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大旱，已经持续半年之久，至今无缓解迹象。这场被称为“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受灾人口超过六千万，殃及耕地一亿多亩，经济损失超过二百亿（仅官方数据）。旱情还正向全国各地纵深发展，湖南、广东、甘肃、河北、山西、宁夏、西藏等省区，均呈现日益加重的旱象。
大旱，缺水，导致南方发电能力剧降。广西，九成水电“瘫痪”；四川，部分电厂库存量已低于七天警戒线；全国范围，六成水电告急。旱区民众，生计维艰。号称“水资源居全国第三”的云南，竟沦落到连饮用水都告急的地步。
中共总理温家宝再赴旱区表演“亲民秀”，并间接承认天灾背后的人祸：基础建设滞后，工程性缺水。温某提出要“痛定思痛”， 却不是针对中央政府，而是指向地方政府、甚至民间。
在民主国家，遇天灾人祸，总是民间责备政府，地方政府又责备中央政府，由下而上；但在中国，情形往往相反：总是中央政府责备地方政府，甚至责备民间、指责国民，由上而下。温某的振振有词，把中央政府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仿佛，中共“中央政府”，只有训斥地方和教训民众的资格，绝无治国保民的责任。
然而，退休的前中共水利部长钱正英，却道出了“中央政府”的历史罪责：“进入九十年代，黄河开始断流……我们一直强调治河、用水，没想到居然使黄河水断流了。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塔里木河、黑河等内陆河流也出现断流。我逐渐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钱某虽然自责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当年我当部长时的责任。”但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共“中央政府”的责任。种种“天灾”，都是来自中南海的慢性人祸。
据知，文革后期，唯一的经济建设，是农村水利建设。但到了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为了从华国锋手中夺权，竟污指华“把水利建设战线拉得太长”。邓将华赶下台后，大幅削减资金，让众多水利工程下马，导致全国各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北方水资源紧缺，全国再现粮食危机，才由赵紫阳等人重提水利规划。
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所谓“水利建设”，竟又是一窝蜂的乱上胡干，密集拦江建坝。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环境浩劫型的“中国模式”，引发重重灾难。仅说旱灾，进入二十一世纪，日益严重。2004年，中国南方遭受“五十三年来的罕见大旱”；2005年，云南出现“近五十年来少见的严重初春旱”；同年，华南地区出现“严重秋冬春连旱”；2006年，重庆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2007年，中国22个省区出现旱情；2008年，云南连续三个月大旱；2009年，15个省市发生严重干旱；延至2010年，西南五省市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
钱正英提到备受争议的三峡大坝，仅一笔带过。但无可回避的事实却是，作为中共“政治工程”的三峡大坝，建成封顶（2006年）后，西南地区，高温大旱，就连年不息。到这次大旱，长江上游出现罕见枯水位，怵目惊心。
破坏性的“中国崛起”模式，甚至殃及邻国。就在中国西南地区爆发特大旱灾之际，紧邻中国的东南亚国家也出现严重旱情。湄公河四国，即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纷纷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谴责“中国人祸”，它们指控：中方在湄公河上游，即中国境内的澜沧江，乱建水坝，导致湄公河水位严重下降，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
中共方面，照例狡辩，不承认任何责任。但当近期，湄公河四国为此举行峰会时，中共当局还是同意派出代表，前往“对话”，实际上是前去“解释”、“挨批”。
温家宝批评地方、训斥民间，不妨自我反思：对待环境，中南海为何不能像部署其自身政权的“安全保卫工作”那样，年年做到严丝密缝、滴水不漏？为何不能将天灾人祸，像对付“社会不稳定因素”那样，“消灭于萌芽状态”？身为“暴发户”的中共腐败集团，究竟把浩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值得国人追问和深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