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大多数城市土著不同，农村长大的人天生就有一个故乡。我的故乡在陕西子长县一个叫高家岩的小村庄，这个依山而建的小村庄历史不长，据老年人们讲，他们的爷爷辈才从北面的无定河流域逃荒到这里来的，但他们的口音、习俗却保留了原住地———陕北高原腹地一些最基本的特征。比如，他们相信鬼神，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在每一件自然事物的背后都有一个不可知的力量在支撑。一头牛老了，他们并不立即杀死，一直到奄奄一息的时候才会派一个智商不高的“灰汉”，蒙住牛眼，上告苍天，才敢动刀。有经验的农夫收割庄稼时，地畔上总会留下一绺故意不收，问他们，他们说这是有意留给野鸟的，以“犒劳”它们一年来捉虫的功绩。小时候每到过年，祖母总要在门框上、灶台前、大路旁焚香化纸，问她为什么？她说这是答谢一年来各路神仙的保佑。可令我不解的是，在喂驴的马槽前，她也虔诚地点上一炷香。我问，这儿供奉的是什么神仙？她说是专管牲畜的“马王爷”。
上世纪80年代，这个封闭、自足的村庄迎来了一批全副武装的人。他们手拿望远镜，扛着大大小小的各种精密仪器，先是在山上竖起一个长方体的水泥桩，后来又在山顶上搭建了一个足有三四十米高的红色铁架。他们每天晚上就站在那个架上与不知什么地方的人通话。这件事在村里引起的惊惶绝对不亚于一场瘟疫要来临。村民们纷纷传说，这是国家来人在村里盗宝，目的是要挖走大山底下的“金马驹”，以致家家焚香，户户路祭，为看护他们山川的“金马驹”惨遭劫掠而流泪不止。后来我有幸碰见一个省测绘局的工作人员，就把村里人的想法告诉了他，他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测量大地的方位，确定经纬度，以便为飞机导航的。
我当然知道他“哈哈大笑”的含义，可我还是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劲。凭我20年与他们鸡犬相闻、井水共饮的经验，我觉得在惊惶的背后远远有比“迷信”更为本质的东西。对于一个地质勘探者来说，天空大地、河流山川不过是科学勘测的对象，可对于世代居于此地的农民来说，那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每天经历的鸡叫狗咬和生儿育女不同，它恒久、缄默地运转在我们的想象之外。这个广大得没有边际的世界，在我们的爷爷以及爷爷的爷爷出生以前就已经存在，而我们的孙子以及孙子的孙子回归尘土以后它依然存在。有了它，世事万物就有了一个框架，一个尺度，一条永远不变的地平线。在村民们看来，它之所以不能破坏，仅仅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二
现在我们回到“金马驹”的问题上。村民们当然不能从建筑学、美学的角度指出这样做是破坏了山川地理的一种天然构造，但从直觉出发，他们觉得在原本青翠的山顶上矗立起这么一个红得耀眼的铁架，而且每天晚上都黑灯瞎火地不知和什么人通话，这肯定亵渎了某种神圣的东西。在这儿，“金马驹”不过是一个象征，是他们祖祖辈辈从日月山川、江河湖海的运转中提炼出来的代表和谐、静穆的一个符号。你当然可以嘲笑它荒诞不经，但在我看来，如果人类的科学理性迄今为止不敢打包票说，它已经穷尽了世界万物的一切真理，那么，它就得承认，天地之间有一些真理是隐藏在科学的边疆之外的。有人说，他们的学说和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真有这么一种科学或理论，向我保证，除了从它的实验室出来的，或被它的理性证明了的，其余一切未经验证的理论都是“迷信”，那我就宁愿相信这种“迷信”，也不愿意相信这种科学或理论。因为根据我在尘世偷生几十年的经验，一个国家或社会，如果只有一种思想，不管这种思想叫“科学”还是“宇宙规律”，即使你把它叫“奶油香糕”，它也一定离法西斯主义不远了。
事实上，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自从失去他们的“金马驹”以来，就没有一天不是在惊惶中度过。他们先是听到一种叫“人口计划”的命令，而后就被大批大批地拉到乡卫生院像牛马一样地被劁骟阉割。这中间有多少家庭以泪洗面，多少生命还未坠地就虚虚离去，恐怕谁也说不清。而这一切据说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之后，另外叫“提留款”、“税费改革”、“三提五统”的东西就像洪水一样地涌来。乡干部们骑着摩托，带着手铐、鸟铳，沿门收缴多余的粮食和财物，背后跟着警察和联防民兵。这中间有多少家庭被烧房拆墙，多少老幼露宿荒野，多少青壮转战于“青纱帐和甘蔗林”，恐怕给“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上永远也查不到。后来因地上的资源即使抄家灭门也一无所得而被迫中止后，权势者又把目光转向了地下。现在，我每年回家过年，那种雾锁深山的田园风光是再也看不到了，到处都是钻井平台，到处都是抽油机的轰鸣作业，到处都是偷挖盗采者留下的黑窟窿，到处都是油罐车洒漏的油渣废料。
作为一个在贫贱中长大的读书人，我当然不会愚蠢到认为城里人的“田园牧歌”梦可以压倒当地居民的收益和生活，但我仍然坚信这种疯狂的“开发”是对某种天地秩序的犯罪。这种天地秩序你叫它“天”，叫它“道”或者是“上帝”、“自然规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疯狂开挖违背了某种神圣的法则，动摇了某些更为确凿的信念。就像乡民们相信“金马驹”是大山的守护神一样，我相信，石油是大地的血液，煤炭是大地的骨骼和筋脉，森林和树木则是大地的毛发，不加节制的采挖盗伐无异于对大地母亲抽筋剥皮、敲骨吸髓。
这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的问题，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一个纪元，这个纪元将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完全分离开来。科学以其无所不能的姿态凌驾于一切之上。人被他所发明的东西掏空，变成了一些没有敬畏和责任，缺乏良知和信念的“肉偶”。尤其是当这种全球性的技术文明和一种“大一统”的官僚政治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它的破坏性就远远超过了古典的皇权专制主义时期。
因为古典的皇权专制主义，它是临时的、地区性的、缺乏理论准备的，它的兴起和灭亡都带有即兴的特点，因而，不管是出于无意还是害怕造反，它都为民间社会留有一些空间；而“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则不是这样，尤其是当土地和资源收归国有，遍布全国的雇主变成全国唯有一个雇主以后，民间社会就几无伸缩腾挪的空间了。
皇权专制时期当然也讲“建设”和“发展”，但限于技术力量和敬天畏地思想，一般不会形成大面积的掠夺性破坏，而“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挟技术文明之威，张计划管理之狂，足迹所到之处，几乎不可能听任任何事物按自然的有机力量去发展。因为这种混合了技术理性的官僚统治，从本质上不可能尊重任何事物的本来秩序，倒常希望任何本来秩序能尊重它的意志。
我不了解现代联邦制国家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细则，但常识理性告诉我，一个人一旦从他的利益背景中分离出来，他的道德感和责任心便会大打折扣。一个五年一任的县官凭什么要对一个地方五百年后的环境负责？除了选票、制衡机关以及不受控制的舆论，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他乖乖就范。在一个民主国家的区域自治组织中，寇盗式的开发压根儿在议会中通不过，当地的选民除非普遍鼠目寸光，否则不会因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放弃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在大一统的官僚社会中，只要领导点头，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凭本能就可认定，一个在祖宗的庐墓旁选出来的官员绝对比不知从哪个爪哇国“空降”来的官员可靠。没有人相信，一个从遥远得无法想象的地方“委派”来的官员，比从身边选出来的官员还要关心当地的福祉。因为这个被“委派”的官员，辖区内的居民既不知道他的出身背景，也不知道他的道德才干，接受他仅仅因为他有上级部门的一张红印信，抗拒不得。
三
“小国寡民”思想长期以来被当作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思想”来批判，但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悟出，这其实讲的是“地方自治”。在老子的时代，由于信息隔绝、交通不便，人们把周天子拥有的“九州”称为“天下”，类似于现在的“国际社会”。“九州”之外在理论上也模模糊糊地认为有人口和国家，但都是蛮夷之地，不足挂齿。因而，“小国寡民”的“国”就指的是“诸侯国”。诸侯国拥有独立的土地、人口和军队，只要不为非作歹侵略别的诸侯，周天子在法理上不拥有干涉其内政的权力。
唐尧、虞舜时代有多少部落，不得而知。武王伐纣时有“八百诸侯会盟津”的说法。“八百诸侯”是个笼统说法，以现在的国土面积估算，大概有的国家就相当于现在几个乡镇大小。周初据说共分封了71个诸侯国，诸侯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士，这样一级一级封下来，自治的单位越来越小，百姓自然就会有“帝力于我何有哉”之慨。后来因为王室东迁，周天子兵力衰微，根本没有能力维持“国际和平”，各诸侯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依次出现的“五霸”，挟天子之名以令诸侯，在一定时期内也起到了维护“国际秩序”的作用，而到老子的时代，强盛的诸侯不断扩张而诸侯的数目日益减少，争地以战的规模却越来越大，“战国”取代了“春秋”，于是他特别向往“小国寡民”的上古时代。因为国小，所以不敢侵略别人；因为民寡，所以不能发动“人民群众”当炮灰。这和他的反战主义立场是一致的。如果这也叫“没落思想”，那不是越“没落”越好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不是“复古倒退”，而恰好反映的是在地方高度自治的情况下，百姓自食其力，关起门来过日子的景象。老子在这句话的前面说得很清楚：“（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就说的是在“小国寡民”的制度下，百姓自得其乐，自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状态，可惜被批评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我们细想一下，如果一地的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既不需要到中央开会，又不需要到各地串联武斗，他们为什么要“往来”？尤其是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出行往往有性命之忧啊。因而，关键问题不是“不相往来”，而是“不相往来”的原因是“不能往来”还是“不愿往来”。一个人不怕狼虫虎豹与旅途劳顿，执意要往“邻国”去，不会遇到来自政府方面的任何阻挠，和一个人还没有出发，就因拿不到单位的介绍信或惧怕到了异地因没有暂住证被打死，没有“全国通用粮票”而饿死，是有天壤之别的。自由制度不是人人都要到全国瞎跑，而是在有人愿意跑的情况下，不会有来自身份、户口或地域的限制。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人才的流动非常频繁。好多有思想、有个性的风云人物都得益于当时的人才流动制度。
与“小国寡民”相对立的是广土众民的大一统专制主义。有论者认为“广土众民政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新的生产关系要求一个全国统一的地主政权这一历史任务在各大国的政策上的反映”（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其实生产力再发展也不会要求把其他国家都灭掉，一国坐大，实行“郡县制”的专制统治。按这样的逻辑，以美国现在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是不是早就要求建立一个全世界统一的霸权？早就应该把“州自治”取掉，实行“一杆子插到底”的中央集权？“这一历史任务”是不是要求历届总统都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公正完善的法治秩序，而唯独不需要大一统的专制统治。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是军事征服的结果，而不是什么“生产关系要求”的结果。
与我们历来称颂的相反，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摧毁了刚刚萌生的自由联邦制度，中断了“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使得任何地方的老百姓都失去了用脚投票的可能。一个早熟的民族从此走上了一条治乱循环的不归路。尤其是当这种广土众民的“大一统”演变为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控制的时候，除了能让统治者胆气十足地说“中国有六亿人口，死掉四亿，还有两亿”，或者“牺牲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换取“美国数百座城市被毁”外，我看不出它对社会的文明进步，百姓的幸福尊严起过什么积极作用。
在这种大一统的话语体系中，“地方主义”当然是一个贬义词。其实，地方就是扩大的个人，国家就是扩大的地方。当全社会都以个人为利益和目标的终端时，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应当这样理解：国家就是各个地方的自由联合体，地方就是各个家户的自由联合体。国家主义是由地方主义延伸出来的，地方主义是由个人主义延伸出来的，如果我居住的家乡是专制的，黑暗的，国家再兴旺发达跟我有什么关系？同理，如果我呆在水牢里，不见天日，那么，家乡再美若天堂，稻米流香，也跟我没关系。
个人，而且只有个人，才是一切制度设计和文化创立的原因和目的，除此之外的一切共同体，如国家、社会、政府都是为此服务的，而不是相反。一个社会要人热爱家乡当然也可以，但前提是这个家乡有可热爱的东西。如果生我养我的地方没有一寸土地是我自己的，我所住的房子随时有被拆迁的危险，即使不拆迁也只能住70年，我为什么要热爱？因而，有些词在某些特定的语境内，是倾向于混淆，而不是澄清了这个词的本来含义。比如“亡国奴”，就会使人误以为“有国”就一定不是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