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明理性理想意识

未来中国新意识形态必不可缺的三大重要构成要素为文明、理性、凝聚性民主，这里笔者暂且称其为文明理性理想意识。

民主针对专制。民主本质是公权理念，与专制意识形态直接对立，最直接的目标在反对极权，这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志士先行者们（不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权贵集团）秉持的理念之一。不过，今日对中国大部分民众来说，普通的民主呼喊已经不再那么清晰易理解。孙中山革命的对象－清政府的官旗上明白写着皇权帝制，而蒋、毛政府的专制官旗上却金光耀眼地贴着“民国”“共和”字样，人民求民主，权贵方也摇摆民主旗帜。不少怀有传统明君意识的国民认为，民主就是选举，能改善生活条件，没有政治选择权也罢。还有一些人则把民主当成谋取本集团、本阶层利益目标的手段。

在今日中国不仅关于民主、人权、政党、国家、人民、政府等等概念处在一种浑沌状态，而且，国民党、共产党，甚至中国的概念也不如人们理解的那么简单，因此，泛民主和形式选举已经不再能体现真实的民权理念。简言之，有两个国民党，两个共产党和两个中国，一个是孙中山（蒋经国）的国民党，一个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一个是打倒独裁者蒋介石的共产党，一个是塑造独裁者毛泽东的共产党；一个是先烈们奋斗争取的民主中国，一个是被权贵们据国为己的专制中国。否定国民党吗，不对，也对；拥护共产党吗，也对，也不对；爱中国吗，爱哪个，反哪个。民主也一样，有人民民主和权贵民主。为此，在民众中为民主正本清源，分清彼此，恢复民主的民意本质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特征。能做到这一点就如同使人民重获一把斩断国家专制意识形态的利剑，其意义与孙中山时期反封建反“君之上”意义同重。进一步说，既使在思想专制体制和党文化被否定后，在中华民族意识中也还要用这秉镜子反观自我，她有利于中国民众彻底抛弃几千年积留的“贵者高，役者卑”的旧文化。

中国需要一次全民性“关于民主”的主题讨论。在真正的民主概念基础上，中国才可能取得与世界人民一致的观念，奠定中国在意识形态层面回归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民主人权理念已是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的国土整合，与周边国家真正和睦相处，参与亚洲区域和世界政治组合，没有这面旗帜根本就不可能。现在没有人愿意与假民主者同道，也没有人敢对画着民主面谱的帝制强权国家掉以轻心，既使这个担心者可能本身也是专制者。所以，任何一个真正从中国人民立场出发的执政党都必然会选择真民主（不是权贵民主、不是党民主、不是阶级民主），以汇聚国心民意，融合国际社会。

文明针对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突出文明就是主张应该将中华民族观念升华到人类文明，国家文明的核心在人类化。长期以来在世界大部分人概念里文明民主只是一个国家内的公民平等权，犹如氏族时期的族内平等，平等民主以族为界，后来扩大到以地为界，以国为界。虽然如今世界有了联合国，欧盟还将国家民主意识扩大到洲际范围，但作为真正人类化的文明观念并没有形成，深含着国家（区域）利益性的民主意识，即在民主名义下的集团、阶级、国家（区域）利益角逐争斗逻辑经久不衰。文明化就是强调以地球整个人类安全和发展为最高原则的意识形态，文明的目标不仅为了一个国家，不仅仅为了中国自身的政治整合和经济富裕，中国的新意识形态应该有更广阔的胸怀。尽管在今天环境下中国的发展要以国家利益口号激励国民，但在意识形态上中国首脑和知识界必需超越普通民族民主观念，引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博大的意识形态胸襟将提高中华民族的视野，产生更文明的社会体制。

需要说明，这里的文明指未来新意识，一种新世界观，而不是古文明，不是历史。现在有一些人故意用历史文明概念偷换和拒绝新思想新观念，蛊惑民族主义迷幻使缺少分析的人陶醉在中国五千年古文化中。此文明非彼文明，一个是历史，一个是现实和未来。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明已经不在一个概念层次上，现代民主、开放、自由、科学精神的光芒前无古人。不过，排除专制者利用历史概念搅乱新意识形态的卑劣动机，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是没有矛盾的，中国人敬慕文明的情结有利于中国学习和追赶世界先进文明，也有利于中国人民在新意识形态提升中跨越现有的思想境界。

理性针对人的原始本能。什么是理性？理性是站在整体系统和全过程角度进行优化思考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从能够认识的宏观审视局部，从已知的大跨度理解阶段，以人类文明注释国家、集团和个人。人类是太阳系唯一有智慧的生命，不过，二十世纪前人类的智慧只是本能智慧，人类行为目的仅出自人的生物本能需要，并不比普通动物的目的高尚高级。例如人们为了满足个人的生物性需要使用种种智慧手段，发明种种工具，目的仅在满足和保全个人自己，而不顾忌同类的生命；又如历史上统治者推行的奴隶制、帝王制、资本奴役制、政党专制、军事殖民化都是兽性未泯的体制，表面为智，实质为兽。在本能智慧下，谁敢保证说，哪一天个别控制着超级能量武器的人不会一时兽性发作，以人之智慧吞噬人类和自己，或者由非理性本能之手释放出智慧宝瓶中的魔鬼。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进入不可预见的微观和宏观领域，对基因和对宇航的开发，细胞复制和跨空间物质转移技术，超核能研究等等如果不置于人类理性严密控制下，整个人类也许都将深受其祸。在这个角度看，本能智慧的人比无智慧的野兽更可怕，普通动物的本能只伤害个体，人的本能智慧会毁灭万物。所以，人的本能智慧必须得到理性控制，唯如此人的智慧才不至于被少数原始本能感强烈、同时个人计谋特别发达的人（特别是权力人）用作乱世的工具。

文明理性民主代表一种理想意识。约2500年前开始世界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理想不仅由柏拉图（Πλάτων）、孔子、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克劳德•昂列•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等人的思想表现于世，而且也深含在爱迪生，莱特兄弟，卢米埃尔兄弟，齐奥尔科夫斯基，伯纳斯-李等等发明家的发明中。如今的人类社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大自然生成的，不是由人的生物本能塑造的，她萌发于人类的理想情结，是那些怀有理想情结的思维者为我们描绘了今天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蓝图，于是有了今天的世界。如果没有理想主义者的引领，如今我们应该还穿着长衫，蓄着长发，甚或还住在山洞里，与野兽为伍。现在世界上已不存在非理想的创造和变革，所有的社会进步都有理想蓝图。从古罗马十二碑到商鞅变法，从英国的君主立宪到法国的法兰西共和国，从美国的合众国体制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渐进的社会进步和激进的成功都出自人的理想，而且，变革的深度都与理想有直接关系，浅薄的理想带来微小进步，深刻的理想产生巨大飞跃。

文明理性民主意识形态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过去理想主义的继续。在否定旧意识形态中，她肯定君主时代开明者的进步功业，肯定资本主义开创者颠覆封建制度的积极意义，肯定权贵阶层民主制度带来的表面平等，也肯定共产主义者追求大同的社会探索。她与一切为人类进步的理想探索同宗同脉，她继承着前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内核――进取、开放、理性、探索和不屈不饶传统。

过去的理想主义常常高举暴力反抗旗帜，北伐和解放战争的奋斗以大批人的牺牲（自己方面和敌对方）为代价，酿造成了太多的个人和家庭悲剧。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为新理想主义提供了一个条件，尽管今天的中国法律和法庭还不属于真正的公法，但以现在的党法为手段揭露一些专制目标已经成为可能，理想主义者可以通过将专制者告为犯罪人的过程完成新意识形态建设。旧理想主义通过暴力对抗获得政权，新理想主义通过抗争获得公民理性启蒙和思想解放；旧理想主义以政权更替推行自己的主义，新理想主义以开启文明民智追求一个新体制时代；旧理想主义贪图中国五千年古厦，新理想主义为了中国每一个呼吸着的智慧生命。

推动一个国家进步的精神基础是理想主义，中国进步的文化内核也是理想主义，不是民族主义，不是大汉文化。汉文化可以凝聚民族，但如果缺少理想主义，民族文化会变成狭隘民族意识，固步自封，自我陶醉，一个博大精深的民族会变成历史古董，或者古化石，而不会有生命力。

谁来引领新意识形态

谁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文化和意识形态解放？囚禁了六君子的慈禧不会有思想自由，屠杀过青年学生、共产党人的蒋介石不可能有思想自由，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有思想自由，那么，在1989年六四屠杀了大学生和平民百姓的中国共产党专制权贵可能有思想自由吗？不可能，事实上它现在还在囚禁自由意识形态。其一在观念上，他们认为所有关于中国国家根本体制的思考必须由共产党权贵进行，其他中国公民无权提出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最新的表现为刘晓波先生被因言下狱；他们认为共产党的谬误只能由权贵自己发现改进，普通人（包括普通党员）无权指责，既使看到也不能说。在心理上，他们十分害怕有人超过自己，十分害怕出现有新意识形态的独立组织和领袖人物。其二，因为1949年后它积累了太多惨杀思想者的孽案血债，背负了太大恶名，今日中国共产党已经从追求民主自由的党褪变成为世界最大的专制象征。由于担心被否定，共产党权贵集团已经不敢让任何公民真正获得思想自由，哪怕此人今天还是权贵集团的成员。

当然，这不是说共产党员（包括个别权贵层的党员和领袖）都反对民主自由理想，相反，在共产党权贵和独裁者当道后，许多被迫害者原来都是共产党员，有许多人还是从共产党权贵层被清除的。1949年后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多轮党内清洗，经历了一个从平民化到权贵化的演变。演变后的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体制和指导思想上完全背离了基本民主原则，书记和领袖任命制和思想清洗运动是它堕落的两大特征。在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贵族独裁体制的转变后，党权意识成为这个党的潜意识和实际上的指导思想。然而，尽管经过严酷的清洗运动也没有使所有共产党员都成为拥护独裁和党文化的思想奴才，许多共产党员原来是理想主义者，如今依然对文明、民主、自由理想心怀想往。共产党内两股势力的争斗在其60年执政期间一直没有停止过，共产党内专制与反专制、理想主义与维护特权的争执随着领袖变更现在更为激烈。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这个党的思想已走到了时代对立面，那些依然追求理想的共产党员在反省时事中是否会另树旗帜，实现自己的追求，很值得期待。

中国民主党派中谁能挑起这个历史重任？今日共产党外所有持民主口号的政党都被归入“民主党派”，所谓民主党派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被迫害党，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独裁，主张意识形态和政治多元化，要求国家法制化。另一类为在朝无权党，希望民主，却不敢反独裁；想说话，却害怕婆婆骂；精明地打着小盘算，畏畏缩缩地当个小媳妇。后一类民主党派只有利益，没有思想，他们的一切声音都服从一个前提，就是自身利益受到执政党保护，这样的民主党派现在和将来都是附庸，可以有呻吟，不可能具有呐喊。

今天在反独裁反“党文化”的体制外民主党派中，有没有一个民主党具有成型的新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可能成为制衡共产党的领头羊，领导中国人民与今日独裁者进行意识形态抗争呢？还没有。这说来不免令人遗憾，但却是实际状况。现在大陆（包括海外）的思想异见者及民主党派为什么没有新意识形态领军核心，一个原因固然在权贵派手中掌握着强大国家机器，但更主要还在民主派自身意识形态境界与共产党差距并不明显。认真地审视一下，现在除了政治制衡和选举理念，哪个党派有更系统全面的意识形态思考？以2008年12月大陆民主派推出的代表性宣言『零八宪章』为例，『零八宪章』中提出的主要原则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并非没有。共产党从来也没有说过不要“民主”，早期共产党为争取民主自由牺牲了那么多党员，这些“民主”资本现在被独裁的共产党权贵派用来美化自己，同时他们又搞出集中制民主化改革理念，基层有限选举实验等等“民主”花样；而民主党派除了六四被镇压一事，并没有更激励民众的实际作为和新建树。尤其在意识形态上，民主党派甚至没有代表性的、能凝聚中国新意识群体、令中国思想界振奋的旗帜性思想刊物（网站）；体制外民主派的观点有时甚至使人感到与共产党的理念差别只是程度、进度不同。

从《零八宪章》还可以看到，民主党派对中国权力层和共产党内一些有责任感的人提出的理性想法，如民主制和多元化思想环境会不会带来国家意志涣散问题，多民族文化意识差距会不会造成民族纠纷和国家分裂问题，私有观念扩大化与大同理想之间的矛盾问题，制衡意识对决策正确性及效率的影响问题等，并不给予认真思考和重视，只是一味抽象地宣誓民主。而民主党派自己内部缺少核心系统思想、无程序规则、无凝聚力的涣散组织状态又恰恰反映着民主党派的“民主”后果。如果以现在民主党派的实践效果进行国家范围放大，那情况将很不乐观。如此可知，目前大陆和海外被压制民主党派还不具有承担历史使命的能力，如果要中国人民选择民主党派，民主党派自身在观念和组织上就要重塑自我，令国人信服。

对中国来说，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香港民主党派目前的影响力都波及不到中国内地，因为，目前他们自己的定位都在小区域内，力求保全自我，振兴中国的责任恐怕不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中。如今的国民党在意识上已经不再是一个中国政党，而是一个台湾地区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旧到褪去了中国和时代色彩。

时代呼唤社会理想主义脊梁。由于媒介技术发展和文化普及，中国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活跃程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再次上升，特别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网络和通讯迅速普及化带来了民众思想空前活跃，使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专制体制处于防不胜防的境地。面对如此意识形态自由效应，党文化专制体制的瓦解前景可以说已在眼前，现在缺少的是一个新理想主义擂鼓手，一个新意识形态领导核心，一个有人类文明理想、有有效组织规则、能够凝聚理想主义思想者的组织。时代造英雄，对此笔者深信不疑。

为什么这个脊梁一定是理想主义组织，而不是理性现实主义，不是自由民主主义，不是专家精英主义？因为在历史上，只有人类社会中那些具有理想情结的人才是人类中最有开拓性，最具献身精神，最能够感动、带动和凝聚群众的社会中坚。民主主义者大部分有个人主义倾向，理想主义者大多数重理想先于个人，所以后者更有民意感召力。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再塑造有凝聚力的理想主义精神和组织。在党文化去势过程中，谁能为人民竖立起新的理想主义旗帜，凝聚起中国民众的新观念，谁就是中国的未来。站在这个视点看，今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理想主义者，明天可以是同一面旗帜下的战友。

新理想主义组织三原则

所有的理想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来实现，建立社会理想主义核心组织不可缺失。什么样的组织可以保持一个理想主义组织的鲜活生命状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曾经都是由生气勃勃的理想主义者组成的，这两个党的蜕变教训值得新理想主义组织深刻汲取。笔者认为，未来至少有三个原则在新理想主义组织规则中应该得到重视。

原则之一： “重律己，不责人”。

理想作为一种信仰应当是信仰者自己追求的目标，而不是理想者强制他人的压力器。理想主义情结是一种以主观完美认识为目标，并按照主观假设改变现实的意识。因为人的认识受到客观环境和条件局限，人的“完美”认识只能是阶段性的完美，不可能是永久真理。就是说，理想主义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应成为目标，不然她极容易成为继续更新的理想认知障碍，成为空想或恶魔。将自己已有的理想强行为统治性社会蓝本曾制造过巨大社会灾难，所以，共同理想者可以结党，但理想主义组织不可以封闭组织内言路，甚或把自己的理想强加于社会。

信仰绝不能强加于人，既使在同一信仰组织内。在同一个信仰不等于所有成员思想认识程度都会一致，以各种变形变相形式迫使他人接受的“思想”都具有专制性质，如通过利益威胁和诱惑，设计不平等条件驱使他人接受等等。理想主义组织形式应该像军队一样有效，但却不能如军队一样缺乏个性思想。换句话，加入组织的人虽是自愿的，虽然知道要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付出，并接受律己规则，但他也应该知晓自己有思想权、质询权和请求公议权。理想主义组织需要在运行原则上区别社会市场化方式，拒绝偿付等值，拒绝等级条件。组织核心领导者和领导核心层特别要靠以身作则和民主获得大家拥护，组织应该有有效程序阻拦那些惯于责人、有责人品质的人于领导层之外。在组织内部应该有宽容活跃的思想环境，有表达拥护与反对组织决定的有效组织程序。在组织与个人关系上，组织特别需要律己，而不是规定组织高于成员、优于成员。原则决定权不属于组织核心领导层，大是大非面前一切以民主化组织规则为判定准则。如果这个组织的总原则发生重大分歧，那么就说明这个理想主义组织本身已存在根本问题，需要改革了。

从理想到虚幻只有一步之遥。每一个理想主义者都有可能在一些问题上产生脱离现实的虚幻想法，这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当一个人身为理想主义组织领袖时，他的臆想就需另当别论了。如果这个组织在个别领袖绝对控制下，理想主义组织就可能被个别领袖的虚幻臆想所支配，这个组织的行为就可以造成与其规模和能量相等的荒谬或者灾难，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和很多国家都发生过。所谓“主义”绝对化教条化即意味着某些领袖的臆想支配了人们现实的思想自由。因此，吸取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在新理想主义组织中确立思想“只律己，不责人”原则，有利于节制个别领袖对一个理想主义组织的专制，防止少数领袖主观盲目性想象造成规模性组织集体行为荒谬、错误。

原则之二：拒绝投机思想。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本能心态是投机心理的人性基础，是一种社会活动心理常态。由这种心理产生的投机者眼睛自然总是盯着利场、官场和名场高处。当一个理想主义组织处于社会制高点时，大量怀有投机心态的人加入到理想队伍中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一般情况下怀有投机动机的人加入理想主义组织并不会对组织产生危害，因为，理想主义组织是这个社会大环境中逆潮流而竖的理智之石，理想主义组织本身有能力消化投机。但历史上也有两种情况导致理想主义组织被投机者毁坏，一是因为惧怕投机者进入，实行自我孤立，脱离大社会；二是领导层被投机思想腐蚀和侵入，组织失去转化投机意识的能力，投机意识在组织内成为主流，甚至取得主导地位。

防止投机者进入领导层的前提首先在识别一个人的真实思想。判断人的真实思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何况一个人的思想本身随条件和观念变化而变化。投机者可以变成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也可能变成投机者，或者一个人同时具有两种心态；加之投机者常常与两个同盟者“蒙昧和幼稚”互为兄弟，蒙昧和幼稚经常扮演投机者的同情者保护人，亦使情况更复杂。当组织内投机和蒙昧幼稚群体到达一个数量级，投机者控制理想主义组织就具有极大可能性。因此，拒绝投机就不是简单地拒绝某个人、某些人的事，可靠的办法是建立有效的组织程序，鉴别和防止投机者进入领导位置。比如建立思想识别机制，通过群众和职业者的眼睛来识别；实行以下选上和观念考核的民主程序，使投机活动始终在被监督下；设计无利机制和上下同一原则，即官兵待遇平等，组织内无利可逐机制等等。组织对成员的长久吸引力定位在追求理想的愉悦，定位于来自民众对理想主义组织成就的敬慕、崇敬，定位在组织给成员带来精神活力。

危险时期机会者基本不会选择理想主义组织，高发展时期进入理想主义组织的机会意识就会增加，而且主要表现为意识激进，就是人们所说的“极左”。投机者常常比理想主义者更“原则”，观念更极端化。循着共产党建政后的轨迹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悄然变化，很多党员为提升个人地位屈意迎合上级胃口，派系为加强本派实力提携投机者，然后党内派系将本派代表推举入决策圈，这个过程同时使各种投机风气充斥共产党内。共产党没有有效的机制阻挡这些人进入领导层，更没有有效机制防止和清除来自组织高层的投机，于是，共产党重蹈国民党覆辙便自然发生了。每个组织在由小变大的过程中都采取过广泛吸纳成员的组织策略，大量怀有投机思想心态的人进入组织后使领袖层有投机心态的领袖得到数量支持，形成了理想主义组织蜕变的基本条件。现在的民主党派内投机的状况也不少见，民主党派领导层处于投机思想包围中是其难成气候的重要原因。不得不看到，投机主义能够在组织中取代理想主义，既与领导核心中混入投机者和程序不严密有关，也与理想主义者自身的致命弱点――观念洁癖不无关系。纯而又纯的理想洁癖会导致思想极端，组织孤立，组织结构专制，在组织中形成投机性栽赃陷害、投机取巧倾向，最终造成组织内关系分离和组织瓦解。

从以理想为组织核心到以理想形式为目标，这个过程很耐人寻味，值得新理想主义组织深思。投机与党派、教派性质没有关系，任何势力组织中都可以发现投机者。从气质角度看，气质有天性，国民党中的理想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理想主义者和民主党派中的理想主义者属于同一类人，他们与各自党派内的投机主义者都格格不入。理想主义者永远是理想主义者，不管他在哪个队伍中他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与投机者永远不会真正为伍。在充斥着投机气氛的地方和被投机意识控制的组织中，理想主义者只有另建队伍，重树旗帜，否则就是理想主义的死亡。今天的共产党、国民党内有理想主义者，同时有权贵和投机者；民主党派有理想主义者，也有投机者。双方都存在理想主义者主导，还是投机派主导的问题，都存在如何对待自己队伍中的投机者的问题。如果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未来，理想主义者有什么不可以联合呢。

原则之三：对家庭观念保持清醒

当代中国家庭形式和家庭观对理想主义者有着巨大影响，婚姻是又一个改变理想主义者和理想主义组织的重要因素。有一个现象在理想主义组织中反复出现，当一个新理想主义组织诞生时，她的领导层大部分人员为未婚者，而当其核心成员变成拖家带口的中年人时，理想主义组织就出现了意志蜕变现象。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理想情结是一个人的信念，而信念并不是一个人的全部，当他/她组建家庭后个人信念就变的复杂起来。信念可以抑制一个人自己的欲念，但大部分情况下不能抑制家庭成员的欲念，何况在现实社会条件下自然赋予人的欲求和利益本能存在于所有人（包括理想主义者）的潜意识中。当家庭组成后一个新的生活原则“家庭原则”取代单身意识自然竖立起来，维护家庭利益在家庭中是不言而喻的自然准则，得到家庭成员（特别有了孩子后）的维护，在这个问题上家庭成员没有选择余地，除非家庭解体。就是说，当组成婚姻和家庭（有孩子）时理想主义者在观念上最自然地发生了变化，在个人利益与社会理想之间他们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第三者――家庭和家庭利益，这个第三者同时让理想主义者的本能从潜意识中不知不觉浮现上来。由于封建制以来婚姻形式都有很强的世俗捆绑性，单身时一个人可以为理想牺牲自己，但组成家庭后他没有权利牺牲他的亲人和自己，所以，当持有不同观念的配偶与理想主义者在信念上发生矛盾时，常常使理想主义者对自己的原有原则变得顾虑重重，无所适从。现实情况是多数情况下组成婚姻的两个人观念不会完全相同，因此家庭矛盾会最经常最细微存在。

面对家庭原则理想主义组织也经常显得无能为力。因为家庭成员不可能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组织也无权约束理想主义者的家庭，更改变不了家庭高于个人的观念。可以说，这也是中国两大理想主义组织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建立几十年后从理想主义向市俗化转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明白婚姻和家庭对理想主义者观念的深刻影响，明白理想主义组织面对的实际环境，建立有效的组织机制来处理好家庭原则是一个理想主义组织能够长期具有生命力的大事。也许新理想主义组织可以在决策领导层保持一定比例有独立思想能力的未婚年青领导人；或者在组织结构中设立家庭部，协调和指导理想主义者的家庭困惑。

结束语

在当代人类史上，造成人性扭曲，积累着大量畸形专制恐怖罪行的两个最大专制思想源，一是伊斯兰原教旨极端意识，二是以党文化为标志的共产党专制意识。这两个思想源目前统治着世界大量的人口，有统计数据说，伊斯兰人口占世界人口25％，共产党集权统治下人口占世界19.89％，两项相加约占世界人口的44.89％。形式上这两个思想源非常相近，党文化排斥其它思想，进行社会思维专制，鼓动崇拜效忠“党高于一切”观念；伊斯兰原教旨极端意识甚至组织教徒做“人肉炸弹”，为真主而献身。这两个思想源的存在是世界走向文明必需克服的障碍，因此推动中国的文明理性化意识形态对整个人类社会进步意义非同小可。

先进意识形态是理想主义者们思维的结果，不是谁的专利，不属于任何政党和思想派别（如民主党派、共产党、改革派等）。现在一些民主人士和党派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受到共产党权贵方的压制迫害，因此就是民主意识形态的代表者，这种感觉值得思量。历史告诉人们，所有的新理念新理想都要经过中国民众选择，这对各党派都一样，民主人士和党派不会因为受到过共产党专制迫害，其思想理念就必然成为中国民众的选择。

一个国家成为世界成功者不是偶然的，从历史发展看，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前途和国际影响力。文化和意识形态奠定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体置、经济机制、科学追求方向、教育方向和国民素质，决定国家对民众的向心力和激励力，引导一个国家的未来。

中国和世界意识形态进步是不可抗拒的，理由在于意识形态进步具有社会自身动力。首先，天下有无数思维者，所有的积极思维者都可能成为启蒙之源，特别是在开放型文化教育和思想传播技术开始高度普及的今天。其次，启蒙先行者的思维对大众觉悟只是起着引酵作用，真正催发觉悟的条件还在困惑压制威胁民众的环境，对生活环境的不满最经常地促使人们思考和觉悟。压力变动力规律早已无数次被证明过。

文明是一个过程，在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唯一能引导人类达到文明彼岸的向导是我们自己的理性思维，是思维的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反省和思辨。文明是一场战争，一切国家内和国家间精神的、物质的、文化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斗争都是这个大战争中的局部战役。专制和蒙昧意识形态之所以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它代表着原始，它对抗的是整个人类的理想和觉悟过程。人的蒙昧不可能永久，觉悟每天都在增加，就像孩子一天天必然要长大，头脑必然会开化，无人可以截止。当每个人都懂得思想，懂得维护自己和他人思想自由环境，那一个文明之国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