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有关柴静纪录片的讨论中，人数很少的异见人士发挥了比人数更厉害的影响力。
本次雾霾大讨论，之所以发生的前提与基础，除了柴静的纪录片，至少包括以下一些因素：大陆媒体对雾霾问题持续经年的深度报道所培养的问题意识，政府因大型赛事清理污染工厂所形成的反差，美国驻华使领馆坚持不放弃空气质量的公共传播，环境维权运动引发的生存担忧。
按照讨论乍起、讨论分化与对抗、讨论受限、讨论末期几个阶段来看，本次大讨论全都涵盖，没有中途戛然而止，也没有真的导致行动、它完整地呈现了大陆公共讨论的情态，集中展现了参与者的立场与观点，是对大陆现阶段公共辩论品质的一次崭新检验。
在讨论前期阶段，各路观点悉数登场，在不到十个小时内，反方观点出现；然后又用了不到十个小时，论者口中总结的“激进的政治反对派观点”粉墨登场。在传出有禁令时，讨论曾有短暂的摇摆和徘徊，导致观点循环重复。而到了后来，辩论反倒有了可喜进步。
细数本次讨论的进步，或者说可以称之为“得”的部分，当属破除了一个看法，那就是：公共讨论应该不问动机，不究结果，否则前者就会带来阴谋论，后者则造成实用主义。经过这次讨论，许多人接受了这个观点：阴谋论有现实基础，不能轻易否定。而结果本身也应该受到推敲，毕竟只有结果才能检验手段。这两个方面的进展，相当于为阴谋论和动机论正名。这在过去的辩论中很少见到，但这一次明白无误地展现出来。
以这样的话语成果作为基础，那种将治理雾霾归结为政府首要责任与义务的论点，成了正反双方都默认的立场──尽管护卫柴静的公知及改良知识分子依旧对批评者保持敏感，但他们无法驳斥这个观点。至多是将这种立场总结为对雾霾讨论的“冒犯”，以为会引致政府打压，导致讨论失效。但在整体上，环境治理的问责制归咎为政府，双方没有真的否认。
在本次大讨论中，人数很少的异见人士发挥了比人数更厉害的影响力。这主要得益于在人数上占优的泛改良派的“抬举”──他们将异见人士的观点等同于对柴静本人的攻击，在反击时间接壮大异见人士的声势；还有，泛改良派非常希望保持议题的稳定，因此对异见人士采取了激烈的拒斥，这在更大程度上激发了异见人士的斗志。要知道，在历次的公共辩论中，改良主义都在道德与辩论技术上落入下风，现在尤甚。
异见人士以对制度与政治的娴熟见解，将类似的观点很轻易地转移到雾霾议题上，同时，利用护柴人士的急迫心理，加以辩论上的粘合与发挥，借力打力，从而占据了辩析能力及道德指向上的优势地位。改良派知道自己无法进入行动范围，但异见人士却将讨论引入行动范畴，无疑棋高一着，在行动策略及解决方案上占据了道德高地，超越了“呵护女神”的狭窄格局。
因此，到了讨论的末期，随着禁令下发，护卫柴静的人士因为忿恨发出了更有情绪化的责骂，反倒将异见人士的冷静立场衬托无遗漏。而在事实上，禁令本身也佐证了异见人士的分析，亦即政府本身即构成雾霾治理的障碍。所以，有人认为禁令帮柴静解了阴谋论的套，但其实更帮了异见批评者的忙。他们赢得了这场生活议题的全面胜利，这种胜利对他们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