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贞原本是个情感丰富的寻常四川女娃，但是灾难的时代把她造就成一个奇女子。出生于1941年的齐家贞的一生，可说是一部悲怆三部曲：1961-1971 十年劳改；1971-1987 沉浮于家乡重庆十六年，就业、婚姻、生育，一段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日子；1987至今，定居澳洲，成家立业、著书立说， 可谓苦尽甘来。
1961年，齐家贞二十岁，用卖掉母亲的表和自己的血的钱，买了火车票只身跑到广州，寻找偷渡出国的门路。她想到美国读书，想要当中国的居里夫人，还要带上她那已经被劳改过五年、曾是前国民党政府官吏的父亲。结果是父女俩人同时被捕，罪名是“叛国投敌”。父亲判了15年，女儿判了13年，同时在四川第二监狱服刑。这是齐家贞人生乐章的第一部分，凝重缓慢，万物俱悲，真是载不动许多愁。
史家将来要记下一笔，中华民族的历史在中共政权统治下，进入了三千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这个长达将近半世纪（1949至九十年代中期，有待历史学家以后定义）的黑暗时期中，文明遭摧毁，人性被撕裂，整个社会倒退至蛮荒时期。谁不幸被锁定在这一个时代的漩涡里，那么轻则伤筋动骨、苟延残喘地活下来，重则家破人亡、万劫不复。齐家贞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青春岁月是在劳改营中度过的。地狱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和动物一般的生存条件，齐家贞在她的传记文学《自由神的眼泪》里，将父女两代囚徒的死里逃生的经历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从劳改营里出来的齐家贞三十岁了，她在中国这块经历了反右、大饥荒和文革这些史无前例的狂飙风暴遗留下来满目沧桑的故土上，又生活了十多年，从小监狱里放出来，又进入中国那个铁幕似的大监狱中，身上打下了劳改烙印的她，在街道邻里的睽睽众目之下，没有重获自由的感觉，也没有拾回应得的尊严和爱情，反而备尝生活的艰辛。她期待的爱情和家庭的温暖落空了，连带着头顶上一小片可以栖身的屋檐也失去了，令她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游走于父家与夫家之间。父亲和弟兄虽给她关爱，但是小小鸟巢容不下数名成年的子女，她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终于再度决定离开这块生了她，却未养育她，她所爱，却不被爱的国家。
离开中国，决定前往澳洲去开辟新天地的齐家贞，已经是个46岁历经沧桑的中年女子了。这段介于监狱和自由世界的16年生活，甚至比牢房里的日子更为艰难、复杂，令人心碎。她曾经一度有个念头：“回到监狱去”，至少那里有吃有喝，头上有块遮拦。然而齐家贞是个热爱生命、追求自由、向往爱情和幸福的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红狗》是作者将她16年之间，在老家重庆的生活忠实的记录。本书不仅反映了她个人的爱与恨、情与欲、得与失，这是以中国这个大舞台为背景，将形形色色的被政治运动扭曲了的小人物，生动展现的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浮世绘。
就像每个年轻人那样爱作梦，即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齐家贞都还怀着梦想，但是她的梦一次次破碎。有一次一只遭人活生生剥皮的小狗，血肉淋漓地出现在齐家贞的梦里，她蓦然发现自己就是那只小狗，受人压榨、凌辱，痛苦却又无法言说、无力反抗。这本书的题目《红狗》就是作者的一种自我比喻。虽然今天的齐家贞是个事业成功，家庭生活幸福的女性，但是她要把读者通过时光隧道，让他们品尝当年的痛，以取得痛定思痛的震撼。
从劳改营里出来之后，家贞在邻居的冷漠猜疑的眼光下，回到已经支离破碎的父母家中，当时父亲还在劳改，不久母亲死去，她就跟四个成年的弟弟蜗居在狭窄不堪的家中，一边努力地工作，尽量赚钱养活自己。几经挫折和奋斗，终于当了电视大学的老师，自己也进入了进修班学习，并通过论文答辩。齐家贞渴望爱情和家庭，然而结了婚之后才发觉这是一个全然冷感的男人，她无法忍受他的冷漠、自私、猜疑，不得已又回到“娘家”，栖身于父亲、弟弟们那个小小的屋檐下。她对丈夫还是存有幻想，不免思念。她又放下尊严回到他身边，结果怀孕。然而丈夫怀疑她跟别人有私，对她极尽侮辱，两人甚至斯文扫地，大打出手。从此，这对冤家就在不休止的争吵、分离之中。家贞带着幼儿几乎流落街头。最后终于走向离婚之途。经过十多年的居无定所的流浪，家贞离开中国前最后两年，终于能住进一间小黑屋，算是有了自己栖身之地的“家”。
有个性、又好学进取，年轻的姑娘齐家贞不乏爱慕者，从初恋的小情人，到劳改营中的几个跟她有旧情的男人，命运把她跟这些人聚拢又冲散，最后再度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重逢。私下相恋了二十年的两个中年男女，监狱的铁门、社会的藩篱，人们的眼睛和嘴巴，是隔在他们之间的千山万水。联系他们的只是几个瞬间，四目远距离接触中，相互交换的一束情思。齐家贞干凅的心灵和肉体终于在跟旧时的柏拉图式情人，在她寒碜的小黑屋里结合之际，得到了雨露的滋润。她那间不见阳光的小黑窝顿时篷蓽生辉，充满了生命的喜悦和祝福。然而两个将近半百男女的“偷情”也得像中学生一样偷偷摸摸，磨磨蹭蹭地避开邻居的耳目。在中国，人不能有隐私，不能有尊严，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你。
作者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揭露一个长久被噤声的禁忌题目——劳改营中的“性”问题。成千上万的男人被关在集中营中，精神上被党的教条主义涤荡，物质上饥不裹腹、衣不蔽体，从事牲畜一般的劳动。他们男性的迫切生理需要是没有人过问的。谁如果有“异常”（其实是正常）的表现，不遭毙命，也会受严重惩罚。几十年来共和国以革命的名义，阉割了它的男性。压抑的性、变态的性，加上极度贫乏、狭小的生存空间，造就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古怪性格的人和离奇的怪现状。齐家贞笔下的各色人物栩栩如生，多半的人都是性格上残缺不全的畸形人。就连她自己身上也带着某些心灵残疾人的影子，她的易受伤害、在“第一次”离婚时所表现的优柔寡断，都并不是真正的那个敢爱敢恨的烈性女子齐家贞。这位《红狗》的主人翁，真诚地记录了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毫不掩饰自己的瑕疵，也不对周遭那些畸形的人和事作道德和价值判断。她用忠实的笔为读者做了白描，然而她的素描却比一幅色彩浓烈鲜艳的油画还震撼人心。
笔者跟家贞神交已久，一年之前才有机会见面。她身上既有传统东方女性的敦厚体贴、宽容大度，又糅合了现代职业妇女的干练刻苦、果断精明。她是个性情中人，一生的风浪和奋斗也没有改变她那颗温柔的心和执着的性格。跟她接触，令人产生一种动人的认知：爱永远比恨更有力量，个人永远比拥有军队和国家机器的政府更为强大。齐家贞活出了劳改，她活出了那个钳制人性的中国社会，浴火重生的齐家贞不是孤立的，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这就是希望所在。
2008年2月12日于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