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诗经》中的千古名句，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最理想、最温馨的婚姻结局。可是到了文革期间，中国人好像遭到魔鬼的咒诅，“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变成“执子之手，与子偕死”。文革期间究竟有多少对鹣鲽情深的夫妇被逼同上黄泉路，这个数字尚不得而知。着名地质矿床学家谢家荣、吴镜侬夫妇，着名翻译家傅雷、朱梅馥夫妇和着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戴淑婉夫妇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三例。
地矿学家谢家荣夫妇之死
谢家荣死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晚或十四日晨。离世前几天，六十八岁的谢家荣遭受下跪、游街、推搡、呵斥、辱骂和脸上吐唾沫等难以忍受的人身侮辱。十三日那天，又在所在单位地质科学院被集体批斗.他走走歇歇，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妻子吴镜侬问他在单位的情况，他什么也没说.妻子安慰几句，照顾他吃点东西，夫妇就一起就寝了。可是刚睡下不久，谢从床爬起来，说睡不着，自己要到客厅小床上睡，免得搅扰妻子。第二天早上起来，吴镜侬和保姆发现谢家荣已经走了。吴当即昏厥。
谢家荣身边留有两件小东西，一个是装安眠药的空瓶子，另一个是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自杀属於自绝於党，就像今天自焚属於暴力抗法一样。得到保姆的电话之后，急忙赶来的儿子儿媳、女儿（谢恆）女婿四人，合计该如何处理这个纸条.女儿谢恆说应该交给组织，面对事实，哪怕天塌下来。她的丈夫和哥哥都不同意。四人最终决定隐瞒父亲死因，对外称突发心脏病死亡。红卫兵头头说家属说的不算，要做屍检.
父亲的遗体被推出解剖室时，谢家兄妹几乎晕倒。屍检打开的皮肉未予缝合，但是医生做出了与他们的声称相符的结论：死於心脏病。医生也许是通过不予缝合的刀口无言地宣告，他们做出的结论是客观，因为那时野蛮表示客观，表示与当事者划清界限。
谢家荣去世之后，吴镜侬被接到女儿谢恆家住。可是地科院和外交部（女儿、女婿的单位）的造反派仍然借谢家荣寻衅生事，两次查抄谢恆的家，甚至打开缝纫机进行搜查。累及女儿，吴镜侬非常难过.一天趁女儿去上班，吴镜侬留下一张字条，回到自己的家。字条上写道：“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你们明天早晨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
这天谢恆下班较晚，到家一见字条，便觉不妙，急忙与丈夫喊上哥哥赶往百万庄.但是晚了。一身乾净衣裤，一条白布单罩身，吴镜侬已经走了。与丈夫一样，身边遗留两件东西，一个是装安眠药的空瓶子，一个是给女儿的字条.“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快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五人，一人一个，上面贴好了名字。你们的父母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念物吧……。”
翻译家傅雷夫妇之死
五十八岁的翻译家傅雷夫妇死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晚或三日晨。此前毛氏塔利班（红卫兵）已连续在傅家折腾几天了，喊口号，贴大字报，罚傅雷夫妇跪，强迫他们戴高帽站长？，为搜寻反革命证据，甚至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被连根挖出。
九月二日晚饭时间，朱梅馥告诉保姆周菊娣，明天小菜少买一点.晚八点左右，周到傅雷书房，傅在写东西，朱也在。近九点，朱让叫周早点去休息。
次日上午九时，周菊娣打不开傅雷夫妇卧室的门，便报警。户籍警左安民闻讯赶来，使劲儿一推，门开了，见傅雷夫妇一左一右悬挂在落地钢窗的横档上。傅在右，夫人在左。强力推门产生的气流冲了过去，导致傅雷上吊的绳子断掉，屍体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后来进入现场的人看到的是躺在籐椅上的傅雷，於是便传傅雷是在籐椅上服安眠药弃世的，实际是左安民已先把落在躺椅上的傅雷扶正了。
傅雷夫妇上吊用的不是绳子，而是由浦东土布被单撕为长条打结而成。当时，地上铺着被子（大约怕？子倒地惊动保姆），被子上是两只倒了的方？。左安民把朱梅馥卸下，放在棉被上。
左还在傅雷的书桌上发现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约八百字的遗书。其中写道：“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接下去是託付朱梅馥胞兄朱人秀的十三件家事和琐事，如房租、手錶、保姆生活费、存款，等等，甚至包括他们夫妇火葬费的安排：“十一，现钞五三？三○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遗书前后两次向朱人秀表达歉意。“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託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遗书结尾处是：“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当天下午四点多，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光着脚被抬上收屍车，送去屍检.法医鉴定结果是自缢致死。保姆周菊娣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於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当时长子傅聪已“叛逃”到英国，在北京的次子傅敏也未获向父母遗容告别的机会。
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之死
翦伯赞夫妇死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夜或二十日晨。当时北京大学已有五百多名专家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翦伯赞是其中之一。造反派在北大开设十几个审讯室，对这些“权威”进行刑讯逼供。翦是权威中的权威，造反派因而专门成立了翦伯赞专案组.
专案组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隔三差五来逼迫翦伯赞为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作证.七十高龄的翦伯赞身体尚好，头脑清醒，绝不违心作假见证，气得专案人员指着翦的鼻子咆哮：“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
后来，翦伯赞常常与夫人默然对坐，通宵不眠。翦伯赞以睡眠不好为由，向管理人员要安眠药。管理人员虽只给他一晚之量，却没有监督他当面服下。此后十多天，翦伯赞天天都要安眠药。十二月十八日，翦伯赞拿出笔纸，想写字。握住钢笔，在纸上画几下，不出水，拧开挤了挤，墨水乾了。他歎道：“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十二月十九日那天，天气很冷。翦伯赞和夫人戴淑婉双双服下了积攒了十多天的安眠药。次日早上被发现时，只见他们夫妇各睡一张床，被子蒙头，揭开一看，两人穿戴齐整，包括鞋子，可早已断气了。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二○○五年我在美国曾读过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难者》一书，现在已经记不得书中记录了多少“执子之手，与子偕死”的文革受难者。傅雷夫妇和翦伯赞夫妇之死，我早就知道，谢家荣夫妇之死则是最近才得知的。文中提到的谢家荣的女儿谢恆，是新华社李普先生的老伴。不久前去看望李普老，才从谢恆阿姨口中得知其父母之死。谢家荣先生在地矿学界，与译林的傅雷先生和史学界的翦伯赞先生一样享有盛名，也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谢家荣的真正死因，这个仅限於最初四个儿女辈知道的家族秘密，一直保守了二十七年，其他儿孙皆不知情，世人更无人知道。我们不会忘记傅雷和朱梅馥、翦伯赞和戴淑婉，也不应忘记谢家荣和吴镜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