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事件中，最值得反思的问题还是真相的揭露，对于家属和公众来说，知道真相的过程实在太过艰难，对此我们整个社会都是有责任的。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权威的、超脱的和公正的机构，通过透明的程序来揭示事情的真相。——贺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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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猫猫”能死人，“喝开水”能死人……近年来，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死法”横空出世，着实让人吃惊不小。然而，对这些事件真相的求索，却一直艰难，更多的是坊间的猜测……
能否让真相来得更早一些，让逝者长眠，生者心安？如何让人们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而不必以生命为代价？如何让社会、政府更加透明、公开？昨日，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卫方。
近20年来，贺卫方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道符号：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推动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法治思想的布道者；他的足迹遍布中国，法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中国最缺的是像他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型学者……
巧的是，我们的问题，是他近期正在思考的。
官方说法为何屡受质疑？
羊城晚报：去年我国发生了盗窃嫌疑犯“喝开水”死亡等多宗非正常死亡事件，有的发生在看守所，有的发生在拆迁过程中，有的发生在医院，您觉得社会对这些事件应该作何反思？
贺卫方：在这些事件中，最值得反思的问题还是真相的揭露，对于家属和公众来说，知道真相的过程实在太过艰难，对此我们整个社会都是有责任的。
羊城晚报：这也是死者家属和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很多类似的事件发生后，死者家属及网友会对有关部门公布的“真相”产生质疑，您觉得原因何在？
贺卫方：这主要是因为，迄今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现在传递“真相”信息的途径不外乎几种：媒体、网络还有事件相关政府部门。现在，公布“官方消息”的单位和事件本身大都有关系，有的甚至就是事件的实施者，这样的“真相”自然缺乏公信力。最极端的就是“周老虎”事件。
独立调查程序透明才有真相
羊城晚报：您觉得由一个什么样的机关或者机构来调查和公布事件的真相最好，能让我们更早地了解到事件的真相？
贺卫方：应该由一个超然的机构，先对事件进行公开听证，然后展开独立调查，最后把结果公之于众。比如英国的“凯利自杀”案中，就组成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当时的首相布莱尔因为与事件有关都要接受质询，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出的真相应该是可信的。
羊城晚报：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您觉得哪个机构更适合承担这项调查的责任？
贺卫方：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权威的、超脱的和公正的机构，通过透明的程序来揭示事情的真相。而人大是目前最符合这些要求的。
避免干扰才能揭示真相
羊城晚报：司法机关在揭示真相方面该如何发挥作用？
贺卫方：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也是揭示真相的一个重要机关。当死者家属对有关部门的解释表示质疑的时候，因为事件本身牵涉人命，矛盾的激化最终很可能会使事件演变成一个案件，牵涉的罪名比如刑讯逼供等。而法院通过合法的程序，通过对种种证据的判断，是可以得出事件的真相的。但法院现在在揭露真相的工作中也存在不少的困难。
羊城晚报：法院的困难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贺卫方：这主要体现在法院还难免在工作中受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干扰。如果能够减少和避免这些干扰，就比较容易揭示事件真相。此外，法院还要避免那种“运动式司法”，目前这种做法在局部地区有“回潮”的迹象。
社会应有更多人道关怀
羊城晚报：这些离奇死亡的案例，以及近期不断增加的恶性暴力犯罪，比如南平血案等，您觉得这些事件的发生是否有些共同的社会原因？
贺卫方：这些说明了当前社会中个别领域的人道主义关怀的缺失。我们的社会应该有更多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不管是在什么地方，监狱也好，拆迁现场也好，都一样，这也是对人的一种最基本的尊重。在这种缺失的背后，贫富差距是一个原因，但比贫富差距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个别制度不合理造成的人和人机会的不均等，这是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
羊城晚报：从社会角度看，我们该做一些怎样的努力，让人民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而不必以生命为代价？
贺卫方：除了最基本的人性关怀，我们还应该给那些遇到不平事件的人以诉说和发泄的渠道。个别地方很怕当事人知道真相了来闹事，其实这反而会激化彼此的矛盾。如果这些地方政府肯告知他们真相、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安慰、听他们把心里的话诉说出来，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他们开始的时候可能说得很激动、很激烈，但慢慢就会平和。当他们开始平和地表达自己的时候，暴力就会减少，这不光能避免事件发生之后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在事件发生之前就起到预防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