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午餐时间与中国最著名、“最政治”的艺术家艾未未会面，老实说，让人有点惶恐。据采访过他的人形容，这个大块头男人总在沉思默想，难以打交道，也不爱说话。他还以喜欢砸碎东西闻名，而且，一旦说动他开口，他就会严词抨击北京当局。其言辞的激烈程度，就算在旅居海外的华人中也是少见的，更不用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人了。他的系列作品“透视研究”似乎就体现了他的性格。在这组照片中，他伸出一只胳膊，挡在故宫、埃菲尔铁塔、白宫等著名标志性建筑面前，挑衅地竖起中指。
没有多少记忆值得找回
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时，艾未未协助瑞士赫尔佐格-德梅隆建筑公司设计了鸟巢。这座钢和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成了中国的国家体育场。他后来抨击奥运会成了宣传工具，是“假笑”。他在审查制度、人权和掩盖腐败现象等问题上日益激烈地与当局叫阵，激怒了北京，当局关闭了他的博客，调查了他的银行记录，还侵入他的电子邮箱（自然是Gmail）。去年8月，艾未未在四川调查2008年大地震遇难孩子的情况，当地警方恼羞成怒，冲进他住的旅馆，殴打了他。一个月后，艾未未在德国被查出颅内出血，被紧急送往医院做手术。现在艾未未抱怨丧失了一些记忆，不过，他以自己特有的尖酸口吻嘲讽说，他没有多少记忆值得找回。
我们在他住的酒店会面。他此次来香港，是为5月份与美国装置艺术家维托·阿孔西 合办一次展览做准备工作。现年53岁的艾未未，看上去与一些大块头男人没什么不同：腆着大肚皮，头发理得短短的，胡须浓密——堪称“中国的海格”（《哈里·波特》中女巨人之子——译者注）。我们握了握手。虽说他外表看上去像一位武士，我头一眼注意到的却是他的温文尔雅。他5年没来香港了，于是我提议去附近的意大利餐厅Zeffirino。我们刚开始搞不清这家餐厅的位置——他耐心地跟在我后面，在电动扶梯上一会儿上，一会儿下，还遇到一条走不通的走廊，最后总算在富豪酒店31层找到了这家餐厅。
在服务生带领下，我们走过一段盘旋曲绕的紫色地毯，来到一张靠窗的桌子前。这里视野绝佳，能看到海港和山坡上高楼林立的景象。艾未未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拍照——他的动作看起来很随意，就从胸口的位置拍——他一会儿拍拍都市风景，一会儿拍拍桌面的布置，还拍了我，让我很窘迫。我们研究菜单时，他说：“你的职业很好，又能写东西，又有吃有喝的。”我回答说：“你的也不错。”
在纽约艺术圈边缘度过12年
艾未未的艺术生涯是从很低微的境地起步的。当时是1981年，为了逃离文革的创伤后遗症，他出国去了纽约。他在纽约艺术圈边缘一住就是12年，在这期间，他虽然结交了艾伦·金斯伯格等许多艺术家，自己也搞点创作，但大多数时候只能靠干点建筑工作、当清洁工和给人看小孩而得以糊口。上世纪90年代，他回到了北京，陪在时日无多的父亲身旁。他父亲艾青是著名诗人，一度与毛泽东过往甚密。
1996年他父亲去世前后，艾未未的事业开始风生水起。他以让人悚然一惊的“摔碎汉朝古瓮”等作品赢得声名，并被誉为“中国的安迪·沃霍尔”。“摔碎汉朝古瓮”由三幅照片组成，记录他随手把一只有2000年历史的瓦罐扔在地上、摔成了碎片的过程。他在北京创建了“东村”艺术家圈子。2000年他在上海与人合办了名为“Fuck Off”（意为“滚蛋”，中文名称比较温和，叫做“不合作方式”）的展览。46名前卫艺术家参加了这次展览，其中有位叫做朱昱的艺术家，参展作品是他在吃着据称是引产胎儿的图片。当局立刻叫停了这次展览。
所幸，在我们的午餐上，艾未未点的是南瓜汤、意式调味饭和三分熟的羊排。不过，听到我自己只要一份意式面就可以了，他犹豫着要不要点主菜。我于是改变主意，点了汤、烤宽面条和海鲈。我们各要了一杯巴罗洛葡萄酒。他拿着咸味橄榄面包沾柿子椒酱时，我问起他将和阿孔西在香港Para/Site艺术空间合作的项目。“我过去怎么也想象不到我今天会活跃在艺术领域，并有机会见到维托。”他讲起当年在纽约干零工时的卑微。“我那时是个刚从中国来的年轻人，我试图在艺术领域做出一番事业，但那在当时是异想天开。”谈起与阿孔西的合作，他说：“我们俩都对过去没有一丝怀念之情，我们都愿意着眼于现在。这是我们的共同点。”
“与人性有关的东西都销毁了”
我们的汤上来了，泛着金黄的色泽，简直可以拿来泼洒在画布上。这时我问他，为什么不喜欢怀旧。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派运动中，曾在巴黎留学的艾青遭到了批斗，当时艾未未只有一岁，他们全家先后被下放到满洲里和新疆戈壁滩。在文革期间的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运动中，艾青扫了许多年厕所。“当然，我得帮父亲烧掉所有的书，销毁所有艺术品。”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会儿，手上的一片意式香饼悬停在汤碗上方。他接着说道：“任何与人性有关的东西都销毁了。”说到“人性”一词时，他刻意加重了语气，他觉得这种品质正是当代中国最缺乏的。
他不想沉湎于怀旧之中，而想要洗劫过去、全力投入未来。他饶有兴致地谈起互联网沟通人际、迸发探究精神的潜力。他说道：“我们处于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建构我们的知识、从头开始的机会。”然而，我纳闷的是，他在文革期间的童年经历，不是应该教给他要珍视历史，不要把颜料泼洒在古董上，或者在上面涂画可口可乐的标记？（作为艺术家，这两种事都他干过，在明代的花瓶上。）“我们从过去的生活中学习，”他郑重其事地说。“你必须了解了，才能去摧毁。你只有成为行家，才能摧毁某件东西。一个普通人无法摧毁一座桥，只有结构工程师才干得了。”
我说，就算是我也能打碎一个瓶子。我指的是他在1995年的作品。“嗯，可你从来没这么做过，”他反驳说。“人们就是放不开手，让东西掉下去。我就从不犹豫。”
“这个问题简直让我无语”
汤碗撤下后，一份意式调味饭和一份波菜烤宽面条端到了我们面前。这时我问他，他是怎么看自己的艺术作品的？他曾自称是“自己的现成品”，这是借用了马赛尔·杜尚的说法。我问他，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的反抗和维权活动——是否可以认为是他的艺术？他咀嚼了一会儿说道：“这个问题简直让我无语，因为我不知道，我对此了解多少？即便做出行为的是我。哪部分是自觉的，这种自觉是否重要？哪部分不过是因为公众情绪而做出的？这又是否重要？”
他说，他的艺术和他的政治活动是区分不开的。去年，他用9000个学生背包覆盖慕尼黑艺术馆的外墙，以此悼念四川地震中的遇难者。在这场地震中，很多人被埋在了腐败承包商用廉价材料盖起来的、不牢固的校舍之下。艾未未在网上召集了一批调查员。他们发现，遇难学生大部分是20所学校的，当别的学校在地震中屹立不倒时，这些学校的校舍坍塌了。艾未未把这些背包排列成几个中文字：“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过了七年。”这是出自一位悲伤的母亲的一句话。
理解自己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
艾未未表示，查找四川地震遇难者名字这件事，“让中国很多人开始理解自己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它的意义比行动本身大得多。”接着，他大胆地拿中国书法作比，说：“这种举动就像在一张白纸上涂抹。”
今年10月，他可能又会搞出类似的举动，届时他将应邀在泰特现代艺术馆轮机房布置展品。在他之前，路易斯·布尔乔瓦和卡斯腾·霍勒分别在轮机房展出大蜘蛛和“惊慌失措”（指滑梯——译者注）。他不便透露会布置什么展品，但表示在英国做这样一个项目是他的梦想。
我的烤宽面条味道不错，而份量之小——以及让人兴味盎然的交谈——让我庆幸还有一道菜要上。艾未未的羊排上来了，一块块很雅致地叠在一起，配以浓绿的薄荷酱。“你想来一块吗？”他用餐叉指了指他的碟子，亲切地问道。
艾未未的艺术与维权活动之间界限模糊，这让当局更不好拿他怎么办。他说，他在四川挨打，可能是当地乱搞的，而不是北京要打压他。他怀疑他在国际上的声誉或者他父亲的名望能够庇护他。“我认为谁也不能保护我。不存在什么界线。”他坦承，他可能会忍不住把当局逼到——甚至超出——他们能够容忍的底线。他说：“这就像个赌徒，连赢了好几把，于是就想：‘手气太好了。\’于是就幻想会永远赢下去。”
“我们必须教育整整一代年轻人”
他吃完羊排时，我问起他为什么信赖互联网。当年他热衷于“竖中指”，现在他喜欢上了另一种手指活动：狂发博文和推特。我问他，在中国，政府审查机构筑起了有“长城防火墙”之称的过滤审查系统，推特和脸谱遭到封杀，而谷歌觉得不得不退出，这些事情是否说明万维网容易被阉割？也许，这既是个号召众人的地方，也是个让人分心的事物？“的确是这样，但我们必须教育整整一代年轻人，这比仅仅改变（政治）体制更为重要。它组织起人们，教育人们如何对付这种社会，要负起责任，要有所期待。”
他兴致勃勃地谈起推特。推特给善于翻越“长城防火墙”的中国人带来“一千年以来的首个机会，让他们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此外，推特也很适合中文的言简意赅特点。每个汉字都代表一个概念。“用中文，（140个字）你可以引诱一个女孩，拟定一部章程，编一个短篇小说，或者讲述一个动听的故事。”他的@aiww有36320个人跟随。他的一条推特这么写道：“没有什么户外运动比向威权政府扔石块更加优雅；没有什么混战比那些发生在网络空间的斗争更令人振奋。”
“中国像个跑得极快、但有心脏病的选手”
艾未未要了茶，我要了咖啡。我说道，在中国旅行，我感触很深的一点是，我能明显感觉到人们很乐观，可是听艾未未的话，人们可能觉得这里缺少希望。我委婉地提出，现实有点不一样。“不是有点不一样，而是很不一样，”他回答道，“中国是个丰富多彩的国家，人们有很多自由。”然而，司法不独立和政府限制言论自由是致命缺陷。“中国就像个跑得极快、但有心脏病的田径选手。”
一只银色茶壶端了上来。他倒茶时，我又把话题扯回他父亲身上。我曾读到艾青以扫厕所为自豪，这让我印象深刻。“都是破破烂烂的公共厕所，又脏又乱，”艾未未回忆道。“有时候，他回家时身上沾了粪，他又没有别的衣服。但他很平静，他说：‘60年来我竟不知谁为我扫厕所。\’这话让我们心悦诚服。”
上世纪40年代艾青曾与毛泽东关系亲近。毛泽东给艾青写过五封私信，这曾是艾家的一大骄傲。艾青与共产党闹翻、文革如火如荼之际，红卫兵抄走了那些信。但艾青记得信的内容。艾未未回记说：“有一封是要我父亲约个时间探讨文化和文学，还有一封是要派匹马来接我父亲走。”我能感觉到他的怀旧情绪。假如艾未未现在拥有这些信，他会考虑销毁它们吗？他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确是政治人物，但这些是私人信件，传达了两个男人之间的情谊。”对于这些历史的碎片，他会保存完好。
本文作者戴维?皮林是FT亚洲版主编
