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论美国对台军售时，我指出中国在周边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朝鲜政权的崩溃。促成这一论断的是平壤体制不可持续性的迹象日益明显。
这无过于朝鲜新近灾难性的货币改革。这次改革说穿了是开经济开放倒车、没收巨额民间财产的国家掠夺行为。但是受金氏父子“慈爱”60多年的朝鲜民众的激烈抵制，包括人民军退役老兵的公开抗议，却颇出人意外。
这样的社会不满爆发，迫使平壤逆转有关政策，以及政权最高层发布“罪己诏”，包括金正日为不能让子民“吃上白米饭、喝上肉汤”而公开承认“心痛”。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第一次显示平壤政权内控力的显著弱化。
更要命的是货币改革决策本身暴露了金氏王朝不可持续性的最大原因：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政权生存无法承受的政治风险。
朝鲜无法仿效中、越经改
为了鼓励朝鲜的经济改革，北京作出了种种努力，包括邀请金正日去深圳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观摩等等。但是我在几年前已经指出：中国和越南成功的经济改革，是朝鲜政权无法仿效的政治死路。
经济改革的前提是政权本身能够承担因此带来的政治风险。中国大陆相对于台湾的巨大人口和面积差异，以及台北政权放弃“大中华”正统的偏安，显著减少了邓小平改革的政治风险。即便如此，还是出现了触动了北京筋骨的六四事件危机。可以由此推定：假如国共内战以划长江分治结束，类似的经济改革会有难以承受的意识形态风险。
至于越南政权，首先因为“统一祖国”而享有巨大的道德权威，其次是再也不用担心一个敌对政权，而可以放手推行在意识形态上自我否定的经济改革。
在朝鲜半岛，一个面积相当、人口更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准远远超过北韩、并且民主制度日渐完善成熟的韩国，形成了对平壤仿照中越两国经济改革的“存在性威胁”。就是在严重饥荒和内部经济危机下，朝鲜前几年被迫允许的有限经济自由化措施，便已经严重侵蚀了平壤政权的凝聚力和控制力，而不得不以新近的货币改革来“纠偏”，结果是政治权威的更大损失。
平壤政权日薄西山的另一重要迹象，是其外部道德权威的崩溃。曾几何时，相对于美军驻扎的韩国“傀儡”，平壤在韩国和海外朝鲜人中享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吸引了许多海外朝鲜人和韩国人士主动投奔。可是这些“海归”们到了朝鲜纷纷陷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新近都报道了侥幸逃出生天的个别“海归”，痛悔当初的现身说法。
金氏政权道德权威崩溃
另外便是“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曾经是平壤最重要海外力量以及外汇来源。据《朝鲜日报》报道，如今却因平壤道德权威的崩溃而“正在全方位瓦解”，原有成员纷纷反水投靠亲韩国组织。
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下，华盛顿和首尔各自加快了应变计划，以对付朝鲜政权瓦解的前景。特别是美国老牌智库兰德公司和常春藤达特茅斯大学共同制定的报告，甚至提出在平壤政权崩溃之际，由美国统率多达40万的美韩力量迅速开入朝鲜“填补真空”。韩国国防部长金泰荣也提出在平壤政权末日之际“先发制人”的应变措施。
中国高层显然也意识到朝鲜政权朝不虑夕的威胁，尤其是在经济改革上进退维谷的困境。最明显的动作，是英国BBC和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在中联部长王家瑞访朝后，中国决定将向朝鲜注入高达1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韩联社称有关投资约折合朝鲜GDP的70%.
中国这样的大手笔，诚如英语《亚洲时报》评论，可以为焦头烂额的平壤政权“买到若干时间”。但是这仍然无法改变前述政治风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根本性悖论。
平壤政权的不可持续性，还有无法逆转的生物规律。不可否认重病缠身、刚由全国子民庆贺了68岁“万寿节”的金正日是少见的第二代政治奇才，特别是基于私利的“杀熟”手段和一手烂牌下的虚张声势，令人观止。但是古今中外的大量先例都表明：这样的遗传只能持续到观摩和经历了政权开创阶段的第二代，蒋经国是最近的例子。从小养尊处优的第三代龙孙绝无这样的统治能力，更何况朝鲜所处的深重内外危机、一个不识稼穑之艰的“80后”何能应付？
总之，金氏王朝承继“太祖”和“太宗”之后的，大致可以肯定会是个“末帝”或“哀宗”。这是北京必需未雨绸缪的朝鲜半岛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