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想滥用新闻自由的以外，没有人叫嚣着要求新闻自由。
——歌德
要求过分的自由，就是追求奴役。
——托克维尔
序言
本文致力于反思1949年之后，尤其是1978年之后民间抵抗民主运动的根本性弊端。其本性弊端，就在于被动，后来变为主动以言论自由为先锋，甚至是主帅，来推动抵抗民主运动。把所有的抵抗民主事件，当作一次又一次的新闻事件，当作一次又一次的坊间谈资，当作一次又一次的道德压力，当作一次又一次的跪劝改良。从根本上忽视民间抵抗民主运动自身的政治性，其效果需要自己政治能力和政治力量的壮大。
新闻言论自由为先锋，那么就把民间抵抗民主运动镶嵌在1949年政治秩序之中，变为仅仅是左右之争的右翼思潮，从而服务于1949年政治秩序。1949年政治秩序是中国有历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对权力最为政治成熟的，同时具有政治统治（反革命）和革命两个方面的最全面的政治手段的对手。所以抛弃新闻言论自由为先锋路径，实际上是从1949年政治秩序中跳出。
单纯依赖言论自由路径，会导致丧失民间抵抗的主体性，幻觉取消敌我之分，从而丧失专政与宪政的根本冲突。德国哲学家康德设想就是典型，康德设想有一个开明的君主，和哲人为幕后帝王师（领袖的领袖，元首的元首），然后再给民众言论自由，在公共空间互动。康德很大程度限制了革命权和反抗权。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宪政是这样的，首先革命权是宪政的根基，然后选举，司法审查，再加上政治自由。康德缩小到了最小一块：言论自由。
康德的言论自由路径预设了前提，即开明的领导者，统治集团最终的一致性，知识分子是有能力说服统治者的，并且统治者也能够被说服。康德的设想是没有内部的敌我之分的，也就是没有阶级斗争的。内部的敌我之分的，也就是没有阶级斗争，都体现在开明的君主身上，由开明的君主按照一个有机共同体原则，进行调整。
批判不是为了否定摧毁，而是为了完善。对新闻言论自由为先锋路径的批判，是为了指出如此并不能带来时代的整体方向和未来中国宪政所需要的民间旗帜，把民间人士从专制羽翼之下的右翼色彩中拯救出来，自由宪政的政治面目“清洗”出来，而成为一个站在专制对立面，可以供民众选择的政治力量。追求新闻言论自由的媒体力量，可以用来辅助于维权，就像按照柏拉图的设想，诗歌服务于城邦。实际上中国大陆最有名的媒体，例如《南方周末》和《财经》都是群体性或者体制性案件的维权，而威震华夏，并不是其阐述改革理念。
主张新闻言论自由为先锋路径的人，处于永远的幼儿园阶段，是在政治城邦的下水道爬行一辈子，必然性的约束进入灵魂，让他们无法反思。他们是一个永远的“穷人”，有着永远饥饿的身体，对信息占有和说话，有无止尽的渴望，就像中国的权贵，对金钱有无止境的渴望一样。无止境的渴望，因此得出一种幻觉，那就是可以通过言论自由来对共产党进行安乐死，在其领导之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把这种幻觉，加诸于共产党和被他们命令服从的民众身上。
政治上被压迫的阶层，脱敏或在公共领域中显现，仅仅是初级阶段。处于初级阶段或幼儿园阶段并不可怕，可怕是沉沦于其中，并且在其中傲慢与自我称义。他们是黑夜人，或者说政治中的瞎眼人。黑夜人是有眼睛看不见，而瞎眼人是黑夜的黑已是进入眼睛，受奴役已经内化为主动奴役，虽然扛着反奴役的旗号。以反奴役的名义，主动奴役自己，把自己困在下水道里面。
过分的显现或者脱敏，并不能一定导致问题的解决。而且启蒙政治会让任何一种社会问题，都有一种诉诸于公共舆论，一定要被解决的渴望。这种渴望是被刺激起来的。简单来说，民众总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养不熟。并不是每一种问题都能在当下解决，如果都挤到公共舆论来，也就乱成一锅粥。过去按照自发秩序来解决似乎太慢，如果启蒙政治说，你们都起来，带着你们的社会问题，到广场去都可能被解决，如此固然社会进程要加快，但是造成冲突与矛盾更大。那么一些本来不着急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拼命赶集。
显现或者脱敏，仅仅是解决政治问题的第一小步，而不是全部。不要把一种彻底解决的渴望，完全放在显现或者脱敏这个环节之上。“当作全部”这样的错觉与启蒙政治的解决方案是一致的，启蒙政治把一切社会问题，都放在公共空间中间，没有经过讨论认可，获得商谈伦理的盖章，就没有政治正当性，还被驱赶回黑暗灰色当中。
不合法的，无生存；没有红帽子的，无生存，好像民间长期存在的东西，只要没有被商谈伦理收编，没有获得法律地位，就没有存在的自然权利。这权力扩张，造成的毛病是，一切合理而不合法的东西，都寻求立法保障，都寻求国家编制。政府对民间生存，有一种合法性压迫。
公共空间尤其是独裁之下的启蒙政治形成的，被开明专制所默许的公共空间，具有极大的偏见，只会讨论与其肉身相关的社会问题，并且当作全部，并且排斥与自己偏见有冲突有差异的，属于竞争的或者对立群体的社会问题。而且只要是启蒙知识分子所提出的，被他们自己认可的，都有一种上升为普遍法权的强迫。也就是把特殊利益当作普遍利益承认下来。
也就是其关于中国出路的认识，具有知识分子的自身关联性。以自己的肉身体验的有色眼睛，来观看整个国家的出路。认为自己的肉身体验，就是国家的出路，把自己的体验结构，当作国家的政治秩序的源头，从而同构起来。以为自己就是通往中国未来的门。例如认为律师的权利保护，是人民权利的前提。
新闻自由或者言论自由的进一步扩大，一定导致政治变革掌握主权的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这一些人相信的思想革命必然带来政治革命，仅仅是历史中的特例。把特例放大为普遍性，是没有道理的，仅仅是一种对自身的夸耀。把自己的路夸耀为正确的路，正确的门，可靠的真理。也就是把自身的，基于特殊条件的道德或者生活方式，当作普遍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从而完成所有人的解放和提升。
如此对新闻自由的过分担负要求。新闻自由是没有的时候，异常渴望和重要的，拥有了的时候也就那一回事。就像一个穷光棍娶老婆，还没娶到的时候，把女人想做仙女，娶到了也就是那一回事。所以我们对新闻自由的渴望，实际放大了新闻自由政治作用十倍几百倍放大的。亟待评价它在中国自由立宪中的作用，不能单纯是穷光棍对娶老婆幻想那般美好。还有例如私有财产，不能在私有财产上要求，比私有财产所能承受的更多的政治负担，赋予私有财产更多的政治负担，则让其发生扭曲。
言论自由的推进，尤其网络言论自由的推进，当今已经够用了。当初要求言论自由的心理眼里，已经大大舒解，而且必须从里实现中看到，启蒙知识分子对言论自由的抗张，除了满足其沾沾自喜的渴望之外，没有什么历史功绩。言论自由的进步，是因为技术，或者地方中央关系的冲突。也就是说言论自由的取得，并不是来知识分子的抗争，而是来自政治力量包括体制内，或体质内外政治力量均衡。
喜欢新闻自由的人，其运作时间，扩大影响，其目的惊动外国人。惊动外国人与民众上访惊动党中央的水平是一样的。让外国人给中央政府施压，和让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施压，其政治手法是一致的。可以说，这一些人就是有一些一些知识的底层民众而已。只有有知识的底层民众，才喜欢大规模鄙夷底层民众。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这就是是底层知识分子，民众好像没有如此，只有底层当中，想当主子的，才用嘴巴和脑袋先当，美曰其名：思想革命带动政治革命。
例如对党内民主或者嘴巴上民主，或者伪民主措施，这已经是谎言。对极权的谎言，去针锋相对的批判、批驳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人心向背已经先当清楚，所有的谎言，只会扩大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丧失。越多的谎言越好。我希望中宣部多几个，或者每一个部门都变成中宣部。例如披露群体性事件的做法改变，民众的解读肯定与官方相反。官方义正词严的披露，是一种反向的作用的扩音器，它有一种自动翻译的功能，自动出现与官方相反的民众解读，宣传越响，反作用力越大，越多人鄙弃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时候他作为挽救也好，不作为挽救也好，结果都是对它不利的。越作为越挽救越死。
例如我们在2003年提出维权运动之后，在道义和公共舆论上，合法化了来自中国民众的抵抗，形成民间政治隐隐大潮，于是官方必须按照我们的步走，提出“维稳”。这一例子说明，政治合法性的运作，必须以我们为主，操作政治话题，让对方配合。要化被动为主动，而不是跟着对手的节奏，被运作。启蒙丧失主体性，维权造就主体性。
言论自由也带来不了政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运作出来的重大新闻事件，例如08宪章，并不是言论自由起了多大的政治作用政治效果，而是当局当言论自由的镇压，折射出来的重要性。顶多是二者的混合。对于民间来说，我们要的是胜利，要的是有效推进，而不是血淋淋的伤口当作勋章。
新闻言论自由为先锋的抗争，是最“泥土虾米”的抗：新闻自由为先锋的路径与碎步前进是“一千零一夜”的扯淡。应该从单纯关心新闻言论自由，退一步回到关心民生生存权，这样渴望越多的新闻言论自由，就会有更有效的维权运动，能撑开更大的公民社会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三十年初步言论自由的形成，并不是通过言论自由本身的诉求和抗争，而是通过维权运动所带动的，例如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就造成当时一段特别放开的新闻言论自由时期。只有将越多的新闻言论自由，服务于维权运动，才能反过来保障新闻言论自由。这二者互相帮忙，越帮越“忙”，于是前景就开阔起来。所以要推进言论自由，也必须先推进维权运动。这是唯一可行的、可靠的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