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个举报（附后）里，控诉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不让我到阜外医院看病并且骂人的事实经过。
举报在网上发出后，有网友（他的手机号：137012117**）看到我的举报感到很气愤，就按照我提供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质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董宏回答说，我们单位是老干部工作模范单位，我们不会这样对待老干部，网上的举报是伪造的。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主持人白帆先生的采访时，也说了同样的话。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级单位是什么样的水平，可以卑鄙无耻到什么样的地步！
我们都听惯了共产党宣传的实事求是、以民为本的口号，可以看看一但遇到了有损他们威严的客观情况，他们是怎么对待？他们转脸就可以不承认客观现实！
可惜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我留下了和单位领导交涉看病问题的电话录音！因为没有想到中央级的国家单位，还会如此丧失人格和道德，很多录音已经抹去了，只剩下两段。但是从这两段录音中，已经完全可以看出整件事情的真相。
有一段录音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室领导邱荣胜，逼迫我删去网上投诉的录音。从这段录音里可以听出事情的前后经过。还有一段录音是邱荣胜在春节后，让我到单位交申请，经批准后再到阜外医院看病的录音。春节后我已经向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查询，证实了我这种情况国家政策允许，直接到阜外看病。所谓的先交申请经批准后再到阜外医院看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土政策”！
所以，我已经到阜外医院看了病。阜外医院的蒋雄京主任说，我的病情十分危险，如果吃了他的药还不好转，要挂急诊赶紧治疗。试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样延误我看病，是不是草菅人命？
我的举报在网上登出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感到了压力，为了推卸责任，在我已经到阜外医院看过病后，又为我联系到阜外医院住院治疗。与此同时，他们对于之前不让我到阜外医院看病、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干部骂我的事实，在我面前，不承认也不否认；在我背后，就一概否认。所以我也拒绝了他们再让我到阜外医院看病的做法。不过这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又可以混淆视听地说，我们没有不让他到阜外医院看病呀，是我们都联系好了阜外医院他都不去啊。
在到处提倡“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高级干部，还使用这种封建官僚惯用的耍无赖的方法，真让我这个革命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感到灰心！
经过这件事后，我不带录音机就不和领导说话，看他们还敢不承认！这样下去，中国早晚会发明出“官民交流存证机”，看看到时共产党的无赖，还怎么耍？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按说中国应该进入了文明社会。可是，实际上的专制极权只要存在一天，文明就会遭受凌辱。骂人就是共产党的独有传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就是骂人王。创造出了骂北京大学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骂梁漱溟是杀人犯，骂邓拓是死人办报，等等的骂人“佳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共产党的领导都以会骂人为荣。彭德怀就曾反骂毛主席：“你操过我40天娘，我就操你20天娘行不行……”
据我所知，现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的单位里，还是拿人不当人，想整就整、想骂就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干部刘淑琴第一次骂我时，我还专门向单位写了报告，可是单位一笑置之，所以刘淑琴受到纵容，才会再次骂人。这种把辱骂当做统治手段的野蛮制度，充分说明了共产党虽然独掌政权六十年，还是“匪性难改”！
我做为给陈云当过半辈子秘书的老干部，也只得两次向国家信访局上访，都没有丝毫结果。经我自己查询到的答复是“不予受理”！可见，这样的领导行为是国家允许的。
只要这样的辱骂和耍无赖的统治手段存在下去，总有一天，“打倒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呐喊，会响彻全中国！
肖华光
2010年3月1日于北京
我的信箱：MKO09IJNBHU87YV@gmail.com
我的电话：010-66036372
我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仆寺街丙56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电话：010-83083190
附上我的第一次举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草菅人命
各位都在欢度春节的时候，我却在担心我的生命，因为单位不让治疗，随时都会结束。
我叫肖华光，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是司局级离休干部，今年83岁。
两年前，我得了高血压病，就在我的医保定点医院北大和305医院治疗，最近被诊断已到了心衰的地步。
我想再到专门治疗心血管病的阜外医院治疗一下，看看有没有挽回生命的可能。这需要把阜外医院列入我的三个医保定点医院当中，不然药费无法报销，这是我这样的工薪阶层，无法负担的。
至少参加了医保的同志都知道，所谓的定点医院，都是自己选定并且可以随时更改的。可我的单位却独出心裁，通知我按照单位的规定，我不能更改我的合同医院。这等于就是通知我，我不能进行新的治疗，只能等死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制定的这个“土政策”，明显是和政府相关规定的精神相违背的。是违法行为，侵害了医保参保人的正当权益。
可是我找遍了单位的各级领导，他们坚持自行其是，不允许我到新的医院看病。这明明就是在利用手中的权力草菅人命！
在这样人治大于法制的社会，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独立王国”，都可以各行其事，为所欲为。单位里的职工想依靠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不同意我活下去，态度总该好点吧，这也是妄想！我以前多次告诉过老干部办公室的医生刘淑琴，我已经患上了心衰，刘淑琴不仅哼都没哼一声，连一点表情也没有。现在我自己想出了治疗方法，向她提出想更换定点医院时，刘淑琴不仅当即暴跳如雷，嘴里还不干不净、骂骂咧咧。她不仅直接骂我，还间接骂我。她叫我儿子为小孩子，我今年已经83岁了，我儿子也将近50岁，她才有几岁，凭什么叫我儿子小孩子？这是使用老北京的市井无赖惯用的，讨便宜的方法，在辈份上骂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还号召对老干部“有感情”，我看实际上是“没人性”。
分管老干部工作的邱荣胜还说我年纪大了，身体只能越来越差，再治也没有用。年纪越来越大，才越应该积极治疗。难道一个医院看不好，就应该等死吗？他对他的父母也能这么说吗？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竟然连起码的人伦纲常都不懂，中国依靠连人类最起码的情感都不具备的“工具”能崛起吗？
如果因为单位的阻挠，我做为国家的干部，不能得到我理应得到的全部治疗，就病死了。难道不是单位害死了我？我为国家工作了一辈子就应该得到这样一个结局吗？
我曾担任国家领导人陈云的机要秘书长达26年，还遭到如此对待，为了所谓的“规定”，连我的生命都置之不顾。那普通的国家干部又会是什么样的境遇？中国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的医疗条件又是如何……
这样灭绝人性、草菅人命的制度还能长久存在下去吗？
在这样的“规定”下，我的来日无多了。我希望你们记住我的冤死，为我伸冤！为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国呐喊！
我的投诉在网上登出后，问题没有解决，压力反倒越来越大。
先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室领导邱荣胜打来电话。投诉前我就对他说过，如果单位不解决我的问题，我只能通过别的渠道反映了。当时他说：“你试试看！”现在又说我已经糊涂了，让我立刻删掉网上的投诉。
我回答说：我说的都是事实。怎么对单位有意见就是糊涂了？不解决骂人和不让我看病的问题死也不删！
然后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厅主任高屹又打来电话威胁，叫我撤掉举报。他说：“你告单位对单位不利，对你也不利。你提完了意见能调走吗？不还得留在这里，那叫单位对你还照顾不照顾？”
这样的单位我还不想呆呢，有本事也向《光明日报》社整我儿子那样，让我也辞职吧。如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胆敢对我打击报复，我就举报到底！
我现在把我爱人的骨灰盒放在床头，准备和她一起死！
我的爱人梁秀兰，1947年参加工作。文革期间任北京市绢花厂车间主任，被该厂党委书记魏书林打成“五一六分子”。魏书林勒令她停职干清洁工，打扫车间的厕所。我爱人不堪其辱，被折磨成了精神病，于1978年割腕自杀，年仅48岁。至今沉冤未雪！
这样的世道我也活够了，就让单位把我们一家都整死吧！
肖华光2010年2月16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