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网络，是否也会像其整体经济一样，轻松地将高速增长与政府压制相结合起来？
3月23日，谷歌将搜索业务从中国大陆撤出后的第二天，一位网名为小米的女士从她在上海的公寓中起床，在她的卧室兼办公室里坐好，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与互联网审查斗智的活动。她领导着一个分布在全世界的志愿翻译者团体。他们将西方新闻和学术领域中，被中国互联网所禁止的和尚未有中文版的报道与著作翻译成中文。在当天，利用在谷歌文件（Google Docs）社区的共享帐号，她和她的志愿者团队完成了一系列的翻译，所涉及的范围从《纽约时报》对谷歌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的最新采访，到七年前发表在《民主杂志》上的，对中共政体前景进行分析的文章《威权主义韧性的局限》。
当小米点下“发帖”键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揭示了政府控制的局限性：这些文字被发到一个博客上，以及谷歌文件的一个公共页面上。其链接被传播给近4,000名她在推特上的追随者（她的推特账号是@xiaomi2020），以及1,170名通过谷歌Buzz关注她的人，还有她在其他5个中国微博上的粉丝。尽管对于没有翻墙软件的中国人而言，Blogspot和推特被封了，但在中国国内的任何人仍然都还可以打开谷歌文件的页面――至少目前还可以（去年政府确曾封了谷歌文件一段时间，但最终由于公司和大学的抗议而作罢）。一旦发布之后，小米的译文往往被上万次地转贴到博客和论坛式讨论网站上。在那里，它们能够存活的时间长短不一，最终通常都会被托管服务商撤下来。因为这些服务商被要求进行自我审查。其读者总数会比转帖数量又高出几个量级，因为每个帖子都可能会被许多人读到，其中一些人还把它们复制到群发电子邮件中传播阅读。
小米采取了一些方法来保持她的匿名性，避免与当局打交道（这类交道常常以警察找当事人到当地警察局“喝茶”开始――这是对审讯活动的一种委婉说法。这种行为旨在让人们知道他们是被监视的，最终可能会导致当事人被投入监狱）。她使用Gmail（它是在中国境外保存和加密的），也使用一些技术手段，使她的IP地址显示为来自美国（其地址变更频繁，以防止被封）。当她要和别人通话时，她使用加密的互联网语音服务Skype――那是她在美国安装的一个版本，而不是Skype在中国推出的有可能被监听的版本。
在处于审查之下的中国互联网上，她在这些工具的帮助下取得的成果，并不是言论自由和抗议行为的唯一案例。近年来，基于互联网的运动――它们往往在数小时或数天内就传遍论坛和博客――成功地向中国政府施压，使其释放被关押的人、对丑闻展开调查（如绑架男孩后强迫他们成为“黑砖窑奴工”的事件）、以及将腐败的政府官员收监。“互联网带给中国人民的力量，超过了30年[经济]增长、城市化、出口和外国投资的影响总和，”中国问题专家黄亚生说道。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国际管理学教授。“中国可能仍然还没实现言论自由，但它的言论自由度比以前提高了，因为互联网已经为中国公民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而这种交流包括对政府的批评。
中国压制互联网言论的努力在不断加强。但之所以需要加强，部分原因是，网上有这么多内容让政府感到担心――或许有些多得难以应付了。中国的互联网，像它的整个经济一样，在规模和复杂度方面都呈现出爆炸性。中国现在的互联网用户达到惊人的3.84亿人――几乎是全世界总用户的四分之一。还有7.5亿移动电话用户，他们当中许多人使用手机上网。网络的迅速增长，再加上使用者们卓越的创造力和勇气，对中国网络造成的影响，至少与政府的压制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强大。“我们低估了中国互联网的活力，”伊桑·朱克曼（Ethan Zuckerman）说。他是博客宣传团体“全球之声”（Global Voices）的创办人之一。“我们听说那里有审查，就想像它的每一页上都是红色的背景加上中宣部的文字。其实网上交流还可以是极为重要和有趣的， 而我们严重地低估了它。这是当今最大的互联网，比美国的还大。为什么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我们把‘审查’想象为‘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人为造假’，其实‘审查’的意思是‘非常、非常复杂。’”
越来越高的防火墙
中国政府运行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全国性互联网过滤系统。虽然通常被称为“防火长城”（GFW），但它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多种策略的混合。互联网接入商（ISP）级别的过滤器被用来封杀西方网站（包括 YouTube、Facebook、Twitter、Blogger、以及《卫报》网站），还能阻止网址中包含违禁词的网站。那个日益增长的违禁词清单，列出了禁止使用的与政治敏感话题有关的关键字。政府在2009年中加强了这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日之前，和十·一60周年国庆之前。当局甚至在乌鲁木齐地区切断了整个网络，以封锁对那里发生的暴力抗议活动的报道。那些抗议是由在粤打工的维裔劳工被杀引起的。还有，政府在很短时间里，要求所有出售的电脑都预装可以过滤色情内容的绿坝软件（当国内外的人们发现该过滤软件还封锁政治言论――并且该软件本身有安全缺陷――之后，他们的愤怒使得官员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推迟安装）。谷歌表示它受到黑客针对人权活动分子Gmail帐户的攻击，由此促成该公司在3月决定停止审查搜索结果，并关闭其在中国大陆的网站。
为了避开封锁，有些人使用了诸如无界（Ultrareach），动态网（ Dynaweb），和Tor之类的工具软件，通过境外代理服务器访问被封网站。但是，政府的审查也已经封杀了越来越多的此类代理。而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互联网用户也懒得去访问任何西方网站。在过去十年里，流行的西方Web2.0网站在中国已经被拷贝，而这些山寨网站已变得非常受欢迎。比如Facebook的替代品“豆瓣”，其用户一般都是匿名的，喜欢对电影和书籍进行评论，而不是对个人化新闻进行论。YouTube的中国替代品是“优酷”，它自然对国内话题有所侧重。中国的论坛网站则含有大量的时事辩论。这类网站以QQ为首，它是中国第二大网站，在世界排名第十。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研究员、互联网过滤和监视领域的著名学者哈尔·罗伯茨（Hal Roberts）指出，中国互联网的流量，95%访问的是国内网站。他说，“象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因为对反映亚美尼亚人种族屠杀的视频不满而封杀了YouTube网站。中国虽然也封杀了YouTube，但还是提供了内容受到审查的优酷。他们说优酷更好，因为它是土生土长的中文网站，由中国人自己运营。”
中国政府之所以允许这些网站蓬勃发展，仅仅因为它们都答应自我审查。但被封杀的话题没有明确界定，而且审查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在中国，人人都知道存在着潜规则，”上海的一位软件工程师和风投家毛向辉说。他在2002年的时候就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博主之一。批评政权、促进民主、倡导人权或西藏独立等话题，往往会被封杀；对某些特定的事件和丑闻的讨论也会被封杀，比如 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以及2008年四川地震的丑闻（在地震中许多劣质校舍的倒塌造成了5,000多名儿童死亡）。中国政府越来越经常地通过罚款或关闭网站――甚至将为首者关入监狱――等手段，让当地的网络公司遵循这些潜规则。几年前，政府官员会“在一天或数小时之后打电话给你，让你删除一些文章。”上海的一位计算机程序员霍炬说。他开了个科技方面的博客，在国内被封。“过去中国政府并不关闭网站或公司。但在2009年，许多网站被关闭了。他们还删除文章，并试图控制舆论导向。”与此同时，政府奖励那些听话的人。中国互联网研究专家、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资讯科技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的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曾写过她去年11月参加的一次中国政府活动。在那次活动中，来自20家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高管，由于为“和谐、健康的网络发展”进行自我审查，而被授予2009年中国互联网自律奖。“中国可以使用非技术性的、利用线下的方式进行控制，”罗伯茨说。“说到底，派政府特务政府部门里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到人们家里登门造访，比过滤网络更加有效。”
中国的用户也进行自我过滤。有着3,500万注册用户的天涯论坛（####.cn）就实施了一种维基式的自我审查。帖子由一批“版主”（其他成员推选出来的普通用户）管理。如果有足够多的抱怨，版主会被解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据中国律师和互联网研究者、现任伯克曼中心研究员董皓（Donnie Dong）表示，这种方式很容易被接受。他说，“事实是，中国的局势已经让中国的互联网结构变得与众不同了”。他称之为“Cinternet”；小米等人则称之为“中国局域网 ”（Chinternet）。董说，无论哪种方式，“法律，包括法规和‘潜规则’，正在制定和修改着[原来的]准则。”
抗议活动在网上疯传
但这种‘潜规则’既没有能限制住网络普及的全面扩张，也没有能消灭触及审查底限的网上行动，尤其是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中文的搜索引擎百度，就提供了非常受欢迎的论坛――虽然政治性话题都被删掉了。去年夏天的一天，一位匿名人士在百度的《魔兽世界》游戏论坛上贴了一句话，此后它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流行语：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个无厘头的神秘句子，在第一天就受到700万次点击和30万条评论。人们围绕着它构想出幽默的对话，画了漫画显示这句话被奥巴马或萨达姆·侯赛因说出来，或被中国军官摆出中共标准像的姿势说出来。
然后，这个噱头突然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内涵。在原帖最初出现的时间不久之后，一位著名的博客作者郭宝锋被拘留了。起因是他指控政府涉嫌隐瞒在福州市马尾区发生的，对25岁女子严晓玲的野蛮强奸案。严晓玲后来因为伤势过重而死。在入狱前，郭设法发出了一两条简短的帖子[译注：郭当时发出的是英文推语]。其中一个帖子说：“我被马尾警方逮捕了，请求援救。”即使在管制严格的中国，也没有法律禁止呼吁人们回到他们母亲的家里。于是博客作者们开始呼吁人们给马尾警方寄明信片，上面写上：郭宝锋，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类似的消息出现在各个论坛网站。几天后，郭被释放。他后来把重获自由归功于互联网产生的“明信片运动”。在郭案中对Web2.0的使用“既令人振奋，也揭示了中国当前的网上社会行动中的一些普遍特征，”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和中国互联网学者杨国斌说，“与1989年的学生运动时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不同，现在的活动家们通过非常有创意的手段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要求释放某个人，处理腐败案或环境污染。这大都是发生在互联网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时候，中文网站只需汇集起公民的愤怒，就可以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在2007年，河南省的地方报纸报道了一起绑架案：有的男孩被绑走，卖到砖窑做奴工。这个问题一直没能引起当局的关注，直到某位女子在一个地方性网络论坛上发表了关于此事的一封信。根据杨国斌对此案的分析，该信被转贴到天涯，从此迅速传开。它在那里得到58万的点击量，在其他论坛上也有许多点击。众人的关注促使中央政府展开调查，并对两人提起公诉。在南京，出于对高房价的愤怒，当地的博客传播出这样的事实：前政府房管局局长周久耕，开凯迪拉克车去上班，还戴着昂贵的手表。这个曝光导致了对周的调查，发现他接受了贿赂，最终他被判11年徒刑。
即使是律师们和法官们，也正在试图突破限制。香港大学的法律教授和互联网研究者張善喻（Anne Cheung）说，她和她的同事发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对现政权的批评。一位名叫许志永的律师，经常在博客上记述那些进京上访却被关进秘密监狱的公民们的遭遇。有些政府官员被点名批评。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曾经是“一个敏感领域，”张善喻说，“但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当局可以容忍这一点。”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有勇气大声说话，那么你就或许可以通过互联网和Web2.0得到一些东西，”她补充道。
互联网共识？
迅速成长的中国互联网，中央政府的限制；只要这类限制不对业务造成额外负担，网络公司以及公众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类限制的同谋；政府经过算计之后，允许某些异议存在：所有这一切加起来，也许可以算作一种互联网版本的“北京共识”――这个词是一个概括性的术语，用来形容以中国的成功为范例榜样的另类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政府具有掌控异议的悠久传统。张善喻认为，一方面是政府对网站的控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网络的成长、网络创造性和活跃的网络行动，这两种趋势将在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互相擎制。朝开放互联网前进的过程“很可能是渐进的，而不是沿着既定方向线性发展，”她说，“我觉得这与中式风格一致――时松时紧。你真的无法预测。”
为了打破僵局，拆除网上长城，一些活动人士和国会议员主张西方应该在两个方面起到推动作用。一个是纯技术性的：提供更多的代理服务器。这些位于其它国家中的中性互联网地址，可以让在中国的用户访问完全开放的互联网。但是，这样做的费用昂贵――何况大多数中国人只访问国内网站，而这些网站采取自我审查，而不是在网络层被屏蔽。第二个策略是通过深度参与中国互联网建设的西方公司施压。这些公司包括提供路由器的公司、提供过滤软件的公司（这些技术是用来在其他国家过滤色情内容和其他内容的）、以及生产中国消费者所购买的个人电脑的公司。由企业、学术机构和人权团体在2008年成立的联盟“全球网络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GNI），正致力于制定一个自愿遵守的企业行为守则，以支持言论自由和人权。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微软，谷歌，和雅虎已经加入（雅虎是在给了中国当局有关两位活动家李智和师涛的资料，导致他们被判刑之后加入的）。“最好是在你陷入雅虎案那样的境地之前就加入GNI……而不是等到他们在国会里对你大吼，称你为道德侏儒之后再行动，”GNI的发起人之一麦康瑞说。但正如麦康瑞在最近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办法仍然有限。唯一能够被中国人大规模使用的反审查技术，必将是由中国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朱克曼补充说，善意的西方人至少要做到熟悉中国的网上规范和习俗，那就已经很好了。“在我们了解了中国用户喜欢什么和希望使用什么之前，我们将很难明白，应该如何成功地设计出绕过审查的措施，”他指出。
这就是象小米这样的活动人士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有些人会奇怪我们是谁、以及为什么在要这样做”，她通过安全的Skype网上电话对我说。她解释说，她的动机，与1989年时一样。当年正是这样的动机，将身为本科生的她吸引到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中。她回忆起那个类似伍德斯托克式的经历：大家露宿广场，一起唱歌，[有人]堕入爱河。她是在89年5月28日离开的――一个星期之后，中国的坦克和士兵粉碎了那场运动――她来到美国的学校获得了MBA学位，并作为软件顾问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她说：“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做得很好。我们抓住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机会。不过，还有梦想尚未实现。我们怀着这些梦想已有超过20年之久，但事情却仍在进一步恶化，而不是变得更好。”
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认为，当年天安门的示威者们，可能从没想到会看到象如今在网上这样对政策和官员的批评。“当我们衡量中国的进步时，不应该从街头的抗议，以及对这种抗议是否有新闻报道来判断，而是应该从中国公民在政策讨论中的参与程度来判断，”黄说，“按后者的标准，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这主要是互联网的功劳。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中国，而且今后还将让它变得更好。”中国的互联网，像其整体的社会和经济一样，可能会逐步地、断断续续地走向更大的自由。由于像小米这样的活动人士会变得越来越有创造性――也由于网上长城会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的互联网还会继续成长。尽管小米与网上长城打交道有着第一手的经验，而且不如黄亚生那么乐观，她也认为，这堵墙“终将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