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的播出，引起观众的热切关注。长期垄断信息资源、腐败且低能的央视，总算有了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从二十年前的《河殇》到二十年后的《大国崛起》，时间横跨了两个千年，这两部电视片亦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难于上青天”的鲜活见证。前世今生，沧海桑田，让人唏嘘不已。
今天中国言论自由的尺度远远比不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河殇》敢于直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倾性和保守性，呼唤以“蔚蓝色”为表征的西方文明。当时思想开明的总书记赵紫阳，亲自向高级官员们推荐此片。而今天的《大国崛起》，不敢涉及任何中国的现实问题，只能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方式旁敲侧击。在言及“制度文明”的时候，还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即便如此，它在万马齐喑中，仍然显得鹤立鸡群、一枝独秀。
何为“大国”，如何“崛起”？在长达十二集的《大国崛起》中，先后介绍了晚近五百年来九个大国渐次崛起的历程，它们分别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真正的大国，不是以疆域之广、人口之多和军队之强来衡量，更重要的标准乃是其文化思想的创造力及对世界的辐射力、经济的活力、科技的创新能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有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否能够体验到充沛的幸福感和尊严感。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与“大国”显然无缘。今日经济畸形增长的中国，文化因禁锢而凋敝，民众因专制而冷漠，公义因腐败而失丧，“和平崛起”更是遥遥无期。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之后，在由官方制作的大型电视记录片中，《大国崛起》第一次肯定了“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正面价值”。两年前曾到中南海担任“南书房行走”、给政治局常委们上过课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钱乘旦，是该片的学术顾问。作为世界历史方面的学术权威的钱氏，在论及英国崛起的时候，盛赞英国的自由经济制度和背后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也阐明了英国是最早建立多党制、议会制和选举制度这些“政治文明”的国家，这些制度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当然包括曾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在内。香港与大陆名为“一国”，实则“两制”——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可惜的是，这样的话他却不敢在中南海的课堂上放胆言之。
同时，《大国崛起》也不再遵循老祖宗马克思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判断，即便对殖民主义也有了相对客观的评价，承认西方的殖民主义给落后国家带去现代文明。虽然被采访的若干西方顶级学者的言论并未充分呈现，但在新闻检查官的“火眼金睛”之下“幸存”的只言片语，已经让长期被谎言所欺骗的民众竖起了耳朵、睁大了眼睛。
老学者季羡林以“东风压倒西风”之说，乐观地估计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即有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霸主，一时间，“爱国贼”们欣喜若狂，一副义和团式刀枪不入的模样。但若以《大国崛起》中的标准来评估，结论很简单：一日中共一党独裁的制度不去，一日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便无法复兴，一日中国的大国之梦便无法实现。
“和平”是一面遮羞布
西方世界遭到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而中国经济的表现却红红火火。于是，中国的民间和官方越来越显得自信满满，中国即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新的霸主的说法甚嚣尘上。汉唐盛世的景象似乎触手可及。此前，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未来之命运有两种预测，一种是崩溃论，一种是威胁论。如今，后一种说法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
“和平崛起”是胡锦涛喜欢使用的宣传术语。这表明中共已走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因天安门屠杀造成的国际封锁和心理自闭。尽管关于天安门事件仍然是言论禁区，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权者重新找回了自信，也再度招安了一批鼓吹爱国主义的御用文人。当年邓小平苦口婆心告诫的“韬光养晦、不出头、不称霸”，已成为一张翻过去的老黄历，胡温要在国际舞台上闪亮登场了。
然而，中国是否真的能够崛起，仍然悬而未决。中国内部的问题极其严峻，政治制度的转型尚未完成，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矛盾日渐尖锐，贫困阶层生活艰难竭蹶，文化信仰和共同价值空缺，环境破坏和能源浪费触目惊心，民众缄口结舌，前景如堕烟海。在此背景下崛起，何谈容易！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荀子便说过：“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今天的中国，像其中的哪一种国家呢？路透社在一篇题为《中国是穷国还是富国？》的报道中说：“作为新兴力量的中国，手上握有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且在不断谴责富国对经济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贫困人口，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收入的标准，它与柬埔寨和危地马拉为伍。”
其次，即便中国真的能崛起，这种崛起会是和平的吗？中国的崛起对周边国家乃至全球而言，究竟是祸还是福呢？中国民众固然热爱和平（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老百姓不热爱和平呢？），但他们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从来就没有决策权。历史已经证明，破坏和平、发动战争的往往是独裁者和专制制度。一个对内尚且不能实行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的政府，能企望它成为世界和平的柱石吗？
自古以来，中国的政体便与民主制度无缘，历代统治者对内独裁专制，对外必然穷兵黩武。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唐太宗到明太祖，这些帝王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发动过多少扩张领土的战争？而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使得所有扩展领土的战争，在历史记载中都是正义之战。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更是四处征战，视民众生命如炮灰，视社会财富如粪土，视世界和平如玩物。首先是出兵朝鲜，支持先挑起战端的金日成政权，悍然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使北韩在其卵翼下存在至今。北韩政权对内荼毒民众，对外以核弹讹诈，是当今世界最不安定的因素，难道不是中国一手造就的祸胎？其后，中共与在万隆会议上亲如手足的印度发生边境战争，“第三世界”的团结被中共一手摧毁。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中共也众叛亲离，与“老大哥”苏联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全面战争一触即发。“文革”刚一结束，人心思定，邓小平却为了维护红色高棉，又发动对不听话的“小弟弟”越南的战争。
近年来，在中共的煽动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这是当局企图将国内矛盾往外引导的毒计。目前，中国与若干周边国家之间都存在领土争端，与日本、印度、韩国、印尼、越南等亚洲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之间更是面和心不和。台湾问题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导火索。如果是一个民主的中国的崛起，以上问题便通过谈判迎刃而解，并进而在拱卫世界和平方面作出卓越贡献；但是，如果是一个独裁中国的崛起，那必然是纳粹德国式的崛起，将会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难以想像的灾难。
斧头帮的《建国大业》
中国媒体上高调报道说，两岸三地的影视明星、文人、商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参与电影《建国大业》的演出、编导和投资。因为报名参演的明星实在太多了，分配给每个人的戏很少很少，他们连露脸一秒钟的机会都当作莫大的光荣，甚至还有大牌明星的戏份最后被剪掉了。即便如此，这些参加演出的明星们个个不取分文，简直成了活雷锋。但是，口无遮拦的韩寒揭穿了这些明星们虚伪的爱国心——原来他们十有八九都早已加入了外国国籍，他们像泰坦尼克号上的老鼠一样及时逃离了一艘将要沉没的大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最后一刻回来再偷吃一块香甜的奶酪。
这部电影的名字由两个词语组成，一是“建国”，一是“大业”。先说“建国”，这个名字根本就错了。中国并未“建国”，只是“建政”而已。中共将“建政”偷梁换柱为“建国”，仿佛没有他们，中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似的，如此不是斩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统治大陆，只是政权更迭而已，难道此前的“中华民国”不是中国吗？这不正是台独最喜欢的论调吗？
再说“大业”，这部电影弘扬的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大业”呢？所谓“大业”，不过是更加残忍的斧头帮（共产党）战胜了残忍程度稍逊一筹的斧头帮（国民党）。正如法学家萧瀚概括的那样：最基本的中国特色即斧头帮精神——“试看中国四千年，从商汤到最近的斧头帮，哪个政权不是用斧头砍出来的？”中共奉行“成王败寇”之历史观，即学者吴思提出的“血酬定律”（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吃这碗饭的人就比从事生产的人多得多。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中共用土地改革的谎言欺骗亿万农民充当其夺权的炮灰，而一旦黄袍加身，宝座坐稳，便立即翻脸，将农民打入十八层地狱。
《建国大业》是一部斧头帮的家史，与其说“建国”，不如说“窃国”。迄今为止，中共始终是没有经过合法登记的非法组织，中共政权仍然是没有经过民众选举与授权的非法政权。不过，先贤早就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斧头帮的首任帮主毛太祖也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以中共六十年来杀人之多、祸国之烈而言，两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帝王均望尘莫及。中共不仅心肠最黑（以“枪杆子”即暴力夺取政权）、脸皮最厚（以“笔杆子”即谎言愚弄百姓），而且金钱最多（依靠中国式的“圈地运动”和超过十亿的奴隶劳工敛聚了天文数字般的财富）。所以，那些像苍蝇和蚊子一样两岸三地的明星、文人、商人和政客们，当然会“奋不顾身”地叮过来；即便是真正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们，也趋之若鹜、万国来朝。
《建国大业》是一部由一群拿着外国护照的“香蕉人”拍摄的电影，可见这个国家也太有面子了。据说，这部电影不仅是中共当局的“献礼片”，而且还要进军奥斯卡奖——这就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何必要去参加这个由美帝国主义所主宰的评比呢，何必要去忍受西方价值观的刁难与挑剔呢？干脆我们自己设置一个“斧头帮”奖，将第一届“金斧头”颁发给《建国大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