强的造势活动。这里，选择其中两种不同的声音，看看这些学者如何解读中国的“崛起”。

（一）“中国发展的最大奥秘”

人民网理论频道于2月4日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陈红太谈“应怎样看待‘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在陈先生的概念中，中国的“崛起”不仅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挺立，还包括政治制度优势的彰显。他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机制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有机结合，这是我对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总概括。”这个总概括指出了“中国崛起”的奥秘所在，因而成为“中国模式”的灵魂，“中国道路”的核心。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和奥妙应到政治领域中去寻找”，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保证了经济奇迹的实现，没有这样的政治制度不可能有这样的经济奇迹，这就突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非凡作用。你不是惊讶于中国的经济奇迹吗？那么，请向“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顶礼膜拜吧。陈先生的用意，于此可见。

那么，这种政治制度的“优势”究竟体现在何处、它的优越性究竟如何表现，总要指明才好让公众见识，说得有理才能让大家信服。于是，陈先生举出4条“优势”，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具备的”：（1）集中效率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下了决心就干”，一个人说了算，不争论。不过，这算什么“优势”？毛泽东一句话，沿海国有企业搬至国土西南，钻山，分散，入洞，造成国民经济极大浪费。邓小平一句话，物价问题“长痛不如短痛”，造成群众蜂拥提取存款，抢购商品，人心慌慌，市场大乱。这样的效率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值得肯定的。（2）政治组织优势。“把所有政治组织资源动员起来，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建设最需要的领域和方面”，形成“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组织体制”。难道这也是“优势”？1958年全民砍树、砸锅、土炉炼钢，那是造孽呀，怎么可以叫“政治组织优势”？（3）制度创新优势。“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可以模仿民主运行的若干形式，作为一党专制的外衣；也可以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边沿地带作若干变动，以保护它的一党专制的核心存在下去。这样的“制度创新”只是为了专制制度生存的需要，美其名为“优势”就比较勉强。（4）文化包容优势。指“可以借鉴并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这方面，倒是有所借鉴和吸收，但不是文明成果。暴力文化、集权文化借鉴了，吸收了，不过，只是引导这个政治制度更加专横、暴虐而已。丛林文化也借鉴了，吸收了，使这个政治制度愈发野蛮，与文明背道而驰。强调集体、压制个人利益，强调服从、压制个性自由，这类强权意识借暴力文化与集权文化的强力推行以求一逞，这种“优势”其实是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总之，这4条并没有说清楚“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何以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凭这么几条含混其词的理由就企图证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这种结合实践证明不仅可以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也可以创造更加优越和有效的制度文明”，因而这样的“模式”“最具有世界意义”。这些推断是不是太牵强、太过分了？

陈先生似乎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的思维继续驰骋下去，设想中国成为超级的头等强国――“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取代美国和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中国经验就会从发展的独特道路成为一种更具普遍借鉴意义的发展模式。”他提出一个大胆的质询：“中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那会对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和国际格局产生怎样的结构性影响？”这个发问中的“结构性影响”耐人寻味，是不是指中国成为头号超级强国就会按照“中国模式”去变革西方世界和国际格局的“结构”？那时候，列宁的共产国际赤化全球的野心再度付诸实施？伟大的想象是每个人的自由，不过，想象得太离谱却要贻笑大方的。法国财经类月刊《扩张》的网站刊载该刊两名记者写的《中国主宰世界》，对“中国模式”作了一针见血的概括：“一党专制和野蛮资本主义相结合”，这才是“中国模式”的本质。这个本质到了学者陈红太手中却变成“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竞争机制”相结合，还幻想借此成为头号超级大国统治世界，难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中国大摇大摆地还魂了？

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崛起”的？只要不狂热地吹捧专制制度的“优势”，踏踏实实从现实出发，就不难看到，它是在3种力量综合作用下起飞的：（1）从特权利益集团蜕变而产生的官僚垄断资本。这个在90年代诞生的经济力量，由官方充当出资者，官方直接掌握它的运作方向，官方与它构成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些垄断资本集团在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军工行业具有绝对控制力，在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关键环节保持较强控制力，一句话，国民经济命脉操纵在这些垄断资本集团手中。比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从地质考察、石油勘探直到末端加工和销售成品油，一概包揽，成为超级垄断企业，而且收购、兼并海外同类企业，使资本扩张到世界，并将触角伸出石油专业之外，兼营有利可图的其他企事业，总资产达1.424万亿元，属下共170多家子公司，员工超出160万。它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构成石油垄断企业的巨无霸。它们靠廉价攫取不可复制的自然资源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数据显示，2006-2008年，中石化实现利润506.64亿元、565亿元、297.69亿元；中石油实现利润1422亿元、1456.3亿元、1144亿元。在统计表上，这些数据并不显示靠垄断国家资源而经营的背逆性，看不到这些垄断集团是与市场竞争相对抗的力量，经济上的垄断与政治上的垄断一样从来都是反文明的势力。垄断的性质在一串垄断利润的码洋中是看不到的，因垄断而获得的高额利润只是一堆黄金白银。有了这些垄断利润，在GDP的收入栏就会增加有关这些垄断集团的产值和净产值的量，从总体讲，人们从逐年公布的全国GDP数据就会获得经济发展的速度，所谓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是这么来的。

（2）从港台和外国输入的资本。靠中国政府廉价或无代价提供的土地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靠优惠的所得税率，靠没有对环境污染的监控，靠没有工人代表与资方谈判，外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和金融经营。外资创造的产值和净产值也构成中国GDP增量，2005年约占15-16％的比重。

（3）在本土成长的个体经济和民族资本。本已绝迹（民营企业）或接近绝迹（个体工商户）的私营经济重新冒头生长。到2007年，个体工商户达2584万，注册资金6550亿元，从业人员5112万；民营企业538万户，注册资金8.8万亿元，投资者1362万人，从业人员7059万。这些私营经济成为社会就业的主渠道，对外贸易的主力军，提供税金的重要来源，技术创新的积极力量。脱颖而出的民营企业有北京联想、四川希望、浙江吉利、青岛海尔等等。它们尽管贷款困难，营销不顺，产值增长却相当强劲。中华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蓝皮书指出，民营经济已占中国GDP的65％，预测2010年可达75％。只拥有8.8万亿资本就创造了全国GDP的65％，功不可没。

这就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真相！这就是真实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二）“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

还有一种解析，称中国经济所以“崛起”，源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这个观点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提出的，见2008年9月11日至10月8日《南方周末》连载《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和2009年10月在网上披露的《中性政府与社会平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姚教授说：“所谓中性政府，就是不代表任何社会集团的利益，也不被任何社会集团所挟持的政府。”“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一个中性政府。”“正是因为在过去三十年中保持了对于中国社会的中性态度，中国共产党才带领中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有什么事实来支撑这个“中性论”呢？姚先生举出3个事例加以证明，让我们逐一作些分析：（1）“增长共识的确立”，“把党和国家整合到经济建设这个单一目标上”。这就表示党和政府已经成为“中性”组织吗？历史告诉我们：由于毛泽东倒行逆施，特别是“文革”10年动乱，把中国拖至绝境，危胁到中共的生死存亡，才被迫改弦更张，废除“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中共的自我救赎。尽管大搞经济建设体现了全民愿望，但是，当局同时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一党专制与暴力治国，中共及其政权的偏私性在这里是十分鲜明的，哪里有什么“中性”可言？（2）“价格双轨制改革”，诱发了官倒捞财，激起公愤。邓朴方创办的大小康华公司在国务院支持下大肆倒买倒卖，引出众多祸乱，党政军各级机构纷纷成立贸易公司倒买倒卖，导致经济形势恶化。权力部门利益倾向分明，何曾扮演“中性”角色？价格双轨制的取消是不得已而为之，硬要把它美化为“党没有被既得利益所限制”，由此证明权力的“中性”价值，是不是脱离事实太远了？（3）“国有企业民营化”，指90年代当局决定将中小型国有企业甩掉，大部分出卖、出租、合并、承包，即“民营化”，以摆脱国有企业常期亏损、吃垮银行的困境。这本是中共“国有化”政策的失败，是走投无路的表现，硕要把它说成中共及其政权不怕甩掉工人“危及它的阶级基础”，由此证明权力的“中性”价值，是不是过于牵强附会？总之，把白脸抹些血色冒充红脸，这种手法不宜采用。

姚教授的“中性论”并不是绝对中间主义，他声言：中性政府“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对不同社会集团采取歧视性政策”，也“不排除政府对社会的掠夺”，“就短期而言，它们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而总是偏向某些群体”。的确，政府对官僚垄断企业的“偏向”是十分突出的。由官方规定产品和劳务价格以保证它们的市场优势，即使哪个环节利润亏损政府还予补贴，它们的高额垄断利润除邀纳有关税费外曾长期全部留在企业供高管们挥霍，2009年全国信贷总额9.5万亿元的绝大部分供应国有企业特别是官僚垄断企业，让它们去爆炒房地产，使这个行业暴利猛增。这个政府对什么社会集团“采取歧视性政策”呢？创造了全国65％GDP的民营企业，是政府压制的对象。“国进民退”现在成了众矢之的，指的就是民营企业被迫不断让出自己的权益。“对社会的掠夺”就更加残暴。比如，强制征收城乡土地，低价收购，高价转让，巨大的差额收入成为“第二财政”，即财政外收入，由地方政府支配，形成各地政府的活命机制。政权与民间的对抗性因“对社会的掠夺”而得到充分暴露。上述各种矛盾的存在和扩张，说明这个社会正面临着难以解脱的危机，正酝酿着自我爆裂。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及其政权的利益偏向十分清楚，政治上依靠一党专制，经济上依靠官僚垄断资本，两者结合而为共产寡头。把这样的寡头势力称作社会的“中性”力量，真不知这种思维是如何运行的。毫无依据的“中性论”居然敢拿出来面世，嗟乎哉，不知其可也。

姚教授又换一个角度论证“中性政府”的产生。他说：一个平等的社会容易产生中性政府。对此，他作了历史的回顾：“中国的平等社会是二十世纪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主线的一系列革命的成果。”顺着姚的思路想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换来的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啊，哪有什么“平等社会”？五四运动鼓动起民主思潮，换来的是民主与专制对决，直到现在这一对决也未结束，更没有什么“平等社会”出现。至于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是君王，百姓当子民，同样没有“平等社会”。姚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这番回顾，说是诞生了“中国的平等社会”，恐怕是他自己的想当然吧？在利益多元的社会，我们见到的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是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当然，不排除不同社会利益及其代表者的相互接近、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一致，甚至彼此融合，但是，只要存在利益的多元化，不同利益及其代表者的博弈、较量就是不可避免的、绝对存在的。幻想在利益多元的社会形成利益的全部一致、统一，是不可称赞的天真。中共宣布既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又代表全民利益，还代表民族利益，那是骗人的鬼话，其目的是哄骗人们相信中共是万能的领导者，一切听从中共安排即可，那是中共推行一党专制的护身符。只要中共存在，社会就只能按一党专制的利益倾斜，就绝无社会平等，当然中共及其政权也就绝不会成为社会的“中性”力量。在中共及其政权严厉镇压社会维权活动、严厉镇压大众信教活动、严厉镇压知识界异议活动、严厉镇压互联网的信息活动时，鼓吹中共及其政权是什么不偏不倚的“中性”力量，只能起到迷惑社会视听、帮助中共及其政权实施霸道的作用。

不过，应当看到姚教授作为学者的善良愿望。现实启动他的良知，让他敏锐地感到社会真实矛盾的存在。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结束篇）》中，他揭示追求GDP增长引发的负面效应：“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政府对民众权利的侵害”，“环境的恶化”。他看到“忽略增长以外的问题使政府更容易采取偏向精英阶层的政策，而忽视大众的意愿”。他希望“使民众的参与更加制度化”。他认为“这个转变将开创一个新时代”。他相信“与以往强调经济增长和市场建设的转变不同，这次转变更可能带来政治结构的变革”。姚先生陈述的思路无疑是令人兴奋的，希望先生遵循这个思路继续往前探索。正是“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

201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