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专讯】有些人是梦想家，却不敢用行动抗争。一些人勇於为追名逐利而作战，却没有超越的梦想指引。刘晓波却同时是梦想家和战士，这真是罕见的结合。

刘晓波在1955年出生，在1986年，他只是一个研究生已在中国文坛引起「黑马」震荡，1988年6月他获北师大中文系博士，同年到美国进修。然而刘晓波在1989年4月27日从美国回到北京，投身在学运的熊熊烈火中，刘宾雁说：「他这次回去，明明是飞蛾扑火！」果然他在6月13日被捕。他的好朋友陈军说：

「这次刘晓波回北京参加学运……承受道德的和其他的压力。当时很多人都很激动……但临阵都不敢回去……晓波说，我不回去，将来有什么资格谈民运？……当时，半个月内的飞机票都没有了，只有第二天一张票，他不想给自己留退路，买了票就走了。」（刘晓波，《悲剧．审美．自由》，台北：风云时代，1989，页80-81）

这种英勇的气概，对民族命运的承担，都令人敬佩。

然而刘晓波的厄运没完没了，因为他坚持民主运动，所以他经历长期的折磨和数次监禁。他发起《零八宪章》，再次惹祸，在2009年圣诞日被判入狱11年。他在博士论文写道：

「人应该在正视人生的残酷和血腥的前提下投入现世生活，每个人都要在充满苦难的抗争中，完成自己独特的一生……人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是即使?灭，也要在死亡的抗拒之中?灭。」

刘晓波坐言起行的气魄特别令人动容，在89年6月1日的绝食演讲中，他说：「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

对专制的批判

刘晓波勇於对不平事尖锐批判，他1996年在狱中这样写道：

「20世纪是一个大邪恶造成大苦难的世纪……极权主义对人类精神的扼杀。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是20世纪最醒目的标志。」（〈在传统的真理观和人类的苦难之间〉，《北京之春》总第90期，2000年11月，页43）

他在1988年撰文〈混世魔王毛泽东〉，我年轻时看到这题目已感震撼！如刘晓波所言：「中国人都没有公开鞭屍的勇气，在对他（毛泽东）否定时，一副羞答答的样子。」然而刘晓波却绝不羞答答，直斥毛泽东：「没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更没有人能够把自己装扮得像红太阳一样光辉灿烂。」毛「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把中国人的愚昧和软弱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对於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不啻千古罪人」。

我去年到访一个中国农民家庭，在大厅仍然看到一张这千古罪人的红太阳海报，实在令人唏嘘。

刘晓波清晰指出我们追寻的应该是一种制度和文化上的彻底改革，不能「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寻找『明主』、『清官』是中国人做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梦……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制政体的先天性产生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为昏君、贪官……没有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所以他的结论是：「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为个人、作为昏君的毛泽东，而是否定作为整个专制政体的总代表的毛泽东。」（《悲剧．审美．自由》，页35-45）

真的是一矢中的！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有些人说刘晓波是全盘西化派，就他对西方自由人权的拥抱而言是对的，但他也对西方的「自由」社会有强烈的批判（主要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他认同要「对大众文化持一种激进的批判态度……大众文化所培养的受众是一群趣味相同、粗糙、低劣的同质人。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自发地利用大众文化进行一体化的操纵」。这并不能产生真自由。

「他们的世俗欲望使现代的消费社会患上了致命的癌症——一种喜气洋洋的灾难。富裕的生活、充分的享受、趣味的平均化、影视图像和大众明星添满了人们的闲暇……这一切都在窒息人们的反思能力、怀疑精神和反抗的冲动，使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地苍白化。不愿意独立思考，不愿意选择冒险的生活，对时尚和流行的盲目顺从，把现代社会变成了由可口可乐、流行音乐和肥皂剧组成的广场……人类失去了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追求超越价值的冲动，失去了以怀疑和批判为起点的创造力和想像力。」他慨叹：「我们没有了幻想，而只有得到一台法拉利跑车的渺小心愿；我们不再被神的灵光照耀，只想仰望麦当娜漂亮的脸蛋和修长的大腿。」（以上引句见〈在传统的真理观和人类的苦难之间〉）

这些评语同样可应用到香港社会，只是要把麦当娜换成周秀娜。

有些人认为为了追寻制度上的自由，精神上的庸俗化（甚或堕落）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有些人更以自由人权之名歌颂这种趋势。然而刘晓波一方面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追寻毫不含糊，但同时却指出自由社会仍然需要精神的提升和超越价值的指引，这样才能避免大众文化的「一体化操纵」。

结论

我绝不是说刘晓波的思想都对，这里只想让更多人明白他那种充满热情的批判性思考。他洞悉现实和人性的黑暗，但仍希冀最超然的价值和理想，无论是专制和「自由」主义都不能叫他满意，那他如何能不悲观？然而刘晓波说：「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当然，这样做是有代价的，刘晓波完全明白：「立志於成为一个人的国人，必须有付出巨大代价的心理准备，别指望在自己短短的一生能过上人的生活。」（〈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明报月刊》，1989年5月号，页45）

作者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