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按:退休的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先生来美国开完关于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之后,回到北京,给我发来一些资料。以下是其中一篇,对于不了解1958年到1962年大饥荒全貌的读者,此文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他这篇文章之后,我也罗列了相关资料。



 杨继绳(高伐林摄)

你为什么写六十年代大饥荒这本书?

杨继绳:1958年到1962年,在正常的气候年景,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3600万人被活活饿死,还少出生了4000万人。中国古籍有“易子而食”的记载,而在1960年,父母吃亲生儿女、儿女吃父母的事情多有发生,人吃人的文字记载超过千起。
饿死的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的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么惨烈的事件,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少有的大事,也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事。而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至今还被人为地掩盖。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在事件发生20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快五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

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作为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如果回避这样重大的事件,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3600万饥魂,当然也对不起我从事的职业。何况我的父亲也是在这场饥荒中饿死的,我怎能昧着良心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视而不见?

你这本书揭露了中国一段黑暗历史,展现了一段痛心的悲剧,你这样做是否影响国家形象,是不是有违你的初衷?

杨继绳: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的民族。爱之深才痛之切。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每一点进步和发展,我总是由衷地高兴,对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人祸、罪恶灾难,我更是痛心疾首。

勇敢地面对本民族发生的灾难,揭露自己国家的人祸和罪恶,不能说是有损国家的形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没有人祸和罪恶?

一个不敢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有可能使民族和国家陷入更深的黑暗。历史健忘症是国家的不幸,是民族的悲哀。我写这段历史,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我这样做正是一种爱国行为,是和我的初衷一致的。

你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有人说,你这本书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给中国共产党抹黑,你怎样回应这个指摘?

杨继绳:作为一名有44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希望我们这个党真正为民族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也犯过很多重大错误。这段悲痛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把它写出来,谈不上是抹黑。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一个真心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政党,就应当主动地承认这些错误,坦诚地分析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诚恳地做好善后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渐消减这些错误在老百姓心中的阴影。历史真相是掩盖不住的,越掩盖,老百姓心中的阴影越强烈。一个人长了疮,在他身体强壮时,切开脓包,排出毒素,痛苦小,风险也小。趁共产党政权还比较稳固时,切开历史的脓包,比到时候算历史总帐,冲击力要小得多,风险要小得多。我就是那个切开脓包的人。

去年我在香港时,一家杂志社的年轻记者问我:杨老师,你为什么不退党?我说:我现在每月交党费,过组织生活,我没有想到退党。她说:你不是承认共产党有不少问题吗?我说:基督教早年搞宗教法庭,火烧主张日心说的科学家布鲁诺,现在基督教不也很可爱吗?基督教能进步,共产党也会进步的。中国共产党内不仅有腐败,还有一股健康力量。正是健康力最,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后,这股健康力量会继续推动中国共产党前进。承认中国共产党所犯的历史错误,总经教训,正是推动中国共产党进步的一种努力。我认识一些头脑清醒老党员,不管他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支持和鼓励我写这本书。

你这本书出版以后会产生很大的震憾,这种震憾不会是当权者高兴的事,你考虑到出这本书的风险吗

杨继绳:我已经充分估计到了写这本书的政治风险。在选择这个题目时,我就义无反顾。虽然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明白人支持我、鼓励我写这本书,但作为整个组织体系,整个权力结构,还是极力掩盖历史真相的。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我珍惜生命,但真需要我为正义献身时,我决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要前进,必须有牺牲。作为一名有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做出牺牲,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在历史舞台上的喜剧,有悲剧。历史总是偏爱那那些为国家和民族而牺牲的悲剧角色。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英雄的奢求,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先贤们那种英雄气慨时刻在激励着我。有了这种气慨,就不怕任何风险。

有人说“这本书是研究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最真实、最全面、最权威的一本专著”,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杨继绳:我很感谢这个评价,看过书稿的朋友们也有过这样的说法。但是,最终能不能获得这个评价,还得看读者的态度。不管能不能得到这个评价,我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采访的机会,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仅复印资料的费用就花了两三万元(完全是我自己承担的)。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我想,即使别人学术水平比我高,花的时间比我多,但他们不可能有我作为一名资深新华社记者的方便条件。

目前已经出版的关于六十年代大饥荒的著作有以下几本:一,彭尼·凯恩(Kane Penny):《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二,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三,丁抒:《人祸》;四,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还有专门研究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的专著一本,即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注1)。我很尊重这几位作者的劳动,但他们都没有我这样的写作条件。

《墓碑》这本书分上下两册,共80万字。上册展示了十二个省在大饥荒中惨烈的的情况,展示城市居民不同类型人们的的生活状况,还对各省饥荒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这本书的下册就与大饥荒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民深入的揭示和分析。如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计算,当时的粮食供求情况,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大饥荒年代的国民经济,“三面红旗”的提出和后果,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残害,庐山会议如何加剧饥荒,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等。书中所个绍的每一件事实都有最可靠的原始资料为依据,引用资料的注解有两三千条。(注2)

高伐林注:

注1:杨继绳文中提到几部中外学者撰述的专著,按中文版出版时间顺序介绍如下:

彭尼·凯恩(Kane Penny):《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郑文鑫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原载上海《社会》杂志1993年第四、五合期,后由中国大陆团结出版社出版,1993年。网上可读到: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995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6年。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英]贾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姜和平译,明镜出版社,2005年。
http://www.mirrorbooks.com/?book=6198

《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中文版出版之后,多维社特约季思聪对原作者贾斯帕·贝克和中文版翻译者姜和平分别进行了专访。对贝克的专访《中国大饥荒比“文革”要惨烈得多》,2006年1月22日刊载于多维新闻网,见如下链接:
http://archive.dwnews.com/big5/MainNews/Forums/

BackStage/2006/01/22/2006_1_22_18_41_44_786.html

这篇专访有一篇附录资料,在大饥荒过去四十多年之后,中共决策层今年(2005年底——高伐林注)终于下令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但又严格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根据这些档案:

◆1959年至1962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6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95万8千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6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万7千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万8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107万8千多人。

◆1959年至1962年中国人口增长率
  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负2.4%;1960年为负4.7%;1961年为负5.2%;1962年为负3.8%。

季思聪对翻译者姜和平的专访《为数千万无名死者立碑》,刊登于《多维月刊》《多维时报》2006年元月。但奇怪的是,我在多维网没有搜寻到这篇文章。

注2:杨继绳文章中说“引用资料的注解有两三千条”,我从另外的来源,查到他这本著作所列的“参考文献”如下:

一、来源十分可靠的原始文件

河南省:
路宪文向毛泽东汇报,见《毛主席在信阳的谈话》,1958年11月13日晚。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粮食征购问题的报告》,1959年10月30日,2407。
《宋致和同志关于信阳地区几个县当前几项主要工作情况的报告》,1959年12月4日。
省委检查组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60年6月3日。
省地委联合检查组伞陂寺公社小组:《关于潢川县伞陂寺公社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3日,2403。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死人问题的再次检查》,1960年6月3日。
中共淮滨县委:《关于发生浮肿病和其它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再次检查》,1960年6月7日,
中央办公厅、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1960年10月9日1960-3017。
中共中央组织部赴河南调查组:《关于息县和防胡反瞒产私分的情况》,1960年10月9日。
杨蔚屏:《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1960年10月15日。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党籍、判除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死刑和对信阳地委死人事件处理几个政策问题的请示》,1960年11月1日,1960-2409.
信阳事件专案审查组:《关于马龙山的问题》,1960年11月20日,河南省档案馆,年代:1960,期限:永久,卷号:2403。
李立:向吴芝圃的报告,1960年11月28日,2405。
《路宪文对自己错误的检查(初稿)》,2412。
马龙山1960年10月21日于信阳报告,《谨呈刘科长转省里来的两位主任》。
《王秉林揭发杨蔚屏的材料》,1960年11月。
《张富同志向中央反映经情况受到压制的过》,1960年,12月。
《中共河南省委对信阳事件的检查》,1960年11月1日,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1960年11月1日。
中央专案组:《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1960年11月20日。
王从吾、徐子荣:《关于信阳地区封建势力复辟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1日。
王任重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1960年12月6日。
中央工作队魏震1960年12月21日报告:《关于鹿邑县揭发出的几个突出问题》。

甘肃省:
张仲良:《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1958年2月9日。
中共定西地委组织部:《关于1958年“拨白旗”“插红旗”的复查情况报告》,1959年10月19日。
《清水县委关于生活安排、人口外流情况的电话汇报》,1960年2月17日。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定西分院:《关于对通渭搞劳教队的情况检察报告》,1960年3月30日。
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岷县问题的报告》,1960年8月19日。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编:《中共甘肃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简报》第4、6、13期,1960年11月9日。
中共兰州市委:《关于干部职工中发生的浮肿病的情况报告》1960年12月3日,[60]846号。
省工交部:《工交系统发生浮肿病的情况》,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1960年12月9日。
中共玉门市委:《关于在厂矿、企业、机关、党校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11日
中共白银市委:《关于积极防治浮肿病发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0年12月18日
中共天水地委:《关于请拨免费医疗款的报告》,1960年12月24日,甘收[60]1725。
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党委:《职工浮肿病情况报告》,1960年12月30日。
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组:《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反右倾斗争中大批干部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1961年1月5日。
《张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甘收[61]2060。
《武威地委关于永昌县发生疾病、断炊、人口外流情况的电话汇报》,1961年1月15日,甘收[62]20049号。
《省委卫生厅检查组给省卫生厅党组并定西地委的报告》,1961年1月8日。
《定西工作组李步胜、李生华、田园给省委的报告》,载《定西地委扩大会议简报之三》,1961年1月12日,甘收[61]2164。
省委天水工作组、天水地委:《省委天水工作组、天水地委关于保卫铁路运输安全工作的报告》,1961年1月23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甘收[61]2381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举办集中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的规定》,1961年2月27日。
中共榆中县委书记雷秉让:《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5月,中共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1)21697号。
中共甘南州委:《关于生活安排情况和增拨农村粮食指标的报告》,1962年4月8日,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2]20638号。
临夏州委:《临夏县大河家保安族公社生活情况简报》,1962年5月11日,《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2]20864号,共印23份。
中共榆中县委书记雷秉让:《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5月,中共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1)21697号。
中共酒泉市委:《关于面粉厂对偷粮群众鸣枪错误的检查报告》,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甘收[61]2231,甘收[61]2189。
《甘肃省的省级单位十九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学习讨论扩大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对中央、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1962年年2月28日,省委办公厅汇集。
临夏州委:《临夏县大河家保安族公社生活情况简报》,1962年5月11日,甘收[62]20864号。

四川省:
《井泉同志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决议的报告(记录)》,1958年8月30日上午,四川省档案馆,办公厅1514。
省委检查团绵竹工作组:《关于绵竹红旗公社缺粮情况和解决办法的报告》,1959年3月9日。
《李井泉同志在省委六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1日。
省委简阳工作组:《杨部长并转廖书记:解放公社解放耕区有关当前生产的几个问题的简单报告》,1959年4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收文第2448号。
四川省委生产整社检查团西昌分团孙传学:《致地委、省委》,1959年6月29日。
《关于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调查》,1959年7月3日,四川省档案馆。
省委检查团宜宾分团江安工作队:《关于长宁县桃坪公社的落后情况报告(摘要)》1959年7月9日,
阎红彦:《关于在仁寿了解到农村工作中几个问题致省委并大章同志》,1959年7月23日,省委收文第4873号。
郭炳林给夏部长的信,1959年7月29日,省委办公厅收文第5107号。
省委检查团泸州分团叙永检查组:《关于叙永天堂公社部分生产队推行红苕“包产到户以产记工”办法的报告》,1959年8月4日。
杨万选:《关于长宁县旱灾和水肿病情况的报告.》1959年8月9日,省委收文第5268号。
省委整社、生产检查团泸州分团安法孝:《关于泸州专区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1959年9月1日。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1959年9月2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指示)总号[59]418号。
李大章:《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地点:金牛坝,时间:1959年9月7日。
《井泉同志1959年11月7日上午在市、地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于重庆潘家坪》。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省、地、县三级机关反右倾斗争情况向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汇报》,1959年11月21日。
中共泸州地委办公室:《关于古蔺县疾病情况汇报》,1959年12月7日。
《井泉同志对“中共泸州地委办室关于古蔺县疾病情况汇报”的批示》,1959年12月8日。
《全省区级机关党员干部和公社党委书记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12月25日。
《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员干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12月25日
《厂矿企业党员干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12月25日。
《厂矿企业非党干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12月25日。
《大专院校、中等学校非党干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12月25日。
《中共绵阳地委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改造落后社会、队的情况报告》,1960年1月8日,第一次地委书记文件之25。
《全国粮食厅长会议简报》,四川南充,1960年2月9日。
《井泉同志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纪要》,1960年2月14日晚,四川省档案馆。
李井泉:《在南充第二次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3月26日。
灌县县委办公室:《关于两起不正常的死亡事件给温江地委办公室的报告》,1960年3月26日。
刘仲伍、王政、肖林:《关于金堂县三星公社五爱管理区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4日。
乔钟灵、翟容致省委并内江地委,1960年4月16日。
温江地委办公室接大邑县委办公室电话记录,1960年4月25日。
《省委农业检查团江津组向四川省委的报告》第56-59页,附件三:《关于财贸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材料》,1960年5月3日。
《关于财贸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材料》,1960年5月3日。
甘棠、王善庆、李茂云:《关于泸州地区生产、生活的检查情况综合汇报》、《关于泸州地区一些违法乱纪情况报告》,1960年6月3日。
李井泉1960年8月5日给李先念副总理的信。
梁歧山给省委、万县地委的信,1960年9月26日。
《王子清同志关于于荣县一些问题向农村工作部的汇报》,1960年10月3日.
中共壁山县委:《关于抢救肿病的十二条紧急措施》1960年10月22日。
省委万县专区粮食工作检查团薛志强致省委、万县地委,1960年10月28日,收文号1960年7011。
张守愚、刘景周:《就荣县问题给省委的报告》,1960年11月30。
《内江猪只减少的情况》,1960年11月3日,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印《农村工作简报(第83号)》。
《樊执中同志关于合川县南坪公社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一些反映》,1960年11月13日,收文第7266号。
郫县县委第一书记高义禄:《关于共产风给生产带来的损失的初步检查》,1960年12月1日。
李怀培:《关于一平二调的问题》,1960年12月1日上午。
《省委农业检查团江津组向四川省委的报告》,1960年。
国务院财办调查组:《关于四川省纠正“一平二调”清理退赔情况的调查估算(初稿)》,1960年12月。
温江地委工作组:《潘廷光违法乱纪案件》,1960年12月1日。
四川省公安厅、中共邛崃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对被控人原道佐公社党委第二书记杨树楼严重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事实初步查证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6日。
四川省农村工作部调查组:《乐山县通江公社柏杨管理区一平二调造成农具严重缺乏的情况》,1961年1月5日。
《刘文珍同志在壁山县检查农村食堂所发现的严重问题的电话汇报》,1961年1月6日,秘书处收文[61]第126号。
张广钦:《关于农村治安情况混乱的汇报》,1961年1月12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61)收文第214号。
省委整风整社工作团绵阳工作组:《绵阳石马公社改变落后面貌的情况材料》,1961年1月12日。
省委工作团乐山县棉竹公社工作组:《乐山棉竹公社二管区干部瞎指挥给生产带来严重损失》,1961年1月16日。
省委整风整社温江工作团:《金堂县五级干部会议揭发出有关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1961年1月16日,[61]收文第447号。
省委整社工作团绵阳工作队:《绵阳县松桠公社落后情况的调查材料》,1961年1月17日。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工作组对目前防治肿病的情况反映》1961年1月18日,收文号343。
刘文珍:《关于江津、合川、江北、永川、荣昌等五个县、区、公社三级党委整风整社指导思想的检查报告、1961年1月22日。
李林给省委并廖书记:《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的情况报告》,1961年1月31日。
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防治肿病工作情况》,1961年3月7日。
省委检查团垫江工作组:《关于界枫公社整风整社第三阶段贪盗赃款追退工作情况报告》,1961年4月8日。
李井泉:《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11日于内江,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61年5月12日抄发各市、地、州委、省委常委、省级各大口。
《眉山县退赔的主要情况》1961年6月2日,主送李大章同志,抄送廖起高同志、许梦侠同志。
宜宾地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关于全区肿病发展情况的报告》,1961年7月5日,四川省委办公厅[收文61]3402号。
李寅:《宜宾安边公社空田空土情况》,1961年7月26日,收文[61]3597号。
地委除害灭病办公室:《关于涪陵、武隆部分公社当前疾病调查情况简报》,1961年8月12日。
中共屏山县委工作组《屏山县清凉公社五一大队纠正包产到户的经验》,1961年8月25日,
魏萍、谭万才:《涪陵县明家公社当前防治肿病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年8月26日。
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关于渠县部分地区因生活安排不落实群众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1961年8月31日。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关于长田公社幸福大队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调查》,中央工作组长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17期,1961年9月3日。
四川省委退赔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当前退赔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1961年9月19日。
《关于甄别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意见(草稿)》,1961年9月19日。
《李大章同志在省委地委书记会上关于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报告.》(记录整理),1961年9月20日
省委检查团涪陵组:《马鞍公社结合生产自救、节约渡荒开展防治病工作的调查报告》,1961年9月20日。
《乔志敏同志关于合川南屏公社整顿情况的报告》,1961年11月29日。
中共壁山县委:《关于1961年防治疾病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1962年1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62]208号。
《万县地委办公室关于当前农村肿病情况的汇报》1962年1月15日,四川省委办公厅[62]收文295号。
省委检查组:《关于荣县几个严重问题的汇报》,1962年,1月16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收文[62]313号
中共江津地委:《关于肿病情况的汇报》,1962年1月21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62]417l号。
马吉良:《关于长寿县一些情况和问题的电话汇报》,1962年1月25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62]519号。
王道一:《柳荫区石坝公社抢治疾病情况的报告》,1962年1月28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62]643号。
林翩天、吴国宪:《关于四川情况的报告》,1962年3月2日,
省委工作组:《关于新繁县河屯公社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意见》,1962年3月。
《陈国栋同志给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其中谈到四川问题),1962年3月17日
《周颐同志关于西昌地区点滴情况汇报》,1962年5月27日 [62]收文2290号。
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疾病情况》1962年7月24日,收文号:147号。
四川省经济计划委员会:《对我省历年粮食产量的分析(资料)》,1962年7月25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62年7月26日印。
中央统战部工作组:《四川省大足县土桥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问题的调查》,1962年8月24日。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四川省江北县兴隆区包产到户的情况》,中央工作组长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12期,1962年8月28日。
李定邦:《雅安地区当前生产、生活情况》,1962年9月4日。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24期),1962年10月13日:《四川省合川县三年来公社一级党委书记受批判、处分面达60%》。
《内江猪只减少的情况》,见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印《农村工作简报(第83号)》。
中共郫县县委:《郫县五级干部会议关于劳动力问题的讨论》。

安徽省:
中共凤阳县委工交部:《关于1958年度工交部的总结报告》,1958年12月。
中共凤阳县委:《赵从华的反党罪恶材料》,1959年10月30日。
中共凤阳县委:《凤阳县整风开展情况》1959年12月8日。
中共蚌埠市委节约粮食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全市普遍推广先进做饭方法的报告》,1960年1月26日。
《陡沟公社关于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情况总结报告》,1960年7月18日无为县委转发。
曾庆梅:《关于萧县马井公社部分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报告》,1960年8月4日。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试点情况报告》,1960年11月24日。
中共无为县委:《贯彻中央12条紧急指示信的情况》,1960年11月27日。
程光华:《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1960年11月29日。
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第一次检查材料)》,1961年,1月7日。
《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第四期(1961年1月8日)、第五期(1月9日)、第六期(1月10日)。
《凤阳县赵玉书同志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第二次补充检查》,1961年1月15日。
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小溪河公社坏人当道情况所调查报告》,1961年2月10日。
凤阳县委调研组:《关于政府城公社四凤大队三包四定工作简报》(第一期)、(第二期)。
凤阳县委:《整风整社工作简报》(16期),1961年3月14日。
《程光华同志代表蚌埠市委所作的检查报告》(记录稿),1961年3月18日。
蚌埠市1961年三级干部会议简报,《对省委的意见和要求》。
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1961年3月26日。
《武店公社党委关于整风整社工作情况的报告》,1961年4月18日.
凤阳县《科局长整风会议纪录》,1961年8月9日。
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会议上的讲话:《凤阳县两年来的经验教训》,1961年8月24日。
(蚌埠)市委压缩城镇人口领导小组:《关于进上步压缩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的工作意见》,1961年11月17日。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五风情况》,1961年11月7日。
蚌埠市除害消灭病领导小组:《关于防治疾病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1961年11月17日。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和改正包产到组的工作情况汇报》,1963年3月10日。

吉林省:
吉林省检察院党组:《关于打击违犯粮食政策、破坏粮食征购的犯罪情况报告》,1958年2月13日。
吉林省检察院党组:《关于当前部分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的报告》,1958年4月30日。
吉林省检察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监察厅:《及时惩处违反和破坏粮食政策的违法犯罪分子保障粮食征购工作顺利进行的初步意见》,1959年1月9日。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六级干部会议简报》第一期,1959年3月11日。
吴德:《吉林省六级干部会议总结》,1959年3月21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当前粮食情况的报告》,1959年6月9日。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少数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1959年8月5日。
吉林省政法联合办公室:《关于战役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草稿)》,1959年8月10日。
1959年8月26日到9月10日,省委扩大会议文件(传达贯彻庐山会议)。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在农村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政策,彻底杜绝自杀现象的通报》,1960年2月20日。
中共吉林省委监察委员会第二书记岳林在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3月.
吉林省副省长王奂如在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安排人民生活问题》,1960年3月21日,会议秘书处3月22日印。
中共吉林省委批转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1959年全省批捕人犯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4日。
中共四平地委:《关于双辽县发生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情况的报告》,1960年6月15日。
中共吉林省政法委党组:《关于调整1960年捕人、杀人控制数字的报告》,1960年7月18日。
中共吉林省委:《批发栗又文同志在省三级干部会上关于粮食工作的总结发言》,1960年10月31日。
吴德在吉林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60年11月10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粮食工作报告》1960年11月14日4。
吴德在省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粮食征购和生活安排问题》,1960年12月17日。
省、市、县委工作组:《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共辽宁省委1960年12月25日报送东北局。
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大搞代食品的情况》,1961年1月7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大搞代食品情况的报告》,1961年1月18日。
东北局财委:《关于三省财贸部长座谈会对抓好代食品安排人民生活的意见报告》,1961年1月2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防止旅客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1961年2月10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粮食情况和生活安排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1日。
东北局农委工作组、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1961年2月15日。
(延边州委干部)何建中来电记录:汇报当地饥饿情况,1961年3月4日晚。
吉林省卫生厅党组:《关于洮安县两个管理区发生浮肿病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年3月11日。
中共吉林省委:《严格制止各事业企业单位擅自占用公社和耕地的紧急通报》,1961年4月17日。
《吴德同志写给主席的第一封信》,1961年5月9日。
《吴德同志写给主席的第二封信》,1961年5月10日。
宋振庭:《关于怀德县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和进一步整党整社的报告》,1961年5月10日。
中共长春市委办公厅:《关于制止某些群众扒树皮、损坏公共设施的报告》,1961年5月11日。
中共长春市委办公厅:《关于制止某些群众扒树皮、损坏公共设施的报告》,1961年5月11日。
吉林省卫生厅党组:《关于防治当前几种主要疾病的报告》,1961年6月2日。
阮泊生:《怀德县当前生产及生活安排方面的情况汇报》,1961年7月27日。
吉林省公安厅党组、吉林省民政厅党组:《关于坚决制止自由流动人口的意见报告》,1961年10月30日。
《徐守身同志在省委召开的整顿城市治安秩序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1月2日,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61年11月6日印发。
《关于粮食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1961年11月29日。
张士英:《抚松县发展人参生产问题的报告》1961年12月7日。
《崔次丰同志在全省统一行动打击盗窃和投机倒把活动的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62年1月10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厂矿企业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情况的报告》,1962年1月20日。
中共吉林省委财贸部:《关于召开农村生活安排会议的报告》,1962年3月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职工家属参加自给性农副业生产的调查报告》,1962年11月9日。

辽宁省
中共辽宁省委工作组:《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1960年,12月15日。
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在职工家属中进行以粮食为中心的教育运动和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情况报告》,1961年1月19日。

江苏省:
江渭清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1958年5月。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决议的通知》,1958年5月8日。
江苏省委整社检查团扬州分团:《在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问题向省委汇报》,1959年2月12日。
《南通县委关于石港人民公社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3月24日,
颜景詹1959年4月15日上午电话汇报:《关于人民生活问题》,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编印.
粮食部工作组:《关于宝应、宜兴两县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25日。
《殷炳山同志在县、市委第一书记会上的讲话》,1960年7月22日。
孙海光给省委的信,省委韩批给书记阅。1960年7月25。
《向干部提八条意见》,整风整社《大会简报》第二期,1960年7月28日。
《西冯大队近几什么没有大跃进》,1960年8月4日。
上海局办公室:《江苏省工作组来信》,1960年8月24日。
卢敬给省委的信:《吴县东桥公社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为什么这么严重》,1960年9月5日。
《省委驻建湖县天美公社蒿崙大队工作组第一次报告》,1960年9月18日。
江苏省委派赴丹阳县工作组(即重工业厅丘陵山区工作给)给省委的报告,1960年9月20日。
宋超、郭铁松、李震给省委、扬州地委、江都县委的信,1960年9月25日。
省委工作组:《关于常熟县白茆公社浮夸产量的调查报告》,1960年10月18日。
江苏省委、镇江地委溧水工作组:《省地委工作组关于溧水县委常委整风的情况报告》,1960年10月19日。
《上海局杨主任关于丰、沛、东海县情况向地委的汇报》,1960年10月30日。
中共苏州地委:《莫城公社贯彻“十二条”第一步的情况简报》,1960年11月。
中共江苏省委驻建湖县天美公社郑南大队工作组:《关于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的调查材料》,1960年11月15日。
淮阴市五里公社八大队省委工作组:《关于淮阴市五里公社第八大队“四风”情况的调查报告》,1960年11月16日。
江苏省委东台县工作组刘子见:《关于卢南大队纠正“共产风”的工作报告》,1960年11月19日。
江苏省委、县委驻曲唐公社工作组:《关于曲唐公社胡庄大队纠正一平二调的情况报告》,1960年11月23日。
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徐慎行:《关于泗阳县粮食问题的报告》1960年12月2日。
孙海光:《给辛、孙部长并报省委》,1960年12月27日。
冯光才:《淮阴市王兴公社尅扣社员口粮》,1960年12月28日。
地委调查组:《高要县四甲大队组织不纯、坏人当道的情况调查报告》,1961年3月12日。
瓜埠公社整社工作研究小组:《关于六合县瓜埠公社干部作风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1961年4月,海军政治部政治理论教研室印。
宝应县委工作组:《宝应县天平公社情况报告》,1961年6月10日。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苏北里下河地区当前情况的报告》,1962年5月30日。
《中共常州市委关于大明纺织厂在精简工作中发生群众性起哄闹事的通报》,1962年6月10日。
江苏省人委财办秘书处:《金沙等六个集镇集市贸易的情况调查》,1962年7月15日。

广东省:
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广东目前镇反运动综合报告》,1951年4月11日。
吴南生:《关于合浦县发生大量水肿死亡情况的报告》,1960年5月4日。
张进齐:《关于罗定县出现严重水肿、死亡事件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9月20日。
郑群、成家英、张乐民:《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乱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1960年7月31日。
《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1961年1月5日。
《增城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1961年1月4日。
《宝安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1981年1月3日。
中共文昌县委:《关于四级干部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1961年1月11日。
《高要县四个大队组织不纯坏人当道的情况调查报告》,1961年2月。
《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1961年1月21日。
《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1961年1月3日。
地委调查组:《高要县四甲大队组织不纯、坏人当道的情况调查报告》,1961年3月12日。

山东省:
《谭启龙给舒同的信》1958年1月18日于济宁。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赵健民同志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主要事实》,1958年10月21日。
《山东省委、省人委关于馆陶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1959年1月16日。
《谭启龙给舒同的信》,1959年3月23日于钜野。
《谭启龙给舒同的信》,1959年4月11日于济宁。
王瑛:《关于金乡县防治肿病检查情况简报》,1959年4月29日。
《中央监委转发山东监委关于济宁地区在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的竞赛运动中发生错误的报告》,1959年4月30日。
夏征农:《夏征农同志关于检查寿张工作情况向省委报告》,1959年6月18日。
《山东粮食厅党组关于调整全年粮食统销指标情况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2月25日。
山东省委办公厅:《通讯与资料》第31号,1960年7月。
中共山东省委工作会议文件,1960年8月14日简报。
中共山东省委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传达贯彻北戴河会议的报告》,1960年9月20日。
曾希圣在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克服困难而斗争!》,1960年10月29日。
穆林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12月13日。
舒同:《我的检讨》,1960年12月13日。
赵健民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12月15日。
1960年12月13日-15日山东省委扩大会议简报。
《山东省粮食厅关于印发樊培华同志在全省粮食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纪要的通知》,1961年1月14日。
山东省粮食厅:《山东粮食问题(汇报材料)》,1961年5月12日。
《昌潍专署粮食局关于请示收购一部分霉变瓜干向省粮食厅的报告》,1961年10月29日。
山东省粮食厅:《关于1960-1961年度农村和国家对粮食需要市、地委匡算的情况》。

浙江省: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从典型调查来看浙江农村市场的基本情况和特点》,1954年3月15日。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农村市场基本情况调查》,1954年3月18日。
《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浙江省合作化问题的检讨》,1955年9月13日。
江华:《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57年12月9日。
特急电报:(就主动增加从浙江上调粮食事)《江华致先念同志并报主席、中央、上海局》,1959年4月21日20时。
《省委转发省委办公厅关于部分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的两个材料》,1959年5月25日。
《省委批转省粮食厅党组关于1959年全省第一次粮食会议情况的报告》,1959年7月1日。
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1959年8月18日。
《全省各地向省委的求救报告》,1959年5月至8月。
《为争取1960年全省粮油工作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1960年2月12日。
江华:《高速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灵魂-向全省公社党委书记的报告》,1960年3月3日下午。
《江华同志在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3月21日。
浙江省卫生厅:《关于青紫病的调查报告》,1960年4月6日。
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当前整顿食堂和安排人民生活情况资料》(供领导同志参考),1960年5月9日。
林乎加:《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的讲话》,1960年5月10日,于黄岩。
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1960年5月20日。
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1960年6月4日。
《部分地方发生食堂停伙》,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编《情况资料》3期,1961年1月13日。
《大里生产队大搞代食品》载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情况资料》第3期,1961年1月13日。
《黎明生产队基层组织整顿情况》,载浙江省委农工部办公室编《情况资料》第10期,1961年2月9日。
曾绍文厅长在全国粮食局长会上的报告:《关于粮食工作问题》,1961年7月16日。
浙江省委办公厅:《重点粮产县粮食情况调查》(之一到之十七),1961年。
省委办公厅:《全省一平二调情况和兑现情况》,1961年3月, J007-13-20。
省委黄岩县路桥公社调查组:《利丰大队群众生活状况调查资料(草稿)》1961年4月23日。
衢县工作组,《炉头生产大队基本情况资料》,1961年5月4日。
中共浙江省委黄岩县路桥公社调查组,《两个生产大队的对比》,1961年5月18日。
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组:《黄岩县路桥镇农村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初稿)》,1961年5月28日。
省委农工部分配处:《当前农村生活安排情况》,1961年12月15日,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情况资料》第35期,1961年12月18日。
《粮食会议文件》,全省粮食会议秘书处印,1962年5月14日。

云南省:
《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 1954年4月14日。
云南省纪委:《关于墨江县坝溜、龙潭二区1952年春荒饿死人及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及有关干部处理意见的报告》,1955年5月3日。
《思茅地委关于领导群众克服粮荒的紧急指示》,1956年8月4日。
《思茅地委关于解决当前边疆粮荒问题的第二次紧急指示》1956年8月20日。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1956年9月25日。
中共文山地委:《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1956年10月7日。
《关于归化寺问题的报告》,1956年12月。
临沧地委:《关于临沧县1956年死人情况的报告》,1957年7月22日。
《云南省委关于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斗争的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7年9月12日。
《省委批转农村工作部关于晋宁县认真处理拆房以后社员安置的报告》,1958年3月27日。
《丽江地委和军分区对碧江武装部电话请示要派部队帮助劝阻边民外逃的批示》, 1958年4月16日22时。
《于一川同志的总结性发言-在4月20日省委扩大会上(记录稿)》,1958年4月22日。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曲靖等部分地区发生肿病情况的报告》,1958年7月27日。
省委农村工作部:《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1958年8月22日。
刘卓甫:《关于曲靖专区肿病情况报告》,1958年9月3日。
《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富源县、曲靖县、马龙县饥饿情况),1958年9月。
省委检查组:《关于罗平县肿病情况的调查报告》,1958年9月2日。
马力、贾兴福给省监委的信,1958年9月16日。
孙雨亭:《从和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斗争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党的战斗力――在云南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9月25日。
丽江地委:《关于开展土法制造滚珠轴承的报告》,1958年10月。
大理地委:《关于当前工具改革的情况报告》,1958年10月3日,
《陆良县肿病死人情况-陆良县委书记孔祥柱同志汇报纪要》,1958年11月14日。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年11月18日。
中共云南省委检查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简报》,1958年11月20日。
《地委书记会议讨论汇报》 1958年11月17日,11月21日。
省委书记处书记马继孔的讲话,1958年12月2日。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1958年12月2日。
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年12月6日。
省委检查团昆明分团曲靖组报告:《关于曲靖专区、富源师宗等县钢铁铜焦放卫星的情况报告》,1958年12月14日。
《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报告》,1958年12月29日。
泸西检查组:《检查前泸西县违法乱纪问题的总结报告》,1959年2月28日。
省委办公厅:《全省各地肿病情况综合》,1959年7月30日。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届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关于坚决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以实际行动保卫党的总路线,力争提前和超额完成1959年生产任务的决议》,1959年9月24日。
《史怀壁同志电话汇报澜沧等地粮食和人员外逃情况记录》,1960年4月26日。
中共省委工作组:《关于砚山县忽视群众生活实行乱斗争的报告》,1960年6月8日。
楚雄地委:《关于肿病情况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7月29日。
思茅地委:《关于澜沧县肿病死人问题的检讨报告》1960年9月3日。
《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1960年11月30日。
《谢富治同志向总理、富春汇报云南宣威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及粮食情况》,1960年12月2日。
中共楚雄地委:《关于楚雄县苍岭公社桃园管理区问题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12月9日。
《文山地区马关、西畴闹粮问题的两个汇报》, 1961年6月26日。

河北省:
解学恭:《关于浮肿病调查报告》,1959年1月22日,河北省委1月24日批转。
河北省委、省人委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告:《关于召开1959年农产品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 1959年3月14日,
河北省委:《关于当前粮食情况的报告》,1959年4月16日。
省委监委会1960年1月26日致省委的信。
中共张家口市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和农村整风运动的综合报告》,1960年1月16日
中共唐山市委:《关于前段农村整风整社情况和今后意见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1月21日。
河北省委:《关于防治浮肿病情况的报告》,1960年2月18日。
省防毒工作检查组:《关于涿县、宁晋、唐县中毒事件检查情况的报告》,1960年5月15日。
中共邯郸市委:《关于32个农村三反试点基本总结和下段安排意见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6月2日,中共邯郸市委文件,[60]141号。
中办安国工作组:《关于安国县伍仁桥公社党委和伍仁村支部控制群众退出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7月18日。
河北省公安厅党组:《关于当前中毒事故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0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1960年9月21日转发。
中共河北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某些农村继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1960年10月13日。中共河北省监察委员会报告,总号[60]48号。
《河北省委关于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的紧急通知》,1960年11月8日。
河北省委办公厅翻印农村粮食、人民生活、死人、整风整社的调查材料,1960年。
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的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1960年12月28日。
《河北日报》张家口记者组:《蔚县情况》,1961年1月。
河北省农业厅党组:《关于瞎指挥风的初步检查(讨论稿)》,1961年1月17日。
封云亭致裴书记,1961年1月7日。
胡开明致刘子厚的信,1961年1月21日。
河北省卫生厅党组:《关于立即开展治病防病运动的报告》,1961年8月12日,[61]258号。 
省委办公厅:《各地委对省委电话会议精神研究讨论的情况和意见》,1961年9月17日。
刘子厚:《关于务必抓紧征购工作的紧急电话》,1961年10月6日。
省委关于当前对敌斗争情况,全省政法工作会议,1961年。
省委书记处会议301次会议材料,1961年。
河北省委办公厅:《各地区粮食工作情况第四次简报》,1961年10月14日。
各地市委关于铁路发生偷抢粮、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
省常委第一届132次会议关于粮食安排问题,1961年。
中央负责人信件和毛主席的重要批示,1961年。
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央负责人的信件,1961年。
省农业厅委工作组:《沧州地区十个生产大队农业现状调查的综合情况》,1962年7月1日。
《中共河北省委整风整社办公室、监察委员会关于1960年冬到1961年春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组织处理工作总结》,1962年4月28日。
中共河北省委整风整社办公室、监察委员会:《关于1960年冬到1961年春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组织处理工作总结》,1962年4月28日。

中央有关部委:
粮食部《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委给粮食部下达的计划指标》,1954年6月15日。
粮食部、财委粮食组:《全国粮食库存逐月减少情况》,1954年7月。
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4年,9月25日。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1950-1953年全国粮食征购与产量的比较》,1954年。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1953年城乡需要商品粮供应的人口和数量(贸易粮)》,1954年。
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月22日。
《粮食部拟提供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1955年。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1956年。
粮食部:《关于饲料用粮的供应报规定》,1957年5月17日。
《全国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7月。
《1957年第二次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关于粮食购销问题的报告》,1957年8月。
《湘西自治州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益阳县通过大辩论超额完成了早稻征购任务》,1957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市镇供应简报》,1957年11月。
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年。
粮食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关于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的报告》,1958年3月7日。
《粮食部党组向中央的报告》(58)粮发20号,1958年5月20日。
《粮食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1958年8月15日。
粮食部党组:《当前粮食购、销、调运情况汇报》,1958年10月4日。
沙千里:《反右倾,鼓干劲,掀起红旗运动新高潮》,1959年11月2日。
粮食部党组:《关于当前粮食情况和今后粮食工作意见》,1959年11月27日。
1959年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资料。
《中央批转粮食部“关于今后三年内把国家粮食库存增加到一千亿斤的报告》,1960年1月26日。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数字,1960年7月5日统计。
李井泉就四川省粮食征购数问题给李先念副总理的信,1960年8月5日。
牛佩琮、陈国栋:《关于粮食情况的紧急报告》,1960年7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粮食问题汇报提纲》,1961年5月7日。
《陈国栋同志给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1962年3月17日。
粮食部办公厅编《粮食工作简报》第28期,1962年8月20日。
《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简报》[第十期],1959年1月22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1961年8月24日。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12期,1962年8月28日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24期,1962年10月13日。
商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供应出口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1960年1月8日,(60)上海会议文件97。
公安部徐子荣:《关于镇反以来几项主要数字的统计报告》,1954年1月14日。
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彻底肃清山区、结合部、水上、落后地区漏网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窜犯的决议》, 1958年8月16日.
《广西省镇压反革命情况及目前存在的思想麻痹问题》,1951年5月15日,见广西公安厅编:《情况与资料》1950-1951年第6期。
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二、官方文件

《中共中央转发云南省委关于边疆六个县区第一批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土地改革的初步总结》,1955年12月10日。
《中央转发中央办公厅综合的“关于十六省区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和各地党委提出的解决措施的简报”》,1958年4月25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公报》,1959年8月26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1958年8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公报》,1958年8月31日。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公报》,1958年12月17日。
《中共中央批转“山东省委、省人委关于馆陶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1959年1月22日。
《党内通信》(即毛泽东给6级干部的信),1959年4月29日。
《中共中央关于粮食工作的指示》,1959年7月31日,1959年我国国财贸书记会议参考文件之一。
《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1959年8月7日。
《中央转发一些省、市、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材料》,1959年9月8日。
《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1959年10月13日。
《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情况的报告”》,1959年10月13日。
《中央同意青海省委关于以张国声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1959年10月14日。
《中央转批浙江省委“关于温州、金华地区少数地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违犯政策情况的报告》,1959年12月21日。
《中央批准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1959年11月27日。
《中央批转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整理的“老干部为什么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材料》。
《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在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中犯错误同志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原则》,1960年1月15日。
《中共中央批转李先念关于立即突击调运粮油棉和成立调运指挥部的报告》,1960年2月21日。
中央办公厅整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1960年3月18日。
《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6日。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所规定》,1960年3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指示》,1960年3月9日。
《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1960年3月18日
《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关于里弄工作情况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报告》,1960年4月18日。
《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
《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21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1960年5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1960年8月10日。
《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1960年9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1960年11月3日。
《中央关于转发齐燕铭同志关于对在京迥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的报告的指示》,1960年11月9日。
中共中央转发河北省委批转的《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报告》,1960年11月26日。
中央批转全国总工会《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1960年6月8日。
《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1960年12月8日。
中共中央转发《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61年1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1961年1月20日。
《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关于沔阳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总结报告》,1961年1月31日。
《中央关于转发河南省委、洛阳地委关于政策兑现问题的三个文件的批示》,1961年2月4日。
中共中央转发五人小组《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1961年4月9日。
胡乔木等:《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4月10日,《中央转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
《中央转发谷牧同志“关于迅速克服工人私自离厂现象和巩固工人队伍的意见”和贾步彬同志的信》,1961年4月30日。
《中央办公厅转发安徽省委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1961年5月3日。
《毛主席批转胡乔木同志5月8日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9日。
《阎红彦同志于弥渡县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9日。
《毛主席批转邓小平、彭真同志月10日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13日。
《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1961年6月16日经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1961年6月16日。
《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1961年12月17日。
《批转建筑工程部党组关于停缓建工程中存在问题的调查报告》,1962年1月6日。
《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1962年2月14日。
《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1962年3月18日。
《中央批转财贸办公室、统战部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的报告》,1962年5月9日。
《毛泽东同志关于印发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的座谈会记录的批示》,1962年7月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1962年9月27日。
中央批转《安徽省改正“责任田”情况》,1962年12月11日。
《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即桃园经验),1964年9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中共中央西北局批转关于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严肃处理违反和破坏粮食政策的行为》,1960年12月19日。
《东北局关于进一步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28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局关于稳定工人队伍的通知》,1961年5月16日.

三,有关省的官方文件

河北:
《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召开1959年农产品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1959年3月14日。
《河北省委批转霸县县委关于煎茶铺公社发生浮肿病救治经过的报告》,1960年2月2日。
《河北省委批转内丘县县委善于隆尧公社重贤管理区人民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摘要)》,1960年2月10日。
《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党组关于我省中毒事故的情况简报》,1960年4月29日。
《河北省委批转省委财贸部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整饬粮食纪律加强粮食管理意见的报告》,1960年9月27日。
《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1960年10月18日。
《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1960年10月18日。
《河北省委批发石旭东同志反映邯郸市特需供应问题的意见》,1960年11月1日。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浮肿病情况的简报》,1960年12月17日。
《河北省委转发省卫生厅党组关于立即开展治病防病运动的报告》,1961年8月17日。

甘肃: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1962年12月3日省委第三届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1965年7月5日。
《汪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61年5月9日,于临夏。

吉林
《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农村人民生活的若干问题的规定》,1959年1月7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召开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部署的报告》1959年5月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解决社员自留地问题的通知》1959年6月2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讨论主席指示中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思想动态的报告》1959年6月11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工资制与供给制的比例和整顿公共食堂的指示》1959年6月30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整社算帐工作的总结》1959年11月9日。
《省委批转通榆县委关于高速发展大和扭转大牲畜大量瘦弱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19日。
《中共吉林省委批转通榆县委关于立即制止牲畜大量瘦弱、死亡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27日。
《关于在农村中必须坚决贯彻杜绝自杀现象的通报》,1960年2月20日,中共吉林省委文件。
《中共吉林省委批转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1959年全省批捕人犯情况报告》,1960年4月4日。
《省委同意省政法组关于在解决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将批捕人犯的权限下放至县委的意见》,1960年7月18日。
《省委批转粮食厅党组“关于延吉县八道公社发生少数社员逃跑问题的情况简报》,1960年6月1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试点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28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精简职工、调整安排劳动力和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生产战线的意见》,1960年12月29日。
中共吉林省委转发吉林市委《关于当前浮肿病情况的报告》,1961年1月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有些地方违反中央指示重犯“一平二调”错误的通报》1961年1月14日。
《关于粮食情况和生活安排问题给中央和东北局的报告》,1961年2月11日。
《省委转发吉林市委关于严格制止各事业、企业单位擅自占用公社耕地的紧急通报》,1961年3月26日。
《揭开假先进的盖子,拔掉真落后的根子-省委批转九站人民公社整风整社情况的报告》,1961年5月18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迅速抡治重型浮肿病人的紧急的通知》,1961年6月26日。
《中共吉林省委批转四平地委批转梨树县委“关于河山公社在贯彻政策中重犯一平二调错误的通报”》1961年7月15日。
《省委批转公安厅党组、民政厅党组关于坚决制止自由流动人口的意见的报告》,1961年11月13日。
《省委批转公安厅工作组关于四平收容遣送站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1961年12月25日。
《省委批转省委财贸部关于召开农村生活安排会议情况的报告》,1962年3月18日。

江苏
《中共江苏省委批转南通县委关于石港人民公社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3月30日。
《中共江苏省委批转省委办公厅和兴化县三个不同类型生产大队的调查材料》,1960年10月9日。

云南
《省委关于富民县反击反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报》,1957年8月12日。
《省委关于农村整风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7年8月17日。
《云南省委关于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7年9月12日。
《省委关于在省级机关中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9年10月28日。
《省委关于粮食安排的三个调查材料的批示》,1961年1月11日。

浙江
《中共浙江省委批转黄岩县委“关于当前农村中各阶层思想情况的调查报告》,1956年3月12日。
《省委转发“建德县大洋人民公社卫星生产队实行吃饭不要钱和计划用粮的情况”和富阳县场口公社建立粮食计划管理制度的情况》,1958年12月29日。
《省委转发省委办公厅关于部分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的两个材料》,1959年5月25日。
《省委批转省粮食厅党组关于1959年全省第一次粮食会议情况的报告》,1959年7月1日。

四川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荒的指示》,1959年9月2日。
《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燕汉民同志转报万县市龙宝公社反右倾、鼓干劲,增产粮食,节约渡荒运动的情况报告》,1959年9月23日。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报告:《关于工矿企业职工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情况简报》1959年11月28日。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报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简报》,1959年12月18日。
《中共四川省委批转南充地委转发地委潆溪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关于潆溪公社整风整社试点中进行1961年“三包一奖”的情况报告》,1961年3月16日。

上海
《上海市委对奉贤县问题的情况报告》,1959年2月28日。
《上海市委关于市委扩大会议情况给中央的电话汇报》,1959年9月2日,

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及批示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2日。
《毛泽东成都会议上的六次讲话》,1958年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1958年3月。
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讲话(四川省委办公厅记录整理),1958年4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多次讲话》,1958年5月8日,17日,18日,20日,23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多次讲话》,1958年8月17日,19日,21日上午,21日下午,30日。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6日,7日,9日,10日上午,10日下午。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多次讲话》,1958年11月21日,22日。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28日,3月1日,5日。
主席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9年2月1日下午。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
廖志高致李大章:《23日晚主席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插话》,1960年12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办公厅-241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1960年12月30日。
毛泽东:《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2日。
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
(陕西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传达主席、总理在中央会议上的指示。档案年代字足迹不清,从行文来看,大约是1960年底或1961年初。此件甘肃省档案馆。
毛主席听取河北省委汇报时的指示,1961年,855-6-2005。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1958年视察河北的讲话,1958年,855-4-1271。
《毛主席在信阳的谈话》,1958年11月13日晚,河南省档案馆,11441-2。
《毛主席对新乡、洛阳、许昌、信阳四个地委书记座谈会的谈话纪录》,1959年2月27日上午。河南省档案馆,1441-2。
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
《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1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日。
毛泽东:《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刘少奇同志对全国妇联党组同志的谈话记录,1958年6月14日。
刘少奇同志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9年2月1日下午。
刘少奇同志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9月27日于南京。
《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李富春:《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59年4月21日。
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60年3月31日。
《彭真同志在中央元月三日召开的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59年1月3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1月4日印。
谭震林在河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7月15日。
谭震林、廖鲁言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1958年11月16日。
谭震林同志1959年1月3日在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四川省委办公厅记录稿)。
谭震林同志在十省市小麦座谈会上的总结,1959年2月21日,(记录稿)。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1959年2月26日印发。
《谭震林在大会上的讲话》,1960年2月12日,载《1960年2月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参考文件之17》。
谭震林在甘肃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60年5月25日下午。
谭震林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1月2日。
谭震林:《开展大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1960年11月10日在全国代食品会议上的报告。《中央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同志的讲话》,1959年4月19日,吉林省、江苏省、山东省、四川省档案馆都存有此件。
《中央书记处1959年10月15日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同志讲话纪要》,AB1-02-510。
全国财贸会议秘书处:《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要点整理》,1959年9月10日,《全国财贸书记会议简报第1号》,AB1-02-511。
《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要点整理》,1959年9月10日,《全国财贸书记会议简报第1号》第7页
《李先念同志9月10日晚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9月10日。
李先念:《在全国粮食、商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8月26日,180-9-79。
陶铸:《虎门公社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59年2月25日。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关于镇反以来几项主要数字的统计报告》,1954年1月14日。
徐子荣同志在河南省委常发会上的讲话(谈信阳事件),1960年12月6日。
(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同志在河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谈信阳事件),1960年12月6日。
《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在河南省统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统计工作》,1958年第12期。
薛暮桥:《统计工作如何大跃进》,《统计工作》1958年第5期。
《贾启允局长在全国省市统计局长会议的讲话纪要》,江苏省档案馆:3133-2125

五、专著

[美]彭尼·凯恩(Kane Penny):《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郑文鑫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美]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6年。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英]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姜和平译,明镜出版社,2005年。
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告别饥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王耕今、杨勋、王子平编:《乡村三十年-凤阳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
东夫:《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网络电子版。
张大发:《金桥路漫》,定西作家协会出版,2005年。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
丛进:《曲折发展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张湛彬、刘杰挥、张国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
米鸿才、李显刚主编:《中国农村合作制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年。
莫日达:《我国农业合作化发展》,统计出版社,1957年。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柳随年等编:《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回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郭书田:《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一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李成瑞:《中国人口普查和结果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83年。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张步真:《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珠海出版社,1998年。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陈清泉、陆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权延赤、黄丽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广州,广东方旅游出版社,1997
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47年。
黎昌庶:《西洋杂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美]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 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卡尔.波普尔(Ppper,K.R):《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F.A.Hayek)著:《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 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法]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托马斯·莫尔:《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宁津度译,见《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88年。
邢贲思等:《影响世界的著名文献》政治、社会卷,新华出版社,1997年。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12月,第28页下。
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中册,北京,中国书店,精装影印本, 1985年,第121页。
刘泽华:《中国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香港Roundtab  Enterise  Limited出版,2006年。
孙广忠等:《中国自然灾害――献给“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活动》,北京,学术书刊出版社,1990年,第5-6页。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高素华主编:《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年。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北京.
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海洋出版社,1998年。
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
张晓、王宏昌、邵震:《中国水旱灾害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魏光兴、孙昭民主编:《山东自然灾害史》,北京,地震出版社,2000年.
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美]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利文出版社,2005年。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联共(布)党史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
河南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风雨春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法]亨利·米歇尔(Henri Michel):《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崔济哲:《清唱》,新华出版社,2003年。
张万舒:《故乡人民的笑声》,新华出版社,1986年。
朱正主编:《1957新湖南报人》,湘新出准字(2001)第161号,2002年。
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编《大跃进中的河南水利》,出版社##3,1998年。
河南省水利厅:《河南水利40年掠影》,出版社###,###年。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44页。
大连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编:《病理生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年。
武汉医学院主编:《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第20-21页。
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食物成份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年12月。

六、论文、研究报告及文章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教训》,《百年潮》,1998年第12期。
冯有林、魏鹄立:《湖北当阳跑马公社的“共产主义”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高智勇:《北京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卞悟:《公社之谜-农业集体化的再认识》,《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高华:《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二十一世纪》,第60期。
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高华 :《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对一篇当代史回忆文本的解读》(修订全本),《领导者》,2006年1月号(总第12期)。
王维志手稿:《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的情况》,1981年3月7日.
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陆平:《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开放》,2003年第10期。(此稿作者应为梁志远)。
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百年潮》1999年第4期
辛平:《梦幻的天堂――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炎黄春秋》1994年第1期;
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载《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
杨闻宇:《荒唐的引洮工程》,《炎黄春秋》1993年第3期.
高化民:《对五十年代富裕中农问题的研究》,《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
《北明访余英时:中国近代史讲诸问题》2007年7月27日,新世纪www.ncn.org
冯同庆:《实际有惊,但求无险》,《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5年第1期。
顾钧:《中国人初尝西餐》,《中华读书报》,2000年5月。
郭志珍、武代玲:《1959年:寿阳事件》,《沧桑》,1999年6月
何立波:《大跃进期间在河南大刮“共产风”的罪人吴芝圃》,《党史纵览》,2006年第2期。
何祖明、徐敬尧:《上虞县大旗会闹事的始末》,《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9年第1期。
黄东文:《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第4-5合期。
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
李若建:《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
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二十一世纪》第60期。
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迁移初步探讨》,《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李维民:《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炎黄春秋》,1995年第3期。
李真真:《大跃进时的中宣部科学处—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
林强:《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
彭建新:《60年代广东省经济调整概述》,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37页。
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百年潮》,1997年第6期。
刘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一次辞职》,《炎黄春秋》,2003年第4期。
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中共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
王思睿:《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载《书屋》2000年第4期。
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报告:《解放前洋麦进口情况》,年代:1954;180-2-54。
龙宇闻:《公共食堂积弊千日,解散一时――丰城县小港公社公共食堂追记》,《中国农业合作社史料》,1988年第4期。
罗平汉:《“三年困难时期”的知识分子》,《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
马钟嶽:《大饥荒中的县委书记王永成》,《炎黄春秋》,2006年第3期。
潘祝平:《刘顺元事件与中苏关系》,《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彭建新:《60年代广东省经济调整概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乔培华:《周恩来与信阳事件》,《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权延赤:《彭德怀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炎黄春秋》,1993年第4期。
沈志华:《“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同盟的破裂》,沈志华、李丹慧个人网站。
沈志华:《关于19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沈志华:《援助与控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04年第3期。
苏林达口述,赵光整理:《我给毛主席当厨师》,网上信息。
舒倜、方辰:《定县办地方工业前后两个方针两种结果》,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18日。
田家英:《韶山大队概况》,《中国农业合作化史资料》,1990年第2期。
王静林:《历艰辛之程 踏富裕之路――泡子沿农业合作化发展史》,《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98年第2期。
王任重:《毛主席在湖北――扎记二则》,载《七一》杂志1958年第5期。
王民三:《走在钢丝般的日子里》,《中国粮食经济》,2001年第7期。
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1964年7月5日.
吴冷西:《和田家英共事的日子》,《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
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
辛平:《梦幻的天堂――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炎黄春秋》,1994年第1期。
薛攀皋:《自然科学研究盲目听命政治的教训――荒唐的科研课题“粮食多了怎么办”》,《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
阎明复:《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
陆定一:《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1979年3月6日《光明日报》。
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1962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的真相》,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杨第甫:《庐山会议周小舟坚持不批彭德怀》,《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译, 《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2期。
《鱼米之乡的大逃亡――广东三年大饥荒情况》,[新观察/xgc2000.com]
俞乃蕴:《张恺帆铁骨诗魂》,《炎黄春秋》,1997年第4期。
张开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十大要闻》,《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章跃兵:《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炎黄春秋》,1995年第3期。
赵胜忠:《跃进型统计体制的形成和后果》,《二十一世纪》,第60期,1989年8月。
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
郑义:《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悲剧――江口事件梗概》,香港《争鸣》,1993年1月号。
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百年潮》,1999年第4期。
周承恩:《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周德民:《宁乡“五风”回忆片断》,《长沙文史资料》第七辑,1988年。
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1962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的真相》,《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李真真:《大跃进时的中宣部科学处—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
原载《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23-30页。
穆青:《挥泪送冷西》,人民日报,2002年8月13日。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4版。
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载《知识与力量》8、9期合刊,1959年9月25日。
薛攀皋:《自然科学研究盲目听命政治的教训――荒唐的科研课题“粮食多了怎么办”》,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
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 1998年8月号第48期
晓凌、柳铮:《胡开明并非“胡”开明》,《炎黄春秋》杂志1991年第2期
胡开明:《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1962年,7月30日。
薛暮桥:《苦战三月,改变全国统计工作面貌,实现全国统计工作大跃进!》,《统计工作》,1958年第14期,
杨明伟:《“大跃进”席卷神州 周恩来险些辞职》,《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
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百年潮》1997年第6期。
冯有林、魏鹄立:《湖北当阳跑马公社的“共产主义”考》,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92-94页。
吴冷西:《和田家英共事的日子》,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

七、回忆录: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下),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6年。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耿飙:《耿飙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王力:《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未刊本,2004年。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李磊:《悠悠岁月》,1999年10月自费印刷本,第149页。
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萧李廖事件”》,打印稿二稿。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阿尔巴尼亚]雷兹·马利列(R.Malile):《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王洪起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
余德鸿:《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2001年9月17日,打印稿。
陆平:《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开放》,2003年第10期。
(此文作者应为梁志远)
梁志远:《亳县农业卫星经验官修记》,《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梁志远:《亳县统购统销反右的后果严重》《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
梁志远:《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炎黄春秋》2006年第3期。
梁志远:《沉痛的历史教训――亳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实录》《春秋文存》,(炎黄春秋内部版)。
杨金声:《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惠文:《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观察网:大饥荒档案。
周德民:《宁乡“五风”回忆片断》,载《长沙文史资料》第七辑,1988年12月。
黄东文:《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
段君毅:《深切怀念张北华同志》,《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2日
张开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十大要闻》,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苏林达口述,赵光整理:《我给毛主席当厨师》。
范眭:《身在天府写文章》,新华社离退休干部局编:《老年生活》,2006年第4期。

八、资料汇编:

《当代中国》从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安徽》,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当代云南编写组编:《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丁伟志、甘棠寿主编:《中国国情丛书·静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
浙江省统计局编:《浙江省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
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江苏省统计局编:《江苏省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
云南省统计局编:《云南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1960年全国大中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全国总工会党组城市人民公社工作办公室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整理),1961年6月3日印。
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科学出版社,1992年。
《河北党史资料》(内部资料)第15辑,1994年11月。
《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9年。
张雄龙、李子和主编:《中国国情丛书·镇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宁夏文史资料》第2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专辑,1991年第1期(总81期)。
宁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1926.11——1995.1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江地区历史大事记》,成都出版社,1995年。
云南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室、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农业合作制史料重要文件汇编》(1952-1962),云南新闻出版局许可证130号(内部发行)。
云南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室、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编:《云南省农业合作制史料:历史资料选编》(内部发行)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许可证130号。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河北省报刊登记证第1169号,自1986年到1998年各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中国社会调查所:《中国国情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84页。
邱石编:《共和国轶事》第二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毛泽东生活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黄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二十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新华社国内资料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年。
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公安部三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1987》,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
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
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谭崇台主编:《中国人口·湖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王明远主编:《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王嗣均主编:《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吴玉林主编:《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
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邹启宇、苗文俊主编:《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
胡焕庸主编:《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李慕真、仇为之主编:《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郑玉林主编:《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曹明国主编:《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杜闻贞、顾纪瑞主编:《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全国各省(除西藏、台湾、新疆、香港、澳门以外)的1956-1964年间每一年的总人口数、出生率、死亡率,取自《中国人口》各省分册,此处不再详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0)》,经济管理杂志社,1980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1)》,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2)》(海外版),经济管理杂志社,1982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3)》,经济管理杂志社,1983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8)》,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961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的新闻公报》,1961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龙云、于学忠、蔡廷楷、章伯钧、王家桢、周一志等民主人士在大饥荒年代的批评言论,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批印作为庐山会议的反面材料。

九、地方志(略)

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其它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